经典的保险理论是用边际效用模型来解释的，面对新语丝及我想象的读者，
我能用白话解释就是，你持续5年每一个月损失50元远不如一次性地损失3000元
让你感到心痛，尽管二者在经济上等价。保险公司就专门向你收集这50元，而在
你损失3000元时弥补给你，让你欣喜，你这一次相当于“赚”了2950元！
尽管我喜欢首选经济分析作为我分析问题的工具，但我认为边际效用模型并
不能全部解释保险现象，即使是在传统的保险领域（比如说极端现象）中，社会
因应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对保险公司来说，它们并不等到把你的所有的50元都收集齐了才赔付你的损
失，而是在你损失发生后立即支付给你。保险公司之所以能够支付你这种赔偿，
因为其他投保的人并没有发生这样的损失，而他们支付的50元就可以马上转到你
这儿来了，你的损失，就随着保险机制，变成了社会损失，你的个人责任，就转
变为社会责任。
我以前说过，人到绝境加倍勇，当你因为一些重大损失而身陷绝境时，社会
很难预料你会做什么，当你作出反社会的行为时，社会难以有因应的措施。减少
这种极端行为的发生率，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社会的目标之一，比如说以前的王朝
时期，面对不时发生的饥荒，政府都会放粮振灾，政府收粮税与及时振灾，起的
就是现代保险的作用。
用常规边际效用模型解释的保险投保事件是小概率不确定性事件。保险公司
要雇用大批的人员，或管理，或消售，这些人员收入与福利，都得由投保人来承
担，对于养老保险来说，我们都有很大程度的确定性什么时候我们会发生理赔事
件，为什么人们还愿意投保而不是自已积累资金呢？这就涉及到保险公司的运作
与职能，即它们并不仅仅只是单纯的集钱器与转钱器。从大的方向上来说，这里
有两个醒目的职能解释投保行为。一是保险公司对资金的专业化管理，使得其收
益超过人们自已对自已投资的管理。二是应付人性的一个典型弱点，即经济性短
视，个人不能预见足够长的期限而对自已的消费进行适当的规化，保险公司提供
了一个实时监控与管教机制，人们在长期规化时作出对短期行为有限制性决定，
从而达到总体决策的优化。
总结上述，我认为保险有三个作用，一是增加边际效用，二是社会保障，三
是经济资源的总体与局部优化。对计划经济政府来说，由于全部社会财富国有化，
社会保障的职能基本上由政府承担了，计划模式下边际效用都被平抑到了同一水
平，计划也取代了优化过程（即计划体系认为他们已经处于最优状态了）。所以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保险业就是一块鸡肋，可有可无，不受重视。
研究保险的人不但关注保险的职能，还关注人对保险的反应。在市场条件下，
如果存在多家保险公司，人们会选择对自已最有利的保险投保。在这里又存在一
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即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了解远不如他们自已对自已的了解，
人总会选择把自已的风险低估的保险投保，这在卫生经济学中叫逆向选择
（Adverse Selection）。逆向选择会让保险公司赔本，也导致保费上涨，最终
保险项目减少，规模萎缩。投保让投保人改变其行为，在经济学上叫道德风险
（Moral Hazard）。简单而言，你没有保险，小病忍了，一旦有了保险，你就不
愿忍了，非得要看医生，那原有的基于你投保前的行为而计算的风险评估就偏低，
所以叫道德风险。道德风险让投保人增加消费与赔付请求。
医疗保险可以追朔到古罗马及古希腊的所谓友爱性社团（Benevolent
Societies），这些社团会照顾死难者的家属及赔付成员的丧葬费用。现代意义
的医疗保险没有那么长的历史，大抵可以以1883年（时铁血宰相卑斯麦当政，十
五年后中国才有百日维新）德国卫生保险法作为标志，医疗保险成为现代社会经
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个人社会生活的必需品，医疗体系的基石。绝大部分的发达
国家要么象英国一样实行国家医疗体系，要么象德国一样实行全民医疗保险，只
有美国保持了一个公私混合，自由竞争与发展的体系，也只有在这样一个体系中
才容易观察到医疗保险的发生、发展、以及各种经济与社会特点。
医疗保险有着经典保险的三个作用，但边际效应应该不如比如汽车、房产保
险那么强，因为慢性疾病，老年疾病的发生率是很高的，事实上对大多数医疗保
险项目来说，都存在一少部分人占据了大部分资源的现象。1995年美国国会预算
办公室估计在任一人口中，5%的人会使用该人口占据卫生资源的50%以上。在美
国老年人保险（Medicare）中，10%的人消费总费用的70%，而有20%的人完全没
有消费。这也就是说，社会保障的作用与资源优化的作用在卫生保险中占主导地
位。
拥有医疗保险是一个社会性诉求与因应手段，还体现在社会对非保险状态的
歧视。这种歧视有直接经济上的歧视，也有公众讨论与舆论上的歧视。我前面谈
到了中国医院的现金政策的由来，是源于改革开放之初医生讨债而不得的信用危
机。美国医院医生同样在19世纪20年代末与30年代初经历了大规模的信用危机，
由于国家经济危机，失业率高达1/4，许多病人丧失了支付医药费用的能力，美
国同行们的手段就是发展医疗保险，寻求社会保障。美国大多数的蓝十字（Blue
Cross，针对医院的）、蓝盾（Blue Shield，针对医生的）医疗保险项目就源于
这一时期，很多时候医院与医生承头发展这些项目。发展到了今天，保险项目都
能集体与医生医院讨价还价，制定其成员的付费水平，这个付费水平，大约是医
院、医生所定的价格的30~50%。我所在的系统，外科医生实收价格只有自已定价
的25%。没有医疗保险而自已付费的，就要承担100%医院、医生的定价。这一个
价差，形成了巨大的投保压力。
为什么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医院与医生不喜欢付高价的没有保险的人呢？上面
谈到了信用危机，服务者宁愿接受有保证的低价，而不愿接受可能变成坏账的高
价，只是医疗保险的一个侧面。我在前面已经提及道德风险，由于有了保险，投
保人增加消费，这就形成了服务者促使病人投保的动力，间接弥补了低价所造成
的损失。
我为什么说缺保者还受到认知上的歧视呢？美国医疗体系上的最大的一块伤
疤就是大约15%的人口（超过4000万）没有医疗保险，这个伤疤大家时不时要揭
开一下，讨论全民医疗保险的必要性。在公众的眼中，这部分人是很可怜的，众
多的讨论就围绕着多么可怜开始，又多么可怜结束，但全民医保的可能性却愈来
愈小！
中国人如果鹦鹉学舌也批评美国有超过四千万的人口没有医保，或者是用这
一点来支持中国没有发展医疗保险的必要性的话，那就显得幼稚了。据2000年的
医疗费用固定成员调查（Panel Survey），美国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承担了他们所
发生总费用的40%，其余60%的费用以救助医疗，坏账，及各种额外救济的方式为
社会所承担了（这个比例，可能比不少国内的医保报账比例还高）。那么有医疗
保险的人呢，在美国他们支付医疗费用的10%~30%。原来在经济上那些没有医疗
保险的人在美国并不是那么可怜。社会发出的呼声很多时候都体现了一种强烈的
社会愿望，即人人拥有医疗保险，因为那是合理的经济行为模式。美国缺乏医保
的人近半数在18岁到44岁年龄段，很多人是基于前面提到的保险的社会保障作用
而平均分摊费用，不愿意为别人卖单，我前面提到即使在老年人中也有20%的人
一发生任何医疗费用，这一比例在身强力壮的大群中当然会更高。
在美国体系中，绝大多数（55%）的人拥有私人医疗保险，此外，老年人
（最有可能使用医疗服务的人群）有专门的医疗保险（Medicare），占总人口的
大约15%，而贫困户（最有可能需要救助的人群）也有专门的医疗保险
（Medicaid），也约占总人口的15%。很明显，即使在美国存在15%的人口没有医
疗保险，几乎所有人医疗都得到了保障，这个保障，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医疗保
险。
保险的第三个作用资源的总体与局部优化在医疗保险中得到了极大的扩展，
美国兴起的管制医疗模式（Managed Care）就是这个作用的扩展。保险对经济资
源的优化主要体现在对投保人拥有资源的优化，但在医疗保险由于医疗服务的特
殊性，扩展到了对医疗服务的提供者的优化。
我们前面的讨论中谈到了信息的不对称以及患者对医生的依赖。管制医疗模
式借助于医疗保险的规模效应，强行在传统的医患关系中加入了第三者，尽管有
如婚姻关系中插足的第三者会引起原配的强烈反应，管制医疗模式也曾受到患者
与医生的强烈批评，但管制医疗模式对医疗保险的改变却是不可逆的了。医疗模
式由原来的服务者加患者的双边关系，变成了服务者、患者、加保险的三角形关
系。
传统的保险模式尤如我在开篇中介绍的那样，投保者按时缴拿保费，一旦确
定投保事件发生，保险公司则按合同赔偿投保人适当的现金，投保人如何使用这
份赔偿，保险公司很大程度上是不关心的。在原始的医疗保险活动中，保险公司
就是一个存贮器，或者说投保人的出纳员，保险公司与医疗服务者的关系是附属
于医患关系的。这种模式，我们称为报账模式（Indemnity Insurance）。这种
医患服务方式，我们称之为纳费服务方式（fee-for-service）。由于显著的信
息不对称，医疗服务者可以投机信息，诱导患者消费不适当的医疗服务，在经济
学上叫服务商诱导性消费（Provider Induced Demand）。另外，由于患者缺乏
对质量的判断，劣质服务导致任何后果都会引发更多的消费，服务质量差的服务
者反而受到经济奖励。
管制模式导致了传统医疗模式发生了极大改变，因为尽管生物个体存在巨大
差异，但我们运用统计学方式，在群体层次上可以很大程度上限制这种差异。如
果说一个人在化脓性阑尾炎阑尾切除术后发生伤口感染我们很难判断是否服务者
尽职尽责了，但在群体层面却不难，我们可以几乎肯定地说如果一家医院，或者
一个医生术后感染率（有一定样本规模）在30%以上不正常，而另一个感染率只
有1%的医院或者医生比之更为优秀。如果患者每一个人都进行这样的调查成本是
高昂的，但以保险公司为基础就有经济规模了，人均监管成本可以极大降低。
管制模式的典型特点就是（实时或者定期）监控医疗活动的适当性、质量、
与消费。它以减少不适当的消费、提高质量为目标，以各种付费、组织、及管理
方式或直接参与医疗服务活动的决策为手段，需要较高的管理协调强度。从经济
学角度上来说，管制模式不是没有成本的，美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16%，居世界
之首，与管制模式下的高行政成本是有关的。
管制模式中最为严苛的便是定费医疗（Capitation），也可称为人头费。在
这样的体制中，服务者承包固定群体的所有医疗需求，医院及医生的收入是衡定
的，但因对患者服务支出却不是衡定的，服务者将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服务与提高
服务质量（从而减少后续服务的需求）。定费医疗中服务者承担了所有医疗活动
中的风险，不适当的定价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由于信息不对称，服务者可反向诱
导消费，削减必要医疗服务，导致看不见方面的质量下降。
尽管管制模式并不就是一个完美的针对信息不对称的解决办法，但它证明了
它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的潜力。现在美国已经很难找到严格传统意义上的纳费服
务方式了，在基于雇用关系的市场上，这种方式已经只占不到5%的份额了。
中国的医疗保险严格地说在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建立以前是不存在的，尽管中
国政府在70年代宣称农村90%的人口享有农村合作医疗，改革开放后几乎所有的
这些合作医疗都因为管理不善而功能性地关闭了。在建立医疗保险以前，（曾经
或是现在）某些拥有工作的人某种程度上享有医疗福利。之所以说是福利而不是
保险，那是因为那些福利政策缺乏保险的基本特征。
保险运作的基本要素有三个，一是要有投保人，大量的投保人形成风险库
（Risk Pool），风险库愈小，保险运作失败的可能性愈大，第二是要有风险评
估体系（Underwriting system），不收够足够的保费，保险公司就有破产的危
险，第三要有理赔体系，监控投保人支取适当的赔偿费用。我对理赔体系的定义
包括对投资（Investment）与应付赔偿（Liability）的管理。如果不包括的话，
就得要有第四个要素，即投资与应付赔偿的平衡与管理。
尽管从经济学上医疗福利会损失员工的工资，但福利制度的报账体系并不容
许投保人形成风险库，所以第一个条件不成立。在旧的福利制度下完全没有任何
的风险评估。某种程度上理赔体系是存在的，但是是不完全的，因为缺乏监管，
没有任何的投资观念与对应付赔偿的平衡。
缺乏投资与应付赔偿的平衡的后果是严重的，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都面临这
种不平衡，即大量的应付赔偿（医疗福利）没有以往投资的支撑，必须从现有收
入中支出，成了国有企业的重担之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后果是如此之严
重，以致于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医疗保险在中国的形成，尽管现有医保体系也脆弱
得很。
回到我最初讨论的保险的三大功用，第二项功能是社会保障，即个人责任转
化为群体责任，社会责任。医疗保险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政府转嫁大
量国企及退休工人的应付赔偿到社会上来，这些人员缺乏以往投资的支撑，必须
要有社会买单，于是乎职工医保出世了。新兴的企业与民营企业如果单独开发医
疗保险，无论是企业支出，还是工人个人支出，都会比现在少得多，或者福利高
得多。可能大多数的医保项目还都有公开的经济歧视政策，比如退休人员享有更
多的福利，缴纳更少的费用，加大了这种应付赔偿的转嫁作用。
我之所以认为现有的医疗保险是不合理的，在于它窒息了商业医疗保险的发
展。社会上具有支付能力，并且愿意参加保险的人多是拥有工作的人，这部分人
被吸纳了，那么留给商业医疗保险的不是高坡就是盐碱地，对于缺乏成熟医疗保
险市场的中国来说，就意味大规模的商业医疗保险可能永远不会出现。也就意味
着政府还将全面负责全民的医疗保障，对于走向市场化的中国社会这是不合拍的，
中国卫生医疗发展可能陷于停滞。
当然，由政府出面组织全民医疗保险我也是赞成的，但这必须要有一个民主、
透明、与高效的政府，不然，社会承担不了巨大的管理（腐败）成本，现在我们
花费了超过5.5%的GDP，还在一个又一个的危机中徘徊，很难想象全民医保会在
中国有多大的机会。
中国医保还在出纳阶段，脱身于以前的福利报帐制度，中国的职工医保甚至
还算不上合格的出纳员。有职工医保的人，在许多地区，还得承受先纳入现金，
再报帐的模式，这种模式下有些职工还得承受报不了帐的风险，实际支付比例远
超过美国完全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支付的比例。许多职工同样要承受因现金缺乏而
得不到及时医疗的风险。大家身在国内有职工医保的，不妨算算你报帐的实际比
例罢，在此感谢。
我记得两年前北京协和医院招收了两名MBA进入医院管理层，一时之间成为
新闻。1998年国务院建立医保的文件中说，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要“专款专用”，
而且经办机构的事业（行政）经费“不得从基金中提取”。为什么协和医院愿意
高价聘用MBA参与管理呢？聘用MBA人员的费用是表面的成本，但医院管理不善则
意味着高额的机会成本，中国的现状就是极度的管理不善导致巨大的经济资源浪
费，机会成本远远高于表面成本，所以中国需要大量的MBA进入卫生管理领域，
而且政府的“义举”远不如妥善管理医保社保来得重要。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最
大的麻烦就是自已的钱让别人管着，无论我们有多么善意的假定，医保从出生起
就缺乏适当的激励机制，收多少，用多少，即医保的管理者们从根本上缺乏限制
成本与提高服务的动力。以中国的现状，医保的管理人员又多半是众多定点医疗
服务单位、众多医药器械商、或者报帐人的追求对象。政府可能堵住了直接侵吞
医保基金的漏洞，但管理不善的乌云将会层层叠叠地累在医保体系上空。
我们回到保险的基本作用上来，当个人意外支出越大时，边际效应就越明显，
社会保障就越重要，即保险的价值随事件的极端性增加而增加，所以投保事件总
是以极端灾难性（Catastrophic, Disastrous）事件为始的，扩展到不那么极端，
不那么有灾难性的事件上。在医疗保险上来说，最早的投保事件是住院治疗，然
后扩展到门诊及其它服务。由于我前面提到的道德风险，投保人可能要求超出平
常估算的范围外的服务，导致赔偿的增加。对道德风险的抑制手段，就是转移部
分风险回到投保人身上，所以大多数的医疗保险并不赔偿全部医疗费用，而是让
患者支付一定比例，这个比例可以抑制投保人选择医疗服务的冲动。但为了不丧
失第一二个保险功能，许多的医疗保险会制定一个上限，这个上限就是投保人损
失的上限，针对投保人保金以外的损失而言。这样，极端事件对个人的冲击被限
制在一定范围内。面对投保人可能在众多服务方式上选择昂贵的或者过分地使用
某种服务，医疗保险很多时候也会制定有针对性的赔付上限，保险公司认为这个
上限基本上可以满足投保人的正当需求。比如我的牙科保险针对许多服务就有上
限，医疗保险则针对助听器有赔付上限，医疗保险有投保人损失的上限。
中国医保的设计者显然对保险的基本作用不太重视，所以有了基本医保之外
还得有补充医保，补充医保就针对所有医保的上限，国务院的文件设定该上限为
年平均工资的4倍，按卫生部的数据，中国平均工资19000元，那么中国的医保大
约会在76000元之后不再支付任何费用。也许受基本医保的设计者的影响，不少
补充医疗保险仍然会设置赔付上限，比如广州市的补充医保就有150000元的赔付
上限。广州的职工看来还得买“补充补充医疗保险”才能完全对极端灾难性消费
的保险。
赔付上限的设置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医疗活动的特点，极端赔偿的可能
性并不小，而中国基本医保是以市为单位的，也就是说某些地方的医保风险库的
容量并不大，对极端赔偿可能会缺乏保障，即如果同时出现数个极端赔偿，医保
就有破产的可能。正常的做法是再保险，通过再保险融合更大的风险库，比如全
国，或者是分地区的风险库。什么是再保险呢？简单地说，一个保险公司有
10000人投保，每人保费1000元而赔付几率是10000元可能900次加100000元的可
能性10次，这巨额赔偿虽然只有0.1%的几率，但你运气不好，多发生几个你就吃
不消。保险公司就应当对巨额赔偿再次投保，让一个次级保险公司专门接受保险
公司的投保，这样次级保险公司就可以扩大风险库，比如说有10个初级保险公司
投保，那次级公司的风险库就扩大了10倍，次级公司的可能赔付范围就在100次
可能性周围变动，而不是10次，初级保险公司的风险大减，而次级保险公司也有
得钱赚。再保险必需由初级保险投保，否则就没有经济规模效应。让市级医保自
已组织补充医保的政策，很明显是不符合风险规律的。在这种体制下，即使有补
充医保，也欠缺有效的服务与应享受的福利。
中国的医保脱身于福利报帐系统，所以不少时候会有让人啼笑皆非的商业政
策。比如广州市的医保规定，科级及以下人员床位费是30元每床每天，处级则是
45元每床每天，厅级是75元每床每天，而副省级以上是90元每床每天。如果你在
收益比较好的企业工作，工资极有可能不低于高级官员，你可能与高级官员缴同
样的费用，但他们的钱就是要值钱些？正确的商业做法应当是在同一个医保的管
理体系中，可以有多个保险产品，（保）价廉的，福利就差些，（保）价高的，
福利就好些，你愿意为官员补贴，让他们买更好的医保产品，本是无可厚非的事
情，但你非得要搅到一口锅里，让穷人补贴富人，普通人让利于权势者，这就有
严重的道德问题了。
我们欢迎医保在中国的诞生，但国人能享受到医保的还只是少部分人。按国
务院政策，中国各地应于1999年底建立了医保体系，那么我们可以安全地假设，
起码三年后，国内要建的医保都建立了。1998年国人缺乏医疗保障的达76.4%，
2003年下降了6个百分点，基本上来源于商业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从1.9%增
加到7.6%）。农村80%的人口缺乏医疗保障（险）。很明显，所谓的医保并没有
扩充保险与保障范围，只有在原来并不缺乏医疗保障的人口中来了一次重组，这
次重组并没有向医疗服务的常用人口，比如老年人与慢性病患者，也没有向急需
医疗保障的人口，比如农村人口与贫困人口，扩展。由于设计上的缺陷，只有不
到7%的医保提供了补充医疗保险，让中国的医保从出生开始就显得有些先天缺陷，
不能承担保险应有的社会功效。
中国的医保大约学自新加坡，所有人都建立了个人帐户，建立个人帐户的目
的有两个，一是投保人纵向经济优化，相当于自我投保，二是建立一种消费观念，
即由于个人帐户属个人所有，让人倾向于审慎地使用（以克服道德风险）。个人
帐户形式的医疗保险近年来在美国也有所发展，尽管不少人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发
展方向，但总体而言只占市场极微弱的份额。我认为中国发展个人帐户没有必要，
是国人生搬硬套的典型事例之一。无论是新加坡，还是美国，医疗保险都发展到
了成熟阶段，社会保障与边际效应上都没有更多的获利空间，他们所要担心的是
控制卫生总费用的成长，对个人资源进行优化。
中国的医保最需要是健全的保险机制，即保险的要素与功能，个人帐户很大
程度上会减弱边际效用（社会角度的边际效用，即最需要的人群比不那么需要的
人群有更大的边际效用）与社会保障。在富裕地区，可能不少不那么富裕的地区，
个人帐户都用于报个人支付部分，比如广州市，上海市等等，也就是说，在个人
帐户用完以前，投保人享受的是全免费服务，道德风险巨增。从另一个角度上来
说，个人帐户把部分个人的收入锁定在医疗服务范围，当个体在进行局部优化的
时候，就受到了限制，比如说个体可能会增加食品投入而不是进行一次可有可无
的诊疗活动时，他就受到限制而只能选择这一次诊疗活动。这是典型的不合理资
源配置。个人帐户的设计者可以反驳说，个人帐户迫使个体在平时积累资金以保
证大规模需要时用，个人会自动进行长期规（优）化而避免我所提到的上述两个
不利因素。但关键是如果个人可以长期进行这种规划与优化，从一开始就没有个
人帐户的必要了，徒增行政管理的负担，让别人看着自已的钱，总是不那么放心
（这一因素会更加重道德风险）。
回应我对医疗模式的分析，现代医疗保险还具有社会功能，即监控医疗服务
者行为，促进医疗质量、服务、与成本等方面的竞争，减少信息不对称对医疗市
场的危害，这一功能极有可能被现有的医保体系放弃。首先医保体系的管理模式
没有对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管理人员的负责对象不是投保人，他们的收入与福
利来源于政府，他们的评估也来源于政府，我们可以说政府会奖励有功人员，公
众会适当评议医保的效率，会吗？首先公众缺乏适当的机制参与评议，其次即使
有评议机制，公众也缺乏宏观评议能力，这一点在论述医疗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
时已经埋下了伏笔，大家适当地想一想也就明白了，不细述了。在实际管理活动
中，我在网上没有查到任何一个医保项目公开了它的收支状况，成员构成，赔付
构成，成员满意度，成员实际效益及健康状况。可能我的搜索并不成功，国内有
这方面资料的请贡献，万分感谢。
政府奖励得力的行政人员方式是什么？中国现有的医保体制没有纵向提拔的
可能性，那么能干的医保行政人员将横向流动，被提拔成为政府其它方面的管理
人员，不那么能干的人升上来继续干！不适当的组织形式会导致医保项目组织管
理上的先天愚型，医疗保险的专业化管理将受限，管理知识与技能无从积累。
中国的医院缺乏有效竞争，医院从大到小，等级重重，处于技术分级垄断状
态，垄断的社会成本是巨大的，大到病人医生以血相拼。中国医保并不以劝善与
调停者的面目出现，它们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垄断，把持了最有可能发展商业保险
的群体，相互之间并不竞争，没有竞争，医保项目就没有在日常活动寻求发展与
提高的压力，相当于人缺乏锻练，保险的各种商业技能得不到完善与提高，永远
在原始的低级服务模式上徘徊。
中国的医疗保险尽管发展了一些现代医疗保险的特点，对原有的医疗福利体
系有较大提高，但仍然缺乏现代医疗保险的众多要素与功能，一些设计上的缺陷，
使得这一体系在社会现实中相当脆弱，并不能达到我们对现代医疗保险的期望。
由于这些设计上的缺陷，原可以以第三者—投保人集体代言人身份对中国现有的
医疗危机加缓解，现在看来暂时以及很长时间内都指望不上了。
在医疗保险的战略发展上而言，中国政府显然对其社会责任不太关心，它没
有从最需要保险的穷人入手，也没有从医疗服务的常用者比如老人开始，而是对
社会上最有经济能力的人的现有医疗保障进行了一次整合，不能预见它的行为对
可能出现的商业保险的打击，不能妥善设计医疗保险体系，这本身恐怕也是一种
危机，起码是危机发展加重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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