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义篇（3）经济人

　　我在讨论许多问题的时候会无形地用到经济学的角度，而且我也认为经济学
是管理学的基础，我在答找错时也提到了宏观角度要以恶意推测世人，而在微观
管理角度则要以善意度人，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阐述我所描述的这两个角度，以
免误解。

　　我所谈的宏观，并不只限于宏观经济学的宏观，指的是一般规律，面对群体
行为，因此，即使是微观经济学也属于这一角度。而我这里所谈的微观则指具体
的事物，针对个体的行为，也就是日常管理中要遇到的问题。

　　所谓恶意推测世人，对于于经济学有所了解的人并不太难理解，但没有接触
过经济学的人，比如医生以及医而优则仕的管理人员，就可能不太明白。中国古
代哲学家们就发起过人性善恶的争论，相信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是知道二者之
间的区分的了。

　　经济学对人有一个基本假定，那就是人性是自私的，经济学始祖亚当·斯密
的原话是这样的：“It is not from the benevolence of the butcher, the
brewer, or the baker that we expect our dinner, but from their regard
to their own interest”（我们能得到适当的晚餐，并不出自屠户、酿酒家和
面包师的恩惠，而是他们维护自已利益的结果）。后经多位学者的努力，发展成
为一个关于经济人（Homo economicus or Economic man）的观念，尽管受到不
少社会学者的批评，甚到经济学家也意识到这一定义的狭隘性，但几乎所有的经
济分析，除非明确地提出来，都会隐含这一假定。

　　经济学分析并不足限在物品流通与商品交换领域，当经济学家把他们的分析
手段扩展到其它社会现象时（比如张五常分析中国女子的裹脚），经济人的假定
就会显得不足，所以对经济人概念的批评，很多时候只局限在特定的领域才有意
义。以我对生物体的认识，经济人概念并不仅仅是一个假定或者经济学者随意建
立的一条公理，而是一种自然选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

　　我在《医疗模式》一文中谈到了信息不对称，引入了一个人类社会及至于任
何生物体不可或缺的特点，即信息的产生与使用。在经济社会活动中，我们不妨
假设存在一位智能设计者（即基督教里所宣称的这位创世者或神），他可以任意
改变人的本性，即要么利已，要么利他。那么什么样的设计才会最有效率（即有
最低的社会成本）呢？

　　一个完全利他型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首先这个社会必须拥有无限的财富与
资源，否则，基于利他原则，每一个成员都会尽量节省资源而最大程度地生产资
源，成员很容易走向灭亡的命运，尤其是在缺少成员规模时。我们必须再次假设
其他社会成员能有效地看顾所有的成员个体才能使这一个社会生存，为有效地看
顾社会成员，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得不收集个体的需求信息加以综合而对社会资源
进行合理的分配，且不说这会极大地挑战社会整体的管理能力，对信息的收集与
整理也会极大地增加社会运作成本，这个成本是如此巨大，以致于每一个失误都
有可能危及某个个体的健康与生命！现实中这样的社会的残酷会远超我们对利他
型社会的浪漫的想象，因为基于利他原则，年老的成员或者体衰的成员，在生产
资源不够自已的消耗时，必定会减少消耗以确保生产的主力得到足够的资源，当
然我们很容易说他们将会被其他人提供足够的消耗资源，这样的话我们必须要发
明饥饿测试器，也要有强迫老人进食的准备。

　　上帝不是没有能力设计利他型社会，群居的蚂蚁与蜜蜂某种程度上算是为此
所下的注脚，其它也有不少物种有损已利他的行为，几乎所有物种都把种族的生
存排在个体的生存之前。但以我对上帝的揣度，利他型社会存在的根基是要牺牲
人的自由意志的，处处须按利他的本能行事，社会成员有着严格的分工而不会为
自已的工种叫屈，从这个层面上说，其它物种可能进化出智能，蚂蚁与蜜蜂则没
有这种可能性，它们的高度“利他”性的协作，使得任何变异都有可能造成种族
危机，从而被选择出局，它们应当说陷于了一种进化陷阱。

　　相信进化论的人多半可以作这样的推测，人类进化史中也不是没有出现过利
他型社会，只是同时出现的利已型社会很快就把他们选择出局了。我们也可以作
这样的想象，在一个充满各种样人的社会中，有利他的人，也有利已的人，如果
鸡犬相闻但老死不相往来，大家也就相安无事，但人嘛，总是活动的，社会中交
往是必定的，于是利他的人的命运也就是注定的了：淘汰出局，没得商量！

　　经济人的概念在经济学的讨论中也常以理性人的面目出现，所谓的理性，指
的是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效益），是对经济人的换一种说
法，跟日常中我们所讨论的理性思想不沾边，并不是说人人都讲道理或是懂道理。

　　我在《医疗模式》中讲医生要绅士化，如果人人都是纯粹的经济人，那么要
么不能绅士化，要么绅士化后的医生并不与常人有什么不同。在这里，我们就必
须要用到经济人批评者们的角度，即所谓的社会人、道德人（Homo
sociologicus or Social man）。社会人的假定就是人并不追求自我利益而是维
持一定的社会职能。论及社会人、道德人，大家同样可以追述到亚当·斯密，在
他出版《国富论》的17年之前他还出版了《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书（那时他是正宗的道德哲学的教授），在该书中他认为，
人属于社会大团体中的一员，为了这个大团体，人可以牺牲自已微小的利益。

　　作为管理学的学生，我更喜欢用有名的贺松效应（Hawthorne Effect）来解
释社会人，这也与我前面提到的微观管理角度相对应。

　　在二十世纪初，受科学发展的影响， 泰勒首先提倡了科学管理，认为管理
学应当是一门以对人行为的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学科，而福特生产线的发明又为这
一思潮添加了工业动力。在这种思想体系中人是机械的，存在某种条件或环境让
人的生产效率最大化。贺松试验就是要找到让工人生产效率最高的灯光条件。

　　贺松工厂是美国芝加哥附近的一个电器工厂，在1924年至1927年期间，一些
学者在该工厂进行了该试验，让试验者惊讶的是，当灯光降低时工人的产量上升，
当灯光增加时产量也上升，当实验增加了对照组，对照组灯光没有改变，但产量
也上升，上升幅度与实验组不相上下。后来试验者还发现工人对灯光强弱的喜好
取决于实验者对他们的暗示。贺松效应指的就是被试验者出于对试验者（关注）
而出现的反应。在贺松试验中，灯光对产量没有影响，而工人得到试验者的关注，
增加了产量。

　　为什么工人会对没有实际经济利益的社会信号起反应呢？其基础，就是社会
人。如果说经济人假设侧重于外在的物质条件的刺激，那么社会人假设就侧重于
内在或者外在的非物质条件的刺激。我以前谈到了兴趣对专（职）业精神与道德
的影响，那就是一种内在的非物质条件的刺激，而贺松效应就是外在的非物质条
件的刺激。也就是说人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单元，尤如马克思所说的，是“社会关
系的总和”，但我毫不犹豫地相信，这个社会单元具有强烈的独立性与个性，建
立在经济人的假定之上。对喜欢三七开的国人来说，我不妨说人的70%是经济人
而30%是社会人。

　　贺松试验之所以开创了一个管理学的新时代，就在于它校正了我们，特别是
管理学者与管理人员对人性的看法，人不再是机械地执行管理人员分配的任务，
而是拥有一系列社会诉求与因应的工作个体。在工业化生产的社会单元来说，社
会人对工作任务的质量与产量的影响要远远小于服务行业生产的人员，尤其是专
业人员。因为后二者拥有更多的选择与独立的见解。

　　管理人员要作两种决策，一种是商业政策的决策，或者说经济学的决策，比
如说你售卖的商品必须要覆盖成本（卫生部的高官有中央专门的供应司支持，多
半是不用这样考虑的，但那是特例），或者你的工作人员每天应当工作多少时间，
这里你的决定就当基于经济人假设，你专门低于成本售物，几天后就关门大吉，
无益于你的顾客，你让工作人员尽量工作，那么他们可能尽量不工作让自已利益
最大化。

　　在不违背商业政策的条件下，面对日常管理，则需要有社会人的假定，一个
顾客遇到了麻烦，你不能以恶意来推断他故意增加你的成本以获取个人利益，即
使真实情况如此。同样你的职员请病假，你就不能假设他装病来换取同情，即使
真实情况如此。社会人的假定并不是束住了管理人员的手脚，相反，这种假定
（及符合该假定的行为）极大程度地丰富了管理人员的工具箱。

　　有人告诉我每年6月15号是微笑节，这一天你应尽量对周围的人保持一张笑
脸，让他人体会到你的愉快。对于管理人员来说，仅仅局限于经济刺激无疑是代
价高昂的，因为这些刺激最终都会转嫁到成本，让你的产品失去竞争优势。而面
对社会人，如果你的微笑、适当的鼓励、荣誉、社会责任等无形的刺激都会产生
作用，有时可以起到经济刺激起不到的作用，那么你就可以在不增加成本的基础
上提高产量与品质！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微观管理活动中你必须有最大的善意假
定才能成为合格的管理人员。

　　国人很容易就把我前述的两个关于人的假定搞反了，进行经济学决策的时候，
人们通常加以社会人的假设，比如医生的工资，医疗定价，行政法规等等。被中
国重复上万遍的谎言之一就是，上面（或者说中央）的政策是好的，但下面的办
事人员给办坏了。俗语中还说，经是好的，但歪嘴和尚给念歪了。这个谎言太有
市场了，每次回国都会听到无数遍。中国人喜欢集权，但又不知道如何运用权力，
每有宏观管理的失误，就责怪执行不力，似乎政策的执行就不在政策的规划之中，
比如科普法，就形同垃圾，结果搞得一蹋糊涂。法规如果不进行可行性，实效性
的论证，制定反而不如不制定，因为仅有一点法制精神都被这种垃圾法规破坏得
一干二净。好的政策就是得到实行有实效的政策，而不是听起来讲得很好的政策，
又比如国家的医师法，读法律条款，讲得头头是道，但却是一个劳民伤财的花架
子，除了给医师执照考试的体系创收外，并没有阻止任何一个不合格医生骗钱处
方，少林寺的雄起丹，照样卖得欢的罢。如果大家都是良民，不会医病就不处方，
那还要这医师法干嘛？

　　如果说国人爱摆出爱国爱家的高姿态，爱以良民为根基规化法纪政策，那在
实际管理活动中动不动就打击刁民的做法就显得非常可笑了。我参观一个市级大
医院时，看到了数个摄像头，院内工作的医生告诉我，领导想要看到究竟是谁经
常迟到早退，与此同时，我尚未走进其急诊科，就闻到急诊科室厕所传来的怪味，
另一侧的建筑工地上传来嘲杂的声音，就诊的人们或其亲友在泥沙与灰尘中急急
穿行。前面找错先生找我的茬，有网友分析他正是那种不懂装懂的官僚之一，他
就具有中国管理人员常见的那种特点，首先他会闻味儿，什么味儿呢？经济人的
味儿，不见其面，先定刁民，于是刁民的话，不管有理无理，都属于驳斥范围。
外科医生喋喋不休，有理无理都是刁民，所以讨厌。咱们回放到湖南衡阳医学院
附属第一医院所发生的案子上来，死者家属闹事最初最起码的要求是什么？见见
医院管理人员！由于医院管理人员首先把他们定义为刁民，不敢见，不愿见，终
而至于不见。这矛盾即使有化解的可能，也完全被该医院管理人员放弃了，傲慢
与偏见激化了本来可能不深的矛盾，终而至于不可收拾。

　　我在国内见过大小官员，大多跟那些不称职的教师一个德行，动则威胁、罚
款、以及其它惩罚，而常规的激励机制又被他们用于慰劳亲信或者奖励听话成绩
好的学生了，于是乎极少起到诱导，劝解，鼓励的作用，微观管理多以阶级斗争
为始，最后以官员老师们摆足了威风而稀里糊涂结束。

　　国人的官风是可怕的，当我告诉朋友要回国，不是中国人的多鼓励，而是中
国人的就大不以为然，总认为我很幼稚，劝解的语言多涉及具体管理事务，总而
言之，就是中国处处是刁民，我在美国习的是正道，面对刁民，多半是无用的！
面对朋友的热忱劝解，很多时候只能苦笑。出了国，见解就未必高，尤其是没有
面对自已的专业的时候，大家记下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