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赞同三江猛人的说法认为南丁格尔对现在的中国没有指导意义，我也并
不认为南丁格尔开创了护理学与作为现代医学的开创人之一是“仅此而已”。南
丁格尔在1851年到德国的一家医院担任执事（即基督教教会中的一种职位，次于
神父，在医院中应当属于管理性的职位，侧重于护理），按受了四个月的医学培
训，南丁格尔此后职业活动都基本上以此为基础，应当说她并不是护理职业的创
始人。现代医院的建立有深厚的宗教背景，而护理职业也与此牢不可分，在南丁
格尔之前究竟谁创立了护理学与护理职业是很难说清楚的。
南丁格尔在去克里米亚前线前在伦敦的一家医院当院长，她在克里米亚战争
中的贡献使她成了英雄人物，她成立了南丁格尔基金，在1860她建立了南丁格尔
护理学校，同年她所写的《护理纪要》（Notes on Nursing）成为世界上所有新
办护理学校的经典教材，南丁格尔终其一身都在为护理专业化、提高护理的地位
而努力，现代医学离不开护理，所而她所有的努力都在促使护理学与现代医学同
步发展，所以我认为她是现代医学的开创者之一，是现代护理学的创始人。
我在前面说医院应当是护士的医院，不是医生的医院，国人很多会诧异，因
为他们认为医院是医生的医院。早期南丁格尔式的护士（即按她所创办的模式培
训的专业人才）到了各家医院不是院长，就是技术主管，南丁格尔本人从来都在
她所在的医疗机构中担任要职的。医院的管理活动，大部分由护士承担，医生对
医院拥有超然的地位，因为他们大量的时间从事具体的医疗活动，基本上不愿意
花时间在管理及事务上。
南丁格尔的重要性，我已经说了，那就是以相关技术指导管理，她有深厚的
统计学背景及高超的写作技能，这两项特长为她开创现代护理学起到了决定性作
用。她的历史地位自不用说，但你存在一种明显低估她能力的倾向，认为以现代
护理学来对比南丁格尔她“未必合格”，且不说这样的说法是否合理，以南丁格
尔的天资与勤劳，我敢说，她必定让你失望。把南丁格尔请到中国来，我认为她
必有能力比绝大多数中国护士做得好，正如我在那篇文章中开篇就点明的那样，
她从一开始进入护理行业，就在抗争，她一生都在奋斗，用事实驳斥偏见。
南丁格尔创建现代护理学，她并没有要与医生争锋抢地位，她的出发点与原
则是患者福利，正是基于这样理念，现代护理学与现代医学自然而然地走到一起
来了，结成了现代医学团队，医生成为这个团队的领军人物，让其它社会对健康
的应对方案成为历史，现代医学取得对健康独一无二的发言权。你的关于医生与
护士的地位的论断是可笑的，现代医疗的特点理所当然医生拥有诊疗活动的最后
发言权，这是医生护士的专业基础。医生与护士是两个专业，是合作关系，并不
象中医西医那样是竞争关系，这个合作关系就体现在护士是医生的助手，有一定
的独立性，但大部分内容是从属性的与弥补性的。
护理专业的萎缩与社会地位的丧失在世界上普遍存在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我已经在原文中说明了，发达国家护理的重要性因为老年化与慢性疾病而日益增
加，比如美国，护士的数量是医生数量的3.65倍，按医生平均18万美元年薪，护
士平均5万9千美元年薪算，国民支付护士的收入要高出医生许多，英国的话则会
更多。你所看到的护士短缺并不是由于护理地位低下所致，相反，是护理的地位
增加，需求增加而供应不足所造成的，与你所说的工作地位与社会地位没有半点
关系。诚然在美国也有不少人认为如果护士的工资高，就能吸引本国有护理执照
的人成为护士，这样的话就不存在护士短缺了。这种说法有表面上的依据，可惜
不为医院的行政管理人员采用（护士的基数是很大的，你不能只增加新进人口的
工资而不增加原有人口的工资，所以那种提法没有考虑到当前美国压制医疗成本
的环境）。中国一直存在护理需求增长不足的问题，起码不与经济规模、人口规
模及人口构成相符合。
社会地位而言就要看大家对护士的态度，病患本人或者家属要对护士无理或
者叱喝，那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我想说俄国也有，但语言所限，没有证据。在美
国的医院中，你接触护士的机率远高于医生，很少听说护士得不到尊重，如果有
的话，是要当做意外事件汇报与处理的。
我当初在国内工作时医生与护士相处是很融洽的，中国人的关系原则，所谓
低头不见抬头见，只要在一起工作，中国人是极好相处的。医生不尊重护士有的，
护士不尊重医生也是有的，但那只是个别现象，在护士的普遍报怨中，至多只是
医生升官了就不那么尊重人了，那是医生也面临的问题。你所谓的医生应当尊重
护士，是你想当然的结果。
Sunday, September 30, 2007
Friday, September 28, 2007
（9.1）呼唤南丁格尔补遗，兼答不吐不快
看了不吐不快的文章，就知道她的理解能力是远远要超过某些医生以及某些急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加以品评的人物，我丝毫都不怀疑，她如果学医学专业会成为一个好医生，可恨中国现行体制并不给她及她的同伴们创造这种机会。我很能理解她所提到的护士的处境，我也完全赞同她的说法，那就是我对护士的评议
苛刻了，我出国已有很长时间了，在这段时间内，国内医疗体系虽然没有大的变化，却有日益加重的医患关系以及政府一系列的举措与应对，这些变化中受到最大冲击的不是医生，而是护士，我未能将这些变化考虑在内，呼唤一文在有些地方语气重了一点。
我在前面说过，护理专业是从属性专业，它对医生专业有很大的依赖性，当医生专业受到压制，医生由于他们在医疗活动中的地位，还由于管理出于医生的传统，许多的压力会转移到护士身上，护士承担了远比医生要多的杂务。由于护士在医务活动中的任务多由医生或医生出身的管理人员决定，她们缺乏改变自已
专业环境的能力与选择。
由于人类寿命的增加，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因素已经从各种急性，亚急性因素转到了慢性疾病，医疗活动中慢性疾病的治疗与护理在卫生经济中的地位显著增加，在发达国家中，医疗总费用花在护理上不比花在医生上少，可以推测在数十年后，护士的总收入可能会大大超过医生的总收入。但在中国，只要不走出现
在的危机状态，护理说不定会继续萎縮，更不要谈超过医生了。
护士是比医生廉价的资源，在经济学的规则中如果护士能做的就当尽量使用护士，医院缺少做杂务的人，常把护士拉来，其根源就在于以前的卫生部的所谓编制，一大堆缺乏管理水准的人，在没有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随意定的人员编制极大地限制了医院对资源的配置与管理能力，这种制度我不知道是否还在继续实行，
这个制度缺乏法律上的依据，所以也不能从近期中国制定的法律条款中见到变迁的依据。正如不吐不快所说，事情总得有人做，于是护士打杂，患者家属客串护理。
医院要见钱开方，就得有人出面唱白脸，由于医生普遍学历要高，经济承受能力要强得多，还可以在病人那里获得“感谢”，所以医生常常拒绝来唱这个白脸，护士迫于生存与管理压力，不得不出面向病患施压，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无奈之举。
中华医学会是木偶，中华护理学会也是一个摆设，不能为其所代表的行业进行规化与服务，对政策的影响力几乎为零。在政治环境不改变的情况下，这种官办专业协会是指望不上的。
如果要我重新评价中国的护理与护士，我还是会用“恶劣”二字，因为那是事实。作为专业人员，基本素质上就要求你能面对专业上的问题而不是回避，患者痛苦而呻吟，说明专业工作不到位，应该自责而不成为报怨的理由，生活上的问题与负担更不能成为报怨的理由，任何行业皆如此。也许不吐不快说得对，中
国的确存在态度好的人不多的问题，但我还是认为护士没有理由转嫁不良心态到病人身上，因为那是你们的专业要求。这个专业要求当然也适用于医生。护士与患者及其亲友关系紧张，护士不受患者尊重，很多时候是一个鸡生蛋与蛋生鸡的问题，护理去专业化，病人会报怨与责骂，得不到适当尊重的护士显然不会给病
患好脸色，于是陷于一种恶性循环，如果中国医院的管理与医务人员要等到病患变得彬彬有礼才以礼相向，他们就没有希望化解当前的医患关系危机。
护理工作的专业性是很强的，一方面是系统知识的积累与应用，另一方面是由于健康的重要性。人人重视健康，所以人们付于健康工作人员以特别的责任，在其它行业一个微小的损失可能会被人忽略不计，但在医疗健康活动中就会变得醒目，要受社会的多重检验。我所举例证，不外乎想要说明，缺乏系统知识与支
持，单纯的一些护理行为技术含量是极低的，即使是不吐不快所提到的那些复杂操作。护理的去专业化很容易把专业护士变成唯手熟尔的匠人。我并不认为自已教非专业人员注射是一件体面的事情，因为那是明显违反行业精神的。如果在今天，还是违法的。我评价护士的专业性差，因为在中国存在普遍的护理去专业化，
护理市场严重萎缩，从人群规模上看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护士缺口，但现实中大量的护理专业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护士的收入也完全不能体现这种供求关系，这是一个不亚于紧张医患关系的危机。护士要得到病患的尊重，首先就得要提高自已的专业化程度。
我说护士奇懒无比，当然有护士们本身的表现，源于以前工作中的观察，与现实可能存在偏差了，在我的印象中，资历稍高的护士是吹牛的时间比工作的时间多的，资浅的护士与实习护士，那就不用说了，象资历浅的医生一样，总是要干更多的活儿的，不过吹牛的时间，也还是有的。我所说的懒，更多的是认为护
士没有完成护理的本职工作，未能体现她们在医疗活动中的价值，迫不得已做杂务，还是体现了专业上的懒与不求进取，尽管不是由于自身的原因，对于寻求专业服务的病患来说，并没有与故意的懒有什么不同，他们同样不会原谅这种行为。
我不愿意在这里更多地指责护士，如同不吐不快所说，她们的工作充满了本不该她们作的杂务，在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中，她们还不时受到言语的冲击与不适当的冒犯，并没有被社会所尊重，所获取的薪酬，也不能体现护理的价值。
我在一开始就讲所有医生医疗的问题是体制上的问题，中国的医生差，因为中国有一个产生差医生的环境，但还是有人抓了半句话就指责我歪曲医生的道德，可以想见，如同不吐不快所说，不通读我的文章的人，很容易误解我的文章是对护士个人的直接指责。在此我想特地申明，我所描述是一个行业的现状，与社会
整体如何对待护理行业及从业人员是互为因果的，我们可以指责她们的专业水平与态度，社会整体而言我们更应当反思我们为她们创造了什么样的环境。
回到南丁格尔的时代，来到真正能产生南丁格尔的环境，我们就会发现真正现代化的医院，是护士的医院，不是医生的医院，医生有着更为艰巨的任务，那就是掌握现代化医学知识与技术并为患者提供相关服务，适当的医院及护理条件为这些服务提供保证。护理是现代医疗中最为人性化的一面，因为在护理成为专
业之前，患者就受到亲友的特别看顾，这种看顾的必要性以及对疾病中的亲人的安慰作用，相信凡有患病经历的人都有体会，专业化的护理应当体现出这种活动的价值。
医生由于有着天然的技术垄断优势，即使受到社会不公正对待与价格上的挤压，他们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弥补，当然这些方式很多时候会有巨大的社会代价。而护士则没有这种技术优势，她们唯一选择就是降低专业强度，消积地减少服务质量与数量来寻求平衡，显然这种方式也有着巨大的社会成本，体现在医疗服务
的整体质量上。
如同医生行业的扭曲一样，对护理行业的危机而言，卫生部及中国的医疗政策也是始作蛹者。价格管制首当其恶，对护理影响大的还有编制与人员规划上的失误，对这一点，卫生部及其下属机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为不吐不快所描述的患者当面侮辱的言论感到难过，因为这是一个明显的管理上的误区，也某种程度体现了患者与护理人员的关系正日益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中。出身于中国的医疗系统，见惯了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官僚的常规作法，我对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感到惊讶。清朝末年有一位心狠手辣的老太太，她总结中
国千年历史经验说过一句名言：“宁赠友邦，勿与家奴”。那时的友邦隔三岔五要在她面子上刮耳光。随着全社会经济活动的活跃，官本位思想与制度都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市面上很早就流行一句话，叫“我是流氓我怕谁”，不少人有不同的理解，我认为这就是对官本位否定得最为彻底的思想了。有了经济实力的病人
不再是在卫生官员面前府首贴耳的“良民”了，由于有了底气，他们就成了友邦，官员的威风照样得抖，当然只能在他们认为是家奴的员工面前抖了，不懂得如何应对复杂的局势，一味指责下属，那是造成这种场面的根源。
要为这种场面解冻，那就得有一个正常的医务人员流动市场，你合法出工，他依法给酬，这儿的环境不好，我自到好的地方去，官员的威风可能还会偶尔抖一抖，但抖的多了，恐怕就成了光杆司令，那时人们自然会设计合理制度，让大家都得到尊重，做事的多了，当官的少了，那样才会有真正的合谐。
我主张在管理活动中要以最大的善意推测世人，当然也包括自已的员工，医务人员受到尊重，医务人员也会尊重病人，只有良性的互动，才会建立真正的现代化医疗体系，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
苛刻了，我出国已有很长时间了，在这段时间内，国内医疗体系虽然没有大的变化，却有日益加重的医患关系以及政府一系列的举措与应对，这些变化中受到最大冲击的不是医生，而是护士，我未能将这些变化考虑在内，呼唤一文在有些地方语气重了一点。
我在前面说过，护理专业是从属性专业，它对医生专业有很大的依赖性，当医生专业受到压制，医生由于他们在医疗活动中的地位，还由于管理出于医生的传统，许多的压力会转移到护士身上，护士承担了远比医生要多的杂务。由于护士在医务活动中的任务多由医生或医生出身的管理人员决定，她们缺乏改变自已
专业环境的能力与选择。
由于人类寿命的增加，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因素已经从各种急性，亚急性因素转到了慢性疾病，医疗活动中慢性疾病的治疗与护理在卫生经济中的地位显著增加，在发达国家中，医疗总费用花在护理上不比花在医生上少，可以推测在数十年后，护士的总收入可能会大大超过医生的总收入。但在中国，只要不走出现
在的危机状态，护理说不定会继续萎縮，更不要谈超过医生了。
护士是比医生廉价的资源，在经济学的规则中如果护士能做的就当尽量使用护士，医院缺少做杂务的人，常把护士拉来，其根源就在于以前的卫生部的所谓编制，一大堆缺乏管理水准的人，在没有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随意定的人员编制极大地限制了医院对资源的配置与管理能力，这种制度我不知道是否还在继续实行，
这个制度缺乏法律上的依据，所以也不能从近期中国制定的法律条款中见到变迁的依据。正如不吐不快所说，事情总得有人做，于是护士打杂，患者家属客串护理。
医院要见钱开方，就得有人出面唱白脸，由于医生普遍学历要高，经济承受能力要强得多，还可以在病人那里获得“感谢”，所以医生常常拒绝来唱这个白脸，护士迫于生存与管理压力，不得不出面向病患施压，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无奈之举。
中华医学会是木偶，中华护理学会也是一个摆设，不能为其所代表的行业进行规化与服务，对政策的影响力几乎为零。在政治环境不改变的情况下，这种官办专业协会是指望不上的。
如果要我重新评价中国的护理与护士，我还是会用“恶劣”二字，因为那是事实。作为专业人员，基本素质上就要求你能面对专业上的问题而不是回避，患者痛苦而呻吟，说明专业工作不到位，应该自责而不成为报怨的理由，生活上的问题与负担更不能成为报怨的理由，任何行业皆如此。也许不吐不快说得对，中
国的确存在态度好的人不多的问题，但我还是认为护士没有理由转嫁不良心态到病人身上，因为那是你们的专业要求。这个专业要求当然也适用于医生。护士与患者及其亲友关系紧张，护士不受患者尊重，很多时候是一个鸡生蛋与蛋生鸡的问题，护理去专业化，病人会报怨与责骂，得不到适当尊重的护士显然不会给病
患好脸色，于是陷于一种恶性循环，如果中国医院的管理与医务人员要等到病患变得彬彬有礼才以礼相向，他们就没有希望化解当前的医患关系危机。
护理工作的专业性是很强的，一方面是系统知识的积累与应用，另一方面是由于健康的重要性。人人重视健康，所以人们付于健康工作人员以特别的责任，在其它行业一个微小的损失可能会被人忽略不计，但在医疗健康活动中就会变得醒目，要受社会的多重检验。我所举例证，不外乎想要说明，缺乏系统知识与支
持，单纯的一些护理行为技术含量是极低的，即使是不吐不快所提到的那些复杂操作。护理的去专业化很容易把专业护士变成唯手熟尔的匠人。我并不认为自已教非专业人员注射是一件体面的事情，因为那是明显违反行业精神的。如果在今天，还是违法的。我评价护士的专业性差，因为在中国存在普遍的护理去专业化，
护理市场严重萎缩，从人群规模上看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护士缺口，但现实中大量的护理专业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护士的收入也完全不能体现这种供求关系，这是一个不亚于紧张医患关系的危机。护士要得到病患的尊重，首先就得要提高自已的专业化程度。
我说护士奇懒无比，当然有护士们本身的表现，源于以前工作中的观察，与现实可能存在偏差了，在我的印象中，资历稍高的护士是吹牛的时间比工作的时间多的，资浅的护士与实习护士，那就不用说了，象资历浅的医生一样，总是要干更多的活儿的，不过吹牛的时间，也还是有的。我所说的懒，更多的是认为护
士没有完成护理的本职工作，未能体现她们在医疗活动中的价值，迫不得已做杂务，还是体现了专业上的懒与不求进取，尽管不是由于自身的原因，对于寻求专业服务的病患来说，并没有与故意的懒有什么不同，他们同样不会原谅这种行为。
我不愿意在这里更多地指责护士，如同不吐不快所说，她们的工作充满了本不该她们作的杂务，在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中，她们还不时受到言语的冲击与不适当的冒犯，并没有被社会所尊重，所获取的薪酬，也不能体现护理的价值。
我在一开始就讲所有医生医疗的问题是体制上的问题，中国的医生差，因为中国有一个产生差医生的环境，但还是有人抓了半句话就指责我歪曲医生的道德，可以想见，如同不吐不快所说，不通读我的文章的人，很容易误解我的文章是对护士个人的直接指责。在此我想特地申明，我所描述是一个行业的现状，与社会
整体如何对待护理行业及从业人员是互为因果的，我们可以指责她们的专业水平与态度，社会整体而言我们更应当反思我们为她们创造了什么样的环境。
回到南丁格尔的时代，来到真正能产生南丁格尔的环境，我们就会发现真正现代化的医院，是护士的医院，不是医生的医院，医生有着更为艰巨的任务，那就是掌握现代化医学知识与技术并为患者提供相关服务，适当的医院及护理条件为这些服务提供保证。护理是现代医疗中最为人性化的一面，因为在护理成为专
业之前，患者就受到亲友的特别看顾，这种看顾的必要性以及对疾病中的亲人的安慰作用，相信凡有患病经历的人都有体会，专业化的护理应当体现出这种活动的价值。
医生由于有着天然的技术垄断优势，即使受到社会不公正对待与价格上的挤压，他们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弥补，当然这些方式很多时候会有巨大的社会代价。而护士则没有这种技术优势，她们唯一选择就是降低专业强度，消积地减少服务质量与数量来寻求平衡，显然这种方式也有着巨大的社会成本，体现在医疗服务
的整体质量上。
如同医生行业的扭曲一样，对护理行业的危机而言，卫生部及中国的医疗政策也是始作蛹者。价格管制首当其恶，对护理影响大的还有编制与人员规划上的失误，对这一点，卫生部及其下属机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为不吐不快所描述的患者当面侮辱的言论感到难过，因为这是一个明显的管理上的误区，也某种程度体现了患者与护理人员的关系正日益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中。出身于中国的医疗系统，见惯了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官僚的常规作法，我对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感到惊讶。清朝末年有一位心狠手辣的老太太，她总结中
国千年历史经验说过一句名言：“宁赠友邦，勿与家奴”。那时的友邦隔三岔五要在她面子上刮耳光。随着全社会经济活动的活跃，官本位思想与制度都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市面上很早就流行一句话，叫“我是流氓我怕谁”，不少人有不同的理解，我认为这就是对官本位否定得最为彻底的思想了。有了经济实力的病人
不再是在卫生官员面前府首贴耳的“良民”了，由于有了底气，他们就成了友邦，官员的威风照样得抖，当然只能在他们认为是家奴的员工面前抖了，不懂得如何应对复杂的局势，一味指责下属，那是造成这种场面的根源。
要为这种场面解冻，那就得有一个正常的医务人员流动市场，你合法出工，他依法给酬，这儿的环境不好，我自到好的地方去，官员的威风可能还会偶尔抖一抖，但抖的多了，恐怕就成了光杆司令，那时人们自然会设计合理制度，让大家都得到尊重，做事的多了，当官的少了，那样才会有真正的合谐。
我主张在管理活动中要以最大的善意推测世人，当然也包括自已的员工，医务人员受到尊重，医务人员也会尊重病人，只有良性的互动，才会建立真正的现代化医疗体系，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
释义篇（5）关于改革的立场
由于意识到完成这一系列文章可能需要较长时间，而初期的文章侧重于描写
危机的现状与源由，基准是批判，批判的立足点是如何做得更好，是与一种理性
认可的状态进行比较，不是与中国以前的状态比较，但批评与批判都极易被曲解
或者误解为对现行政策的否定，对改革的否定，所以有必要在此阐明对于改革与
中国现行政策的立场。
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前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文过饰非，这一特征没有随着改革
开放马上消失，而是逐渐淡化，但迄今为止，中国尚缺乏对改革开放前政府行为
的诚实而公开评议的氛围。因此，很多时候国人对以前的政府也抱有不切实际的
想法。典型的看法包括现在的政府不如以前的政府清廉。
中国现在的政府真的不如毛时代的政府清廉吗？改革开放的最为基本的特点
就是社会回归到商品交换，流通的是货币，当然衡量的单位就自然而然的是货币
了，所以要论贪腐的程度，就很多时候是以涉及的金额而定的。回到改革开放以
前，货币的作用是次要的，在所谓的“大灾荒”年代里，不少饿死的人可能并不
缺钞票，而中国还有的是粮食出口换武器或者是支援并不挨饿的第三世界哥们。
我没有数据，但不难猜测在大批人口饿死的地区，干部被饿死的几率是微乎其微，
甚至可以说没有，这样的政府的清廉程度是非常有限的。在改革开放前流行的是
“政治”这一硬通货（比黄金还硬，那些拥有这一硬通货的人还在不时地列举新
朝的过失与旧朝的辉煌，以期望兑现呢！），所以要衡量以前的政府的腐化程度，
还得用当时的流通品而定。
在改革开放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干部体系攫取了几乎所有的有形与无形的
社会财富，他们可以任意的使用与破坏，上面提到饿死中国人，支援不那么穷的
哥们就是一个典型的实证。毛本人是极为伪善的，他在听闻人民的悲惨境遇时同
情心大发，决定不吃肉了，于是中央特供司还得专门去上海请来了厨师为他做素
鸡素鸭，成本可能还要高于真鸡真鸭！数年后这位厨师还得意洋洋地以御厨身份
写回忆录，真是的。
毛本人的生活的腐化以及当时政府高官的腐化就不用提了罢，毛以“政治”
与专政工具为他的政治硬通货兑现了多少钞票？毛的稿酬与版权费用在他死时积
累到了近7千6百万元（在2002年累计利息涨到了1亿三千多万元），那时毛的工
资是年收入4千元，也就是中国最高工资是年收入4千元（据说宋庆龄工资比他高，
可能是唯一比他高的人，就不算了），他积累了1万9千倍年最高工资！如果跟普
通工人的年收入600元相比（当时农村恐怕年收入人均不满100元），他积累了
12.7万倍普通工人的年收入，当然还不算上他平时腐化奢华消耗的部分。毛的作
品即使珍贵无比，一个要抵十个人，把中国当时十个最有名的文学家，或者稿酬
最多的十个人节余下来的资金总和，未必及得那笔巨款的零头！所以说这是最大
的一笔贪污款，应该是不会错的了。毛后人居然还有脸请求使用这笔款项，真是
不知羞耻。中国现政府冻结该款项不予以毛后人，应该是明智的。
中国人中现在最高收入以工资而论，不时有传出百万重金聘请人才的新闻，
即使以百万为限，也要有人贪污到190亿才能与毛相提并论，如果用卫生部统计
的职工平均工资1.8万元来对比以前工人的工资，要有人贪污到23亿才能与毛相
提并论，而且这只是就一个方面的比较而言，如前述毛时代的流行通货是“政
治”，贪腐的结果还不能只用资金来衡量，很多时候是用人的性命、尊严、健康
等等来衡量的。
在卫生医疗领域是否改革开放前的政府就做得更好呢？毛是一个主张“老虎
不刷牙”的人（幸好老虎不刷牙，不然中国还有得折腾的），卫生部务实的官员
先后被清算，最后搞了个合作医疗，没有医生，就兴起赤脚医生，打倒了大多数
的正规医学院，办了“工农兵”学院，现在不少医院还在为那一被“工农兵”学
员发愁，重用不得，却又资历占先。这一系列的活动中，除了赤脚医生有点创意，
其它无不劳民伤财，让本就破败的卫生医疗体系更加千疮百孔，还把有可能修疮
补孔的人打压到社会最低层，我看不出来从哪一点上来说，旧时代值得半点怀念。
批评改革，怀念毛时代的人，患病了就该送去赤脚医生医治，这样大家各得其所。
我的祖父先后三次在县医院作手术，他属于贫下中农，所以费用全免，父亲
每每怀念祖父的时候就对旧时代政府感恩不尽，在我幼年的心灵中留下深刻的印
象。成年，尤其是知事，更由于学了现代医学，让我不少幼时的梦幻破裂，关于
祖父的病也是其中之一。根据父亲的描述，祖父最先是因肠梗阻手术，后来两次
则是腹痛复发，又是肠梗阻？以当时的卫生条件，我想当年祖父多半是蛔虫引起
的肠梗阻，有多大的必要性进行手术是值得怀疑的。手术暂时的成功是以后期常
发的肠粘连为代价的，以致于多次手术。后来我的一位表嫂因阑尾炎去县医院作
手术，当时就搞了个病危，后来常发腹疼肠粘连，所以我很是怀疑当年为我祖父
手术的医生的水准。但这些怀疑是永远无法证实的了。我对于父亲描述的就医过
程极为感叹，因为祖父实在忍受不了，他们就得组织至少6个人，抬着祖父向县
医院飞跑，我难以说清有多少路程，但记忆中我成年后从老家走到镇上要1个小
时，再乘公共汽车要两个小时到县城，他们6个人换着抬，要一整夜才能到县医
院，中国要是不瞎折腾那么多年，他们也不用那么辛苦罢。
一个低效的体系中，即使有贫困救助，也只起到安慰剂的作用，而且在政治
通货流行的年代里，最为贫困的恐怕不是以我祖父为代表的贫下中农，而是那些
无产无业的五类分子。
毛时代（医疗）对农民政策的倾斜，与其说有实效，倒不如说是做秀，赤脚
医生与中医连燃眉之急也解决不了。全国人民都缺医少药，毛老爷子独自霸占一
个有相当训练水准的医生，让他因长期不面向公众行医而技能退化。秀呆了的农
村合作医疗与职工全面医疗福利掩盖不了一个事实，中国大部分的医疗资源就围
绕在中南海周围，其次在省政府周围，再其次在县政府周围，跳大神的确有效，
特别是你周围没有合格的医生的时候。中国改革开放超过二十年，这个格局仍然
没有打破，但或多或少镇医院里可以见到大学生毕业的医生了，求医的路程起码
没有那么遥远了。
我对中国医疗体系的改革，因为做得太少而不是过多，赞歌是唱不起来的，
但的确与旧时代相比，辛酸少了许多。中国需要合理的医疗体制，政府的责任是
巨大的，希望随着其它系统的改革的深入，医疗这个保垒也得见一线光明，而不
是沉溺于过去那用脸皮与嘴皮堆起来的荣光里。
危机的现状与源由，基准是批判，批判的立足点是如何做得更好，是与一种理性
认可的状态进行比较，不是与中国以前的状态比较，但批评与批判都极易被曲解
或者误解为对现行政策的否定，对改革的否定，所以有必要在此阐明对于改革与
中国现行政策的立场。
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前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文过饰非，这一特征没有随着改革
开放马上消失，而是逐渐淡化，但迄今为止，中国尚缺乏对改革开放前政府行为
的诚实而公开评议的氛围。因此，很多时候国人对以前的政府也抱有不切实际的
想法。典型的看法包括现在的政府不如以前的政府清廉。
中国现在的政府真的不如毛时代的政府清廉吗？改革开放的最为基本的特点
就是社会回归到商品交换，流通的是货币，当然衡量的单位就自然而然的是货币
了，所以要论贪腐的程度，就很多时候是以涉及的金额而定的。回到改革开放以
前，货币的作用是次要的，在所谓的“大灾荒”年代里，不少饿死的人可能并不
缺钞票，而中国还有的是粮食出口换武器或者是支援并不挨饿的第三世界哥们。
我没有数据，但不难猜测在大批人口饿死的地区，干部被饿死的几率是微乎其微，
甚至可以说没有，这样的政府的清廉程度是非常有限的。在改革开放前流行的是
“政治”这一硬通货（比黄金还硬，那些拥有这一硬通货的人还在不时地列举新
朝的过失与旧朝的辉煌，以期望兑现呢！），所以要衡量以前的政府的腐化程度，
还得用当时的流通品而定。
在改革开放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干部体系攫取了几乎所有的有形与无形的
社会财富，他们可以任意的使用与破坏，上面提到饿死中国人，支援不那么穷的
哥们就是一个典型的实证。毛本人是极为伪善的，他在听闻人民的悲惨境遇时同
情心大发，决定不吃肉了，于是中央特供司还得专门去上海请来了厨师为他做素
鸡素鸭，成本可能还要高于真鸡真鸭！数年后这位厨师还得意洋洋地以御厨身份
写回忆录，真是的。
毛本人的生活的腐化以及当时政府高官的腐化就不用提了罢，毛以“政治”
与专政工具为他的政治硬通货兑现了多少钞票？毛的稿酬与版权费用在他死时积
累到了近7千6百万元（在2002年累计利息涨到了1亿三千多万元），那时毛的工
资是年收入4千元，也就是中国最高工资是年收入4千元（据说宋庆龄工资比他高，
可能是唯一比他高的人，就不算了），他积累了1万9千倍年最高工资！如果跟普
通工人的年收入600元相比（当时农村恐怕年收入人均不满100元），他积累了
12.7万倍普通工人的年收入，当然还不算上他平时腐化奢华消耗的部分。毛的作
品即使珍贵无比，一个要抵十个人，把中国当时十个最有名的文学家，或者稿酬
最多的十个人节余下来的资金总和，未必及得那笔巨款的零头！所以说这是最大
的一笔贪污款，应该是不会错的了。毛后人居然还有脸请求使用这笔款项，真是
不知羞耻。中国现政府冻结该款项不予以毛后人，应该是明智的。
中国人中现在最高收入以工资而论，不时有传出百万重金聘请人才的新闻，
即使以百万为限，也要有人贪污到190亿才能与毛相提并论，如果用卫生部统计
的职工平均工资1.8万元来对比以前工人的工资，要有人贪污到23亿才能与毛相
提并论，而且这只是就一个方面的比较而言，如前述毛时代的流行通货是“政
治”，贪腐的结果还不能只用资金来衡量，很多时候是用人的性命、尊严、健康
等等来衡量的。
在卫生医疗领域是否改革开放前的政府就做得更好呢？毛是一个主张“老虎
不刷牙”的人（幸好老虎不刷牙，不然中国还有得折腾的），卫生部务实的官员
先后被清算，最后搞了个合作医疗，没有医生，就兴起赤脚医生，打倒了大多数
的正规医学院，办了“工农兵”学院，现在不少医院还在为那一被“工农兵”学
员发愁，重用不得，却又资历占先。这一系列的活动中，除了赤脚医生有点创意，
其它无不劳民伤财，让本就破败的卫生医疗体系更加千疮百孔，还把有可能修疮
补孔的人打压到社会最低层，我看不出来从哪一点上来说，旧时代值得半点怀念。
批评改革，怀念毛时代的人，患病了就该送去赤脚医生医治，这样大家各得其所。
我的祖父先后三次在县医院作手术，他属于贫下中农，所以费用全免，父亲
每每怀念祖父的时候就对旧时代政府感恩不尽，在我幼年的心灵中留下深刻的印
象。成年，尤其是知事，更由于学了现代医学，让我不少幼时的梦幻破裂，关于
祖父的病也是其中之一。根据父亲的描述，祖父最先是因肠梗阻手术，后来两次
则是腹痛复发，又是肠梗阻？以当时的卫生条件，我想当年祖父多半是蛔虫引起
的肠梗阻，有多大的必要性进行手术是值得怀疑的。手术暂时的成功是以后期常
发的肠粘连为代价的，以致于多次手术。后来我的一位表嫂因阑尾炎去县医院作
手术，当时就搞了个病危，后来常发腹疼肠粘连，所以我很是怀疑当年为我祖父
手术的医生的水准。但这些怀疑是永远无法证实的了。我对于父亲描述的就医过
程极为感叹，因为祖父实在忍受不了，他们就得组织至少6个人，抬着祖父向县
医院飞跑，我难以说清有多少路程，但记忆中我成年后从老家走到镇上要1个小
时，再乘公共汽车要两个小时到县城，他们6个人换着抬，要一整夜才能到县医
院，中国要是不瞎折腾那么多年，他们也不用那么辛苦罢。
一个低效的体系中，即使有贫困救助，也只起到安慰剂的作用，而且在政治
通货流行的年代里，最为贫困的恐怕不是以我祖父为代表的贫下中农，而是那些
无产无业的五类分子。
毛时代（医疗）对农民政策的倾斜，与其说有实效，倒不如说是做秀，赤脚
医生与中医连燃眉之急也解决不了。全国人民都缺医少药，毛老爷子独自霸占一
个有相当训练水准的医生，让他因长期不面向公众行医而技能退化。秀呆了的农
村合作医疗与职工全面医疗福利掩盖不了一个事实，中国大部分的医疗资源就围
绕在中南海周围，其次在省政府周围，再其次在县政府周围，跳大神的确有效，
特别是你周围没有合格的医生的时候。中国改革开放超过二十年，这个格局仍然
没有打破，但或多或少镇医院里可以见到大学生毕业的医生了，求医的路程起码
没有那么遥远了。
我对中国医疗体系的改革，因为做得太少而不是过多，赞歌是唱不起来的，
但的确与旧时代相比，辛酸少了许多。中国需要合理的医疗体制，政府的责任是
巨大的，希望随着其它系统的改革的深入，医疗这个保垒也得见一线光明，而不
是沉溺于过去那用脸皮与嘴皮堆起来的荣光里。
（10）张文康现象
2003年中国成为世界注目的中心，因为萨斯（SARS）在中国爆发，萨斯国人
常称非典，因这一疾病本身不在本文中心所在，就不详细探讨了。在这里我讨论
张文康现象，即不是为他叫屈，也不是指责他，而是探讨一种文化现象，既与医
疗体系悉悉相关，也涉汲到其它专业范围内的管理活动。
在我的眼里，张文康的确不算合格的卫生部长，但他却是为数不多的认识到
医疗价格扭曲的危害的高官之一。公平地讲，张文康在卫生部的工作并不比其它
的大多数的卫生部长差（比前也比后），可能在学识上还要超过不少现任的卫生
部的高官。张的失职是结构性的失职，也就是说，可能不会有人做得比他更好。
卫生部最好的卫生部长当属吴仪，同样，这里我采用的仍是经济管理学的分析方
式，不是真正要全面公正地评价这些官员的得失。
为什么说吴仪是最好的卫生部长呢？因为她是管理专家，不是来源于“医而
优则仕”的传统的卫生部长。我曾经到美国著名的农用器械公司去考察他们的医
疗系统，该系统的财务总管为我们作报告说，他不是搞卫生管理与财务的，在该
卫生系统遇到麻烦时，他被从其它部门调过来负责这里的财务管理，他初时的畏
难很快就为实际工作取代了，他说，商业管理的原则，无论在哪里都是适用的。
对了，商业管理的原则，无论哪里都是适用的，医疗卫生领域也不例外。吴仪没
有专业知识背景可以依仗，她必须象唐太宗那样，兼听则明，她会更加尊重专家
的意见，所以，中国卫生部最好的卫生部长，多半非她莫属，可惜她在卫生部的
时间不长。
我前面提到结构性失职，是多层面的。第一个层面的结构性失职，当然指的
就是医而优则仕了。不少人肯定不以为然，在美国医生不仅仅是在各种卫生机构
中担任领导职务，不少人还担任州长、议员以及其它政府中的高级职务，我所在
的大学，以前的校长就是一位医生。我指责医而优则仕，并不是要排斥医生成为
管理人员，而是认为他们中间有管理天赋的人才可以赋于管理性职位，管理性职
位应当是支持与从属性的，而不是凌架于专业人员以上。事实上在中国的医院中
还有医而劣则仕的淘汰规则，简单地说，你临床工作很差，没办法让你留在临床
而不给医院带来麻烦，但中国的人事制度又不允许解雇你，于是你进入了后勤部
门或行政部门！往往还有不少人长于算计，进入管理部门后如鱼得水，最终进入
领导阶层。由于管理工作被当作奖励系统，需要管理人才的位置被烂芋充数，导
致管理庸俗化，整体管理水平低下。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评价管理者的体系被歪
曲，因为大家出身于医而优则仕的传统，尽管从事管理工作，仍旧拼命地比专业
上的成就，但很明显，实际管理工作消耗了大量精力，专业上的成就就只能靠手
中的资源来捞取了！医而劣则仕的成功管理人员也会因行政职务而挂上专家的名
号。方舟子有得忙的了。
大家还必须意识到医而优则仕导致管理本身的神秘化与腐败化。在国外卫生
体系内许多的管理性职位中，很多是半荣誉性的，比如医院的医务总管
（Medical Directorship），这些职担任者是医生，但实际功能就靠大量的支持
人员搞定，而医生只作关键性的决定。更多、大量的管理性职位对专业人员有着
不同程度上的管理要求，适当的管理人员会要求适当的管理支持人员的配置。在
医生系统，大的科室以医生为首多会为其设置专业专职行政主管，以协助其日常
管理工作。在医而优则仕的环境中，管理人员更多的是把管理当做捞取额外利益
的机会，这种机会当然不愿意分享，更不愿意公开，其结果，就是萎缩的低能低
效的管理体系。
张文康现象中的第二个结构性失职是卫生部的策略性目标混乱。在管理学中
宏观层面的管理叫策略性管理（应该也可以叫战略性管理），现在国内许多公司
售卖的策化，就指的是这类管理活动，策化的重要性就在于，宏观管理的失败，
会导至商业计划的全面破产，无论你拥有多么优秀的微观管理人员。比如说，你
有优秀的消售人员，有一流的产品与技术人员，但你定位于一个不适当的市场，
结果想买你产品的人可能买不着，你优秀的产品也卖不出去。
为什么说卫生部的策略性目标混乱呢？如果你还记得我在此前讨论了医疗卫
生对人生命的贡献率，基本经济生活水准70%，那是不由卫生部负责的，此后则
是公共卫生，虽然只占医疗卫生开支的10%左右，却要作20%的贡献，而医生医疗
活动（国外常用个人卫生以对照于公共卫生）占医疗卫生总开支的90%左右，却
只有10%的贡献。公共卫生与个人卫生在服务体系，目标，重点，知识体系，人
员，资源使用及效益等各方面都有巨大的不同，当这二者被混合在一个体系中，
其结果就是中国现在的医疗危机。
萨斯暴露了中国公共卫生脆弱的一面。公共卫生信息不能自由地交换，医院
相互独立作战，没有预警系统，缺乏监管，缺乏应急机制，管理者的无能得到充
分的体现。而中国公共卫生的专业人员恐怕面上也的确缺些光彩。公共卫生与个
人卫生并不是泾渭分明的，相互之间需要配合，但解决这种配合关系的方式是专
业的管理与适当的政策，绝不是将之混合在一起，造成目标混乱。卫生部一方面
要调节管理医院，另一方面又要管理公共卫生，个人卫生占用巨大社会资源，不
用说，其结果是忽视公共卫生与社会安全，而医院系统又被他们管得一团糟。张
文康1998年上任伊始就提出了医疗价格不适当的问题，他2003年下台时已是五年
过去了，问题还是那些问题……现在？问题还是那些问题……
是的，我在此呼吁转换卫生部职能，将公共卫生独立出来，要么卫生部变成
公共卫生部，要么新成立公共卫生局，彻底划分出公共卫生的预算与考核，不让
公共卫生因个人卫生而失却方向和责任。不久前看到中国商务部的人振振有词地
反驳中国食品安全性差的论点，他举例说，中国出口到日本的食品99.9%合格，
而美国只有98%合格，看到这样的数据，国人都会大松一口气，原来中国食品比
美国食品还要安全！总觉得不是味儿，于是，我查了一下统计数据：
中国2006年食品生产与服务企业卫生检查合格率86.2%，食品检查总合格率
90.8%，（餐馆等）餐具合格率82.5%，食品行业从业人员体检合格率96.9%。
这是卫生部抽样调查的数据，高吧？高。中国日常生活中14%的食品来源于
卫生检查不合格的企业，我们去餐馆有17%的可能用着不合格的餐具！
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劣质奶粉导致大头娃娃，大家会吃臭水沟里捞出来的
油，粪便与垃圾中熏出来的臭豆腐，其它还有更多，不一一列举了，食品不安全，
药品更不用说了，判局长死刑，就可以换得食品与药品的安全？我是不相信的。
中国的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显得非常不认真，缺乏专业水准与职业精神，中国
需要食品安全，也需要药品安全，中国现在的卫生环境，的确需要大步的提高。
中国出口的食品几乎百分之百的合格，而自已却消化着不那么合格的食品，真是
高！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未免太缺乏专业精神了，老百姓多
半会说，这也太缺德了！说到这里，不由得想对中国商务部的人品评两句，别人
担心的是在一个充满不安全食品的环境中生产出来的东西，会有超越出检验范围
的安全隐患，比如说那些危险的玩具，要早知道你会在玩具里有那些东东，会让
你上岸吗？
公共卫生具有低投资，高效益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不投入就可以有收获，
让公共卫生与个人卫生体系脱离，就是要全力保证公共卫生事业，投资管理的本
能活动（先投资效益高的），就不多讲了。
既然提到了卫生部人员的专业精神与水准的问题，我不妨提一提我在接触卫
生部数据方面的印象。我在以前答找错时，他说我提到卫生部数据时带有不屑，
因为我在此前说我有时也想问问卫生部关于它的数据的问题。我不是质疑卫生部
所用的数据，而是确实对某些数据有疑问。统计数据有数个层次，比如国民经济
统计，人口，卫生方面医务人员数量等非常重要的数据，就要定期进行全面统计，
那么数据是实测数据，也就是真实值，对这样的数字直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全
面统计成本高昂，很多时候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比如我以前提到的血压的正
常值，就不可能找到所有的正常人测量），那么就要实行抽样调查，抽样调查的
结果就是对真实值进行估计，一般而言，抽样的结果都要用估计的真实值加标准
差来显示，以示对真实值的尊重。卫生部列举统计数据，很多时候就不顾及这样
的细微区别，显得欠缺专业精神。此外卫生部也会引用别人的数据，但习惯性不
注明出处，或者是不紧靠数据注明出处，显得对数据源与读者不够尊重。找错同
志也许马上就来找我的错了，原来你也没有作到处处标明数据来源！我的这一系
列是属于科普性的讨论，如同以前所说的如果进行学术论证，那么就不能控制篇
幅，就这样许多人都认为我的文章太长了，所以偷懒了，但大体并不违反科普写
作的贯例。卫生部的数据要面对公众的质疑与研究人员，属于正式财料，不能违
反科学研究通报与写作的贯例。从这一点上说，卫生部的确有加强专业人员专来
素养的必要。
这结构性失职的第三点就是医院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公
共卫生没有取得卫生领域的优先权的结果。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如果是小国寡
民，男耕女织，这系统管理性是不强，就很容易实现了，但偏偏进入了现代社会，
经济活动七交八叉，这大系统就不是人力可以计划的了，本来你这个厂生产盐巴
就生产盐巴，回到亚当·斯密交给我们的基本功上，叫社会分工，但大系统照顾
不过来，未能及时送来医生，于是乎，这个厂办了一家医院，后来又办了自已的
学校，免得职工报怨，当然同时宿舍越修越多，弄了个围墙把自已围起来，俨然
成了一个世外桃园（夸张了）。
计划经济残留的社会分工倒退导致大量的分系统，子系统，中国的医院体系
中就有军队系统，卫生部系统，还有大量分散的职工医院系统。这些系统互不统
属，卫生部官至部长，未必军队系统的医院就要买账，所以张文康也满有理由，
那些军队医院不报告我疫情，我当然就不知道有萨斯，我不知道有，我当然就说
没有，演出了现代版的掩耳盗铃。
三个结构性的失职，导致了张部长的困境，他出身医生，显然公共卫生非他
所长，下面也没有配备可以帮助他走出困境的管理人员与专业人员，所以象典型
的官僚主义的管理人员一样，面对不知所措的问题，他选择了回避，直接否认了
问题的存在。要是萨斯流行的时间短一点，他未必不可以顺利过关，用不着降级。
张文康现象代表着中国宏观公共卫生危机，在一个适当的体系中，医院作为
个人卫生系统应当以法律的形式承担面对公共卫生的配合与其它义务，当二者同
属一个系统，象现在一样，归属卫生部管属，那么这种义务就显得没有必要，但
一旦面临现实的考验，两个系统都存在大量的危机。中国难道还需要一次萨斯才
能吸取教训么？
张文康现象除了结构性无能，还有一种严重的心理上的短视。当我与国内同
行交流的时候，不少人提到了卫生部新的领导结构，认为中国有了一个院士部长，
他应该会足够聪明，让中国的卫生体系得到极大提高。国人总喜欢存不切实际的
幻想，老是落入学面优则仕的陷阱，一个有声望、有专业水准的医学家或生物学
家并不是卫生部所需要的，卫生部需要的是三类人物作为领导，一是（卫生）经
济学家，二是管理专家，三是公共卫生专家，三者有所或缺都会对卫生部的职能
造成巨大缺损。卫生部不是没有人才，比如饶克勤教授，如果让他当卫生部长，
从专业角度上来说，就可能比其他所有卫生部挂了像的领导称职。但遗憾的是，
公共卫生出身的专家在中国的医疗卫生政策决策体系中很容易只占配角位置（因
为公共卫生所占经济规模比重很低所决定的）。一个医而优则仕的专家官员常常
挟艺自大，自大到信口开河的程度，如王澄医生所批评的现部长所提倡的“亚健
康”观念，就是张文康现象的典型表现。
由于医而优则仕所带来的专业上的光环，无论是官员本人，还是周围的评价
体系，常常不由自主地用专业上的成绩代替真正的效绩评估。专业上的成就，造
成了官员本身的傲气与高度的自尊，总以为只要是医学领域的事，他们成了官员，
不全懂，也起码懂了一半以上，对公众与政策发言毫无谨慎的自觉，也在日常的
工作中缺乏征循专家意见的体系（他们就自认为是专家了，还需要什么专家意
见）。遍观各国，只要没有学而优则仕的体系，大凡大的方针政策，都必寻求专
家意见，各种专家委员会层出不穷，中国常常是官员们关上门来讨论一翻就可以
武断地定论与定策了，既无政策研究，也不对政策效果进行回访，严重缺乏政策
决策的科学性。
所有的医而优则仕的官员，他们的管理知识来源于他们的经历以及他们熟习
的旧传统，加上他们自大的心态，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固化的认知体系，这个认知
体系的牢固程度，远远超过了他们求变的愿望，张文康上台之初就谈医疗价格改
革的必要性，但他五年后下台时，他并没有为日益扭曲的医疗价格做太多的贡献。
医而优则仕跟学而优则仕一样，没有适当的评估体系与评议标准，选拔官员，
看重的是管理能力，却要由他们的诗词歌赋，码方块字的能力来评定（所以我以
前说过，就怕官员写诗，象毛一样，不懂的地方一首诗就把人“震”住了）。由
于官员自认为是专家，就缺乏寻求解决问题的动力，常常故意忽视大的问题而抓
住小的问题，与专业相关的问题（或者做诗）进一步地展现自已的“高明”。这
是一种先天拒绝向前看的短视，把多认了几个方块字的徐文长当智者的国人也就
常常落入这种圈套，不能正确评定管理者的能力与功绩。比如说中国当前无比紧
张的医患关系，被医院院长们重复一千遍的谎言就是，目前媒体的报道对医院不
公平，诱发了紧张的医患关系与各种恶性事件，而这个谎言在医务人员中是极有
市场的（因为听得多了），大家都看不到危机的本质是源于政府不适当的价格管
制与医疗体系的严重管理不善。
即然上面谈到了公共卫生的投资，我不妨进一步谈谈社会对食品与基本教育
的投资。现代社会的显著特点就是科技的发展导致生产力的极大的提高，以前绝
大部分人从事农业生产，而现代社会只需要极少部分人从事农业生产就可以满足
社会的总体需求，换一个角度来说，食品，尤其是基本食品对社会的成本变得极
为低下，低下到社会需要从宏观的角度考虑社会投资效应。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说，
寿命的最大决定性因素是经济生活条件，即然社会愿意考虑公共卫生的投资，那
么这个社会也应该可以考虑比公共卫生效益更大的基本生活条件的投资，即对贫
困人口的救助，尤其是缺乏自保的人口，比如婴幼儿。无论是基于善心，还是基
于私心，这样的救助都是聪明之举，因为婴幼儿成长期的投资会在他们成年后得
到回报，表面上看来这些回报只体现在受资助的人身上，而事实上是全社会都会
受益。比如说富有阶层，他们的子女多半会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即或那些教育
不成功的人，也可能继承父辈产业参与管理，当群体健康与教育水平提高时，整
体生产水平得到提高，资产投资的效益会得到提高，另外整个社会的稳定性得到
提高，也让富有阶层受益更多（社会动乱与不安定因素对富有阶层具有更大的冲
击性或者说机会成本）。如果卫生部能附加这一个职能，而不是与医疗系统搅和
在一起，中国社会将更加理性，现有的卫生医疗危机将有解套的可能。
我在这里以张文康以代表描述了一个现象，即因为医而优则仕，专业人员被
奖励性地授于管理职位，管理功能弱化，系统配置不合理，管理人员持（专业或
者写诗的才华）艺自视过高，其结果是管理人员既无能力掌控系统运作方向，也
缺乏管理系统与技术的支持，更没有发展良好体系的动力与愿望，不能应对复杂
的挑战，不管是象萨斯一样的疾病暴发，还是积累到现在的卫生医疗系统危机。
常称非典，因这一疾病本身不在本文中心所在，就不详细探讨了。在这里我讨论
张文康现象，即不是为他叫屈，也不是指责他，而是探讨一种文化现象，既与医
疗体系悉悉相关，也涉汲到其它专业范围内的管理活动。
在我的眼里，张文康的确不算合格的卫生部长，但他却是为数不多的认识到
医疗价格扭曲的危害的高官之一。公平地讲，张文康在卫生部的工作并不比其它
的大多数的卫生部长差（比前也比后），可能在学识上还要超过不少现任的卫生
部的高官。张的失职是结构性的失职，也就是说，可能不会有人做得比他更好。
卫生部最好的卫生部长当属吴仪，同样，这里我采用的仍是经济管理学的分析方
式，不是真正要全面公正地评价这些官员的得失。
为什么说吴仪是最好的卫生部长呢？因为她是管理专家，不是来源于“医而
优则仕”的传统的卫生部长。我曾经到美国著名的农用器械公司去考察他们的医
疗系统，该系统的财务总管为我们作报告说，他不是搞卫生管理与财务的，在该
卫生系统遇到麻烦时，他被从其它部门调过来负责这里的财务管理，他初时的畏
难很快就为实际工作取代了，他说，商业管理的原则，无论在哪里都是适用的。
对了，商业管理的原则，无论哪里都是适用的，医疗卫生领域也不例外。吴仪没
有专业知识背景可以依仗，她必须象唐太宗那样，兼听则明，她会更加尊重专家
的意见，所以，中国卫生部最好的卫生部长，多半非她莫属，可惜她在卫生部的
时间不长。
我前面提到结构性失职，是多层面的。第一个层面的结构性失职，当然指的
就是医而优则仕了。不少人肯定不以为然，在美国医生不仅仅是在各种卫生机构
中担任领导职务，不少人还担任州长、议员以及其它政府中的高级职务，我所在
的大学，以前的校长就是一位医生。我指责医而优则仕，并不是要排斥医生成为
管理人员，而是认为他们中间有管理天赋的人才可以赋于管理性职位，管理性职
位应当是支持与从属性的，而不是凌架于专业人员以上。事实上在中国的医院中
还有医而劣则仕的淘汰规则，简单地说，你临床工作很差，没办法让你留在临床
而不给医院带来麻烦，但中国的人事制度又不允许解雇你，于是你进入了后勤部
门或行政部门！往往还有不少人长于算计，进入管理部门后如鱼得水，最终进入
领导阶层。由于管理工作被当作奖励系统，需要管理人才的位置被烂芋充数，导
致管理庸俗化，整体管理水平低下。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评价管理者的体系被歪
曲，因为大家出身于医而优则仕的传统，尽管从事管理工作，仍旧拼命地比专业
上的成就，但很明显，实际管理工作消耗了大量精力，专业上的成就就只能靠手
中的资源来捞取了！医而劣则仕的成功管理人员也会因行政职务而挂上专家的名
号。方舟子有得忙的了。
大家还必须意识到医而优则仕导致管理本身的神秘化与腐败化。在国外卫生
体系内许多的管理性职位中，很多是半荣誉性的，比如医院的医务总管
（Medical Directorship），这些职担任者是医生，但实际功能就靠大量的支持
人员搞定，而医生只作关键性的决定。更多、大量的管理性职位对专业人员有着
不同程度上的管理要求，适当的管理人员会要求适当的管理支持人员的配置。在
医生系统，大的科室以医生为首多会为其设置专业专职行政主管，以协助其日常
管理工作。在医而优则仕的环境中，管理人员更多的是把管理当做捞取额外利益
的机会，这种机会当然不愿意分享，更不愿意公开，其结果，就是萎缩的低能低
效的管理体系。
张文康现象中的第二个结构性失职是卫生部的策略性目标混乱。在管理学中
宏观层面的管理叫策略性管理（应该也可以叫战略性管理），现在国内许多公司
售卖的策化，就指的是这类管理活动，策化的重要性就在于，宏观管理的失败，
会导至商业计划的全面破产，无论你拥有多么优秀的微观管理人员。比如说，你
有优秀的消售人员，有一流的产品与技术人员，但你定位于一个不适当的市场，
结果想买你产品的人可能买不着，你优秀的产品也卖不出去。
为什么说卫生部的策略性目标混乱呢？如果你还记得我在此前讨论了医疗卫
生对人生命的贡献率，基本经济生活水准70%，那是不由卫生部负责的，此后则
是公共卫生，虽然只占医疗卫生开支的10%左右，却要作20%的贡献，而医生医疗
活动（国外常用个人卫生以对照于公共卫生）占医疗卫生总开支的90%左右，却
只有10%的贡献。公共卫生与个人卫生在服务体系，目标，重点，知识体系，人
员，资源使用及效益等各方面都有巨大的不同，当这二者被混合在一个体系中，
其结果就是中国现在的医疗危机。
萨斯暴露了中国公共卫生脆弱的一面。公共卫生信息不能自由地交换，医院
相互独立作战，没有预警系统，缺乏监管，缺乏应急机制，管理者的无能得到充
分的体现。而中国公共卫生的专业人员恐怕面上也的确缺些光彩。公共卫生与个
人卫生并不是泾渭分明的，相互之间需要配合，但解决这种配合关系的方式是专
业的管理与适当的政策，绝不是将之混合在一起，造成目标混乱。卫生部一方面
要调节管理医院，另一方面又要管理公共卫生，个人卫生占用巨大社会资源，不
用说，其结果是忽视公共卫生与社会安全，而医院系统又被他们管得一团糟。张
文康1998年上任伊始就提出了医疗价格不适当的问题，他2003年下台时已是五年
过去了，问题还是那些问题……现在？问题还是那些问题……
是的，我在此呼吁转换卫生部职能，将公共卫生独立出来，要么卫生部变成
公共卫生部，要么新成立公共卫生局，彻底划分出公共卫生的预算与考核，不让
公共卫生因个人卫生而失却方向和责任。不久前看到中国商务部的人振振有词地
反驳中国食品安全性差的论点，他举例说，中国出口到日本的食品99.9%合格，
而美国只有98%合格，看到这样的数据，国人都会大松一口气，原来中国食品比
美国食品还要安全！总觉得不是味儿，于是，我查了一下统计数据：
中国2006年食品生产与服务企业卫生检查合格率86.2%，食品检查总合格率
90.8%，（餐馆等）餐具合格率82.5%，食品行业从业人员体检合格率96.9%。
这是卫生部抽样调查的数据，高吧？高。中国日常生活中14%的食品来源于
卫生检查不合格的企业，我们去餐馆有17%的可能用着不合格的餐具！
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劣质奶粉导致大头娃娃，大家会吃臭水沟里捞出来的
油，粪便与垃圾中熏出来的臭豆腐，其它还有更多，不一一列举了，食品不安全，
药品更不用说了，判局长死刑，就可以换得食品与药品的安全？我是不相信的。
中国的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显得非常不认真，缺乏专业水准与职业精神，中国
需要食品安全，也需要药品安全，中国现在的卫生环境，的确需要大步的提高。
中国出口的食品几乎百分之百的合格，而自已却消化着不那么合格的食品，真是
高！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未免太缺乏专业精神了，老百姓多
半会说，这也太缺德了！说到这里，不由得想对中国商务部的人品评两句，别人
担心的是在一个充满不安全食品的环境中生产出来的东西，会有超越出检验范围
的安全隐患，比如说那些危险的玩具，要早知道你会在玩具里有那些东东，会让
你上岸吗？
公共卫生具有低投资，高效益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不投入就可以有收获，
让公共卫生与个人卫生体系脱离，就是要全力保证公共卫生事业，投资管理的本
能活动（先投资效益高的），就不多讲了。
既然提到了卫生部人员的专业精神与水准的问题，我不妨提一提我在接触卫
生部数据方面的印象。我在以前答找错时，他说我提到卫生部数据时带有不屑，
因为我在此前说我有时也想问问卫生部关于它的数据的问题。我不是质疑卫生部
所用的数据，而是确实对某些数据有疑问。统计数据有数个层次，比如国民经济
统计，人口，卫生方面医务人员数量等非常重要的数据，就要定期进行全面统计，
那么数据是实测数据，也就是真实值，对这样的数字直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全
面统计成本高昂，很多时候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比如我以前提到的血压的正
常值，就不可能找到所有的正常人测量），那么就要实行抽样调查，抽样调查的
结果就是对真实值进行估计，一般而言，抽样的结果都要用估计的真实值加标准
差来显示，以示对真实值的尊重。卫生部列举统计数据，很多时候就不顾及这样
的细微区别，显得欠缺专业精神。此外卫生部也会引用别人的数据，但习惯性不
注明出处，或者是不紧靠数据注明出处，显得对数据源与读者不够尊重。找错同
志也许马上就来找我的错了，原来你也没有作到处处标明数据来源！我的这一系
列是属于科普性的讨论，如同以前所说的如果进行学术论证，那么就不能控制篇
幅，就这样许多人都认为我的文章太长了，所以偷懒了，但大体并不违反科普写
作的贯例。卫生部的数据要面对公众的质疑与研究人员，属于正式财料，不能违
反科学研究通报与写作的贯例。从这一点上说，卫生部的确有加强专业人员专来
素养的必要。
这结构性失职的第三点就是医院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公
共卫生没有取得卫生领域的优先权的结果。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如果是小国寡
民，男耕女织，这系统管理性是不强，就很容易实现了，但偏偏进入了现代社会，
经济活动七交八叉，这大系统就不是人力可以计划的了，本来你这个厂生产盐巴
就生产盐巴，回到亚当·斯密交给我们的基本功上，叫社会分工，但大系统照顾
不过来，未能及时送来医生，于是乎，这个厂办了一家医院，后来又办了自已的
学校，免得职工报怨，当然同时宿舍越修越多，弄了个围墙把自已围起来，俨然
成了一个世外桃园（夸张了）。
计划经济残留的社会分工倒退导致大量的分系统，子系统，中国的医院体系
中就有军队系统，卫生部系统，还有大量分散的职工医院系统。这些系统互不统
属，卫生部官至部长，未必军队系统的医院就要买账，所以张文康也满有理由，
那些军队医院不报告我疫情，我当然就不知道有萨斯，我不知道有，我当然就说
没有，演出了现代版的掩耳盗铃。
三个结构性的失职，导致了张部长的困境，他出身医生，显然公共卫生非他
所长，下面也没有配备可以帮助他走出困境的管理人员与专业人员，所以象典型
的官僚主义的管理人员一样，面对不知所措的问题，他选择了回避，直接否认了
问题的存在。要是萨斯流行的时间短一点，他未必不可以顺利过关，用不着降级。
张文康现象代表着中国宏观公共卫生危机，在一个适当的体系中，医院作为
个人卫生系统应当以法律的形式承担面对公共卫生的配合与其它义务，当二者同
属一个系统，象现在一样，归属卫生部管属，那么这种义务就显得没有必要，但
一旦面临现实的考验，两个系统都存在大量的危机。中国难道还需要一次萨斯才
能吸取教训么？
张文康现象除了结构性无能，还有一种严重的心理上的短视。当我与国内同
行交流的时候，不少人提到了卫生部新的领导结构，认为中国有了一个院士部长，
他应该会足够聪明，让中国的卫生体系得到极大提高。国人总喜欢存不切实际的
幻想，老是落入学面优则仕的陷阱，一个有声望、有专业水准的医学家或生物学
家并不是卫生部所需要的，卫生部需要的是三类人物作为领导，一是（卫生）经
济学家，二是管理专家，三是公共卫生专家，三者有所或缺都会对卫生部的职能
造成巨大缺损。卫生部不是没有人才，比如饶克勤教授，如果让他当卫生部长，
从专业角度上来说，就可能比其他所有卫生部挂了像的领导称职。但遗憾的是，
公共卫生出身的专家在中国的医疗卫生政策决策体系中很容易只占配角位置（因
为公共卫生所占经济规模比重很低所决定的）。一个医而优则仕的专家官员常常
挟艺自大，自大到信口开河的程度，如王澄医生所批评的现部长所提倡的“亚健
康”观念，就是张文康现象的典型表现。
由于医而优则仕所带来的专业上的光环，无论是官员本人，还是周围的评价
体系，常常不由自主地用专业上的成绩代替真正的效绩评估。专业上的成就，造
成了官员本身的傲气与高度的自尊，总以为只要是医学领域的事，他们成了官员，
不全懂，也起码懂了一半以上，对公众与政策发言毫无谨慎的自觉，也在日常的
工作中缺乏征循专家意见的体系（他们就自认为是专家了，还需要什么专家意
见）。遍观各国，只要没有学而优则仕的体系，大凡大的方针政策，都必寻求专
家意见，各种专家委员会层出不穷，中国常常是官员们关上门来讨论一翻就可以
武断地定论与定策了，既无政策研究，也不对政策效果进行回访，严重缺乏政策
决策的科学性。
所有的医而优则仕的官员，他们的管理知识来源于他们的经历以及他们熟习
的旧传统，加上他们自大的心态，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固化的认知体系，这个认知
体系的牢固程度，远远超过了他们求变的愿望，张文康上台之初就谈医疗价格改
革的必要性，但他五年后下台时，他并没有为日益扭曲的医疗价格做太多的贡献。
医而优则仕跟学而优则仕一样，没有适当的评估体系与评议标准，选拔官员，
看重的是管理能力，却要由他们的诗词歌赋，码方块字的能力来评定（所以我以
前说过，就怕官员写诗，象毛一样，不懂的地方一首诗就把人“震”住了）。由
于官员自认为是专家，就缺乏寻求解决问题的动力，常常故意忽视大的问题而抓
住小的问题，与专业相关的问题（或者做诗）进一步地展现自已的“高明”。这
是一种先天拒绝向前看的短视，把多认了几个方块字的徐文长当智者的国人也就
常常落入这种圈套，不能正确评定管理者的能力与功绩。比如说中国当前无比紧
张的医患关系，被医院院长们重复一千遍的谎言就是，目前媒体的报道对医院不
公平，诱发了紧张的医患关系与各种恶性事件，而这个谎言在医务人员中是极有
市场的（因为听得多了），大家都看不到危机的本质是源于政府不适当的价格管
制与医疗体系的严重管理不善。
即然上面谈到了公共卫生的投资，我不妨进一步谈谈社会对食品与基本教育
的投资。现代社会的显著特点就是科技的发展导致生产力的极大的提高，以前绝
大部分人从事农业生产，而现代社会只需要极少部分人从事农业生产就可以满足
社会的总体需求，换一个角度来说，食品，尤其是基本食品对社会的成本变得极
为低下，低下到社会需要从宏观的角度考虑社会投资效应。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说，
寿命的最大决定性因素是经济生活条件，即然社会愿意考虑公共卫生的投资，那
么这个社会也应该可以考虑比公共卫生效益更大的基本生活条件的投资，即对贫
困人口的救助，尤其是缺乏自保的人口，比如婴幼儿。无论是基于善心，还是基
于私心，这样的救助都是聪明之举，因为婴幼儿成长期的投资会在他们成年后得
到回报，表面上看来这些回报只体现在受资助的人身上，而事实上是全社会都会
受益。比如说富有阶层，他们的子女多半会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即或那些教育
不成功的人，也可能继承父辈产业参与管理，当群体健康与教育水平提高时，整
体生产水平得到提高，资产投资的效益会得到提高，另外整个社会的稳定性得到
提高，也让富有阶层受益更多（社会动乱与不安定因素对富有阶层具有更大的冲
击性或者说机会成本）。如果卫生部能附加这一个职能，而不是与医疗系统搅和
在一起，中国社会将更加理性，现有的卫生医疗危机将有解套的可能。
我在这里以张文康以代表描述了一个现象，即因为医而优则仕，专业人员被
奖励性地授于管理职位，管理功能弱化，系统配置不合理，管理人员持（专业或
者写诗的才华）艺自视过高，其结果是管理人员既无能力掌控系统运作方向，也
缺乏管理系统与技术的支持，更没有发展良好体系的动力与愿望，不能应对复杂
的挑战，不管是象萨斯一样的疾病暴发，还是积累到现在的卫生医疗系统危机。
Tuesday, September 25, 2007
（9）中国呼唤南丁格尔
佛洛润丝·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是现代医学的开创者之一，
某种程度上来说，她不但建立了护理这个专业，也是医院管理学的先驱之一，回
顾她的工作，可以很大程度上看到中国医学护理的缺失。
在南丁格尔以前，并不是就没有护理，而是护理大多由社会地位低贱的妇女
承担，主要是提供煮饭、洗涤、及其它杂务，几乎所有的医疗活动都是由医生承
担的。南丁格尔出身于上层社会，大家可以想见她把自已定位于一个公认为低贱
的职业所要承受的社会与家庭压力，如果说什么样的行为才是神圣与勇敢的话，
南丁格尔是当之无魁的，那些喜欢标榜爱国的人，应当学学她的实际行动。
南丁格尔在1854年带38名妇女志愿者来到克里米亚战争前线，她发现受伤的
战士大多得不到适当的照顾，缺医少药，卫生条件差，大量的伤口感染，战场上
减员的主要原因是这些战士在这种医疗与生活条件下伤势加重而死亡。南丁格尔
立即着手改善医疗条件，清结生活场所与医疗器械。但她的努力并没有带来太大
的改变，她到达前线的第一个冬天就有超过4000人死亡，许多人因为伤寒与菌痢
而死亡，真正死于战伤的不到十分之一。次年英政府派出了一个卫生工作团队，
彻底改善了她所在医院的下水道与通风系统，死亡率才被控制住。南丁格尔的父
亲是一位统计学家，南丁格尔的统计学才华也在她事后对这些医院的统计分析中
得到展露，通过统计分析，她认为生活卫生条件是导致高死亡率的原因，因此在
她以后的工作中，她特别注重医院在卫生生活条件方面的设计。
南丁格尔的作用，不仅仅只是提高了护理专业的技术含量，成为医生不可或
缺的助手，而是全面地参与医院管理，从总体上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南丁格尔在
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发现，至今对中国不少的医院设计上都有进一步的指导意义。
中国的综合性医院，在1998年还有4%的危房，其它生活条件可以想见。国内许多
医院的厕所，奇脏奇臭无比，有时味儿在厕所外数米远，甚至看不到厕所的地方
都闻得到。即使是省级的大医院，很多都不能提供患者洗浴的条件，更不要说为
患者洗浴了。
如果说中国的医生差，那么就要用“恶劣”二字来形容中国的护士。国内的
护理活动也常常扯了南丁格尔的大旗来挂，显得她们也有无私奉献的精神，也有
一定的专业精神，其实南丁格尔的精神已经被她们败坏得无以复加了。南丁格尔
原是基于爱心与关心贫苦而投身于护理活动的，她终其一生都在为社会上处于弱
势群体的人群的健康奋斗，与之相对的是中国护士冷冰冰的面孔，时不时地冒出
一句没钱就不给药的威胁。
在中国医院里的护士大多就会三招，而且极为枯燥远比不上程咬金那三招的
创意。护士的第一招就是打针、输液与抽血，平常她们最忙的一项活儿，多在早
间发生。这项活儿的技术性有多强？我在实习的时候，一位来自乡下的朋友不愿
意住院，但鼻息肉不得不切除，我联系了一位医生私下为他作了手术，术后要用
一个疗程的抗生素预防感染，我为他用了最便宜的青霉素，他住在另一个朋友家
里，所以我临时教那一位朋友为他定期注射，事后他的创口愈合良好，而我这位
跟医学八杆子打不着的朋友就常以此自夸。
护士的第二招还是与第一招相连，叫取药与配药，这一招比第一招更没有技
术含量，纯是体力活，多半是资历浅的护士的活，有时实习生与护士混熟了，实
习生会帮着跑腿。
护士的第三招就是导尿了，在不少的中国医院里，这一招她们只会一半，由
于男女有别，她们只给女性病人导尿了，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需要男护士，但
遗憾的是中国是男人的就基本上不去做护士，医院院长大人们也对男护士不感兴
趣，没有市场，工作还是要做的，所以资浅的医生与实习医生就摊上这份活了。
护士们肯定叫屈，因为她们招数还多着呢，比如说她们还要定时观察病人的
生命体征，就是早晚各一次，量病人的血压，数数病人的脉搏，测测病人的体温，
把这些参数记录在案。再比如说她们还要管病人入院，分配一些日常用品，出院
时又要认真较对，以免病人夹带走了。手术室的护士要参与手术，传递器械与点
收器械，门诊的护士要做很多的杂务等等。
中国的大医院常常抱怨病人多，但病人多就不表示医生护士很忙，护士们就
忙一阵子，然后坐在一起吹牛，偶尔被患者亲友呼叫补液而打断。医生在忙中也
可以偷闲，做完了手术，写完了病历，与护士们坐在一起吹牛，那是年轻医生与
实习医生的放松方式，年资高的医生就回家放松去了。很多的年轻医生会怀念那
值班时与护士合伙买了零食在一起分享的场景。
中国的护士除了恶劣外，就是奇懒无比，懒中加赖，病患家属能做的事情，
就赖给病患家属，稍有技术难度的事情，就赖给医生。中国的医院内你需要请陪
伴，以打理很多的杂务，本该护士做的事情，你绝对指望不上的。很多护士在医
疗活动中的水平么，可能只比偶尔翻翻医书的人好一点点，如果不是还要评职称
与考试的话，这一点都难以保证。
护士态度恶劣与护理工作的极大亏欠，造就了极差的医疗质量，也在紧张的
医患关系上加了一把火。本不该病人家属做的事情，现在落到了他们身上，而缺
乏专业训练，又不熟悉环境，可想而知他们会做得不好，做得不好，出了差错，
又换来护士的责备，看到亲友受苦，本就带有乞求与自责的心则陷入更多的自责
与惶恐之中，心理状态极度不稳定，冲突则在所难免。
护士在日常工作中的偷懒，导致了南丁格尔为护理专业的所有努力在中国化
为泡影，即护理专业的萎缩与社会地位的丧失。
护理专业的萎缩首先体现在学历上，很明显，技术含量愈低，那么需要的学
历愈低，中国仅仅只有极少的学校招收护理本科生，近年来有更多的护理本科项
目，也不知道其毕业生就业前景如何，按市场需求来看恐怕不容乐观。不但本科
不必要，就连大学专科也极为少见，据卫生部1998年对综合性医院的调查，有本
科学位的护士不到0.5%，而拥有大学专科学位的也是凤毛麟角，不到10%，80%的
有中专学历，其余的就是高中以下了。
再者护理专业缺乏专业前途，一旦成为护士，在中国的体系中，你不太可能
有更进一步的展望，你基本上没有进一步深造的可能，连进修的机会都只是偶然
现象。由于医院对你拥有更高的学位与技术不感兴趣，所以医院给护士的进修机
会大多是基于人道主义的施舍，你学了点啥，基本上是无足轻重的。
再其次就是总体需求的萎缩，中国是非常少有的护士数量远比医生数量为低
的国家之一，即使在综合性医院中，医生的数量也超过护士的数量多达8%。这几
年来中国教育扩招使得大量的拥有护理学历人毕业后不能找到工作，流落到其它
行业，乃至于无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护理工作的不足，导致了市场应对方案，中国再次出现
了南丁格尔之前的护理职业，即病患陪伴，进一步促使护理工作萎缩与去专业化。
护理工作的萎缩，同时伴随有社会地位的丧失，虽然大多数医院常规性地有
一位副院长是护理出身，大多数时候并不是因为护理工作的重要而设这一职位，
而是为了在管理层有一位妇女。护理工作并不能像南丁格尔一样能参与医院的设
计与质量监控。
显然护理并不是中国女性向往的职业之一，在社会交往中不受重视，在病患
眼中也不具有专业特点，护士嘱付的事情，病患往往会找医生进一步求证，大多
数时候患者并不认为护士能实质性地帮助他们什么，除了他们理解中的打针输液
外，患者有了任何问题都会找医生而不是护士。
护士们可能也有满腔怨言，但由于在医疗体系中地位低下，她们向来胆小怕
事，最为顺服管理者的意志了。
中国护理的地位决定了其本身难以有解套的可能，即从事护理工作的人难以
取得对护理专业的专业化与提升地位的话语权。医生出生的管理者在医生的要求
尚未满足的情况下，绝对不会对护理工作有更大的善意的，所以中国的南丁格尔，
还只能是梦想阶段。
一个合理的医疗体系中，护士与护理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南丁格尔的经验
告诉我们，护理工作的重要性，如果被忽略的话，其后果可以超过医生的所有努
力所带来的成果。但对自然条件下的个案来说，这些工作又显得如此的不足轻重，
所以在政府不合理限价的情况下，首先亏损的就是护理工作，整个行业被全方位
的压缩，造成了护理与护士们的窘境。
护理工作的不足，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护理工作都被忽略，前述的专职陪伴是
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解决的办法，但很多人即使有了专职陪伴，也少不了亲友的
看顾。也就是说，国内的住院病人必须要有一个专门的看护。中国许多病人背井
离乡，要到遥远的县城与省城去住院，亲人随行陪伴，看来是现成的陪护人员，
没有太大的机会成本，但这只是一部分人，其他在本市住院的人，则有较高的机
会成本。要合理地减少这种机会成本，提高护理质量，就必须护理专业化，让专
业人员满足病患的护理需要。这当然会适当增加医疗费用，对那些只盯住价格的
官员来说，未免不是又一个挑战。
中国呼唤南丁格尔，更呼唤一个缔造南丁格尔的环境。
某种程度上来说，她不但建立了护理这个专业，也是医院管理学的先驱之一，回
顾她的工作，可以很大程度上看到中国医学护理的缺失。
在南丁格尔以前，并不是就没有护理，而是护理大多由社会地位低贱的妇女
承担，主要是提供煮饭、洗涤、及其它杂务，几乎所有的医疗活动都是由医生承
担的。南丁格尔出身于上层社会，大家可以想见她把自已定位于一个公认为低贱
的职业所要承受的社会与家庭压力，如果说什么样的行为才是神圣与勇敢的话，
南丁格尔是当之无魁的，那些喜欢标榜爱国的人，应当学学她的实际行动。
南丁格尔在1854年带38名妇女志愿者来到克里米亚战争前线，她发现受伤的
战士大多得不到适当的照顾，缺医少药，卫生条件差，大量的伤口感染，战场上
减员的主要原因是这些战士在这种医疗与生活条件下伤势加重而死亡。南丁格尔
立即着手改善医疗条件，清结生活场所与医疗器械。但她的努力并没有带来太大
的改变，她到达前线的第一个冬天就有超过4000人死亡，许多人因为伤寒与菌痢
而死亡，真正死于战伤的不到十分之一。次年英政府派出了一个卫生工作团队，
彻底改善了她所在医院的下水道与通风系统，死亡率才被控制住。南丁格尔的父
亲是一位统计学家，南丁格尔的统计学才华也在她事后对这些医院的统计分析中
得到展露，通过统计分析，她认为生活卫生条件是导致高死亡率的原因，因此在
她以后的工作中，她特别注重医院在卫生生活条件方面的设计。
南丁格尔的作用，不仅仅只是提高了护理专业的技术含量，成为医生不可或
缺的助手，而是全面地参与医院管理，从总体上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南丁格尔在
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发现，至今对中国不少的医院设计上都有进一步的指导意义。
中国的综合性医院，在1998年还有4%的危房，其它生活条件可以想见。国内许多
医院的厕所，奇脏奇臭无比，有时味儿在厕所外数米远，甚至看不到厕所的地方
都闻得到。即使是省级的大医院，很多都不能提供患者洗浴的条件，更不要说为
患者洗浴了。
如果说中国的医生差，那么就要用“恶劣”二字来形容中国的护士。国内的
护理活动也常常扯了南丁格尔的大旗来挂，显得她们也有无私奉献的精神，也有
一定的专业精神，其实南丁格尔的精神已经被她们败坏得无以复加了。南丁格尔
原是基于爱心与关心贫苦而投身于护理活动的，她终其一生都在为社会上处于弱
势群体的人群的健康奋斗，与之相对的是中国护士冷冰冰的面孔，时不时地冒出
一句没钱就不给药的威胁。
在中国医院里的护士大多就会三招，而且极为枯燥远比不上程咬金那三招的
创意。护士的第一招就是打针、输液与抽血，平常她们最忙的一项活儿，多在早
间发生。这项活儿的技术性有多强？我在实习的时候，一位来自乡下的朋友不愿
意住院，但鼻息肉不得不切除，我联系了一位医生私下为他作了手术，术后要用
一个疗程的抗生素预防感染，我为他用了最便宜的青霉素，他住在另一个朋友家
里，所以我临时教那一位朋友为他定期注射，事后他的创口愈合良好，而我这位
跟医学八杆子打不着的朋友就常以此自夸。
护士的第二招还是与第一招相连，叫取药与配药，这一招比第一招更没有技
术含量，纯是体力活，多半是资历浅的护士的活，有时实习生与护士混熟了，实
习生会帮着跑腿。
护士的第三招就是导尿了，在不少的中国医院里，这一招她们只会一半，由
于男女有别，她们只给女性病人导尿了，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需要男护士，但
遗憾的是中国是男人的就基本上不去做护士，医院院长大人们也对男护士不感兴
趣，没有市场，工作还是要做的，所以资浅的医生与实习医生就摊上这份活了。
护士们肯定叫屈，因为她们招数还多着呢，比如说她们还要定时观察病人的
生命体征，就是早晚各一次，量病人的血压，数数病人的脉搏，测测病人的体温，
把这些参数记录在案。再比如说她们还要管病人入院，分配一些日常用品，出院
时又要认真较对，以免病人夹带走了。手术室的护士要参与手术，传递器械与点
收器械，门诊的护士要做很多的杂务等等。
中国的大医院常常抱怨病人多，但病人多就不表示医生护士很忙，护士们就
忙一阵子，然后坐在一起吹牛，偶尔被患者亲友呼叫补液而打断。医生在忙中也
可以偷闲，做完了手术，写完了病历，与护士们坐在一起吹牛，那是年轻医生与
实习医生的放松方式，年资高的医生就回家放松去了。很多的年轻医生会怀念那
值班时与护士合伙买了零食在一起分享的场景。
中国的护士除了恶劣外，就是奇懒无比，懒中加赖，病患家属能做的事情，
就赖给病患家属，稍有技术难度的事情，就赖给医生。中国的医院内你需要请陪
伴，以打理很多的杂务，本该护士做的事情，你绝对指望不上的。很多护士在医
疗活动中的水平么，可能只比偶尔翻翻医书的人好一点点，如果不是还要评职称
与考试的话，这一点都难以保证。
护士态度恶劣与护理工作的极大亏欠，造就了极差的医疗质量，也在紧张的
医患关系上加了一把火。本不该病人家属做的事情，现在落到了他们身上，而缺
乏专业训练，又不熟悉环境，可想而知他们会做得不好，做得不好，出了差错，
又换来护士的责备，看到亲友受苦，本就带有乞求与自责的心则陷入更多的自责
与惶恐之中，心理状态极度不稳定，冲突则在所难免。
护士在日常工作中的偷懒，导致了南丁格尔为护理专业的所有努力在中国化
为泡影，即护理专业的萎缩与社会地位的丧失。
护理专业的萎缩首先体现在学历上，很明显，技术含量愈低，那么需要的学
历愈低，中国仅仅只有极少的学校招收护理本科生，近年来有更多的护理本科项
目，也不知道其毕业生就业前景如何，按市场需求来看恐怕不容乐观。不但本科
不必要，就连大学专科也极为少见，据卫生部1998年对综合性医院的调查，有本
科学位的护士不到0.5%，而拥有大学专科学位的也是凤毛麟角，不到10%，80%的
有中专学历，其余的就是高中以下了。
再者护理专业缺乏专业前途，一旦成为护士，在中国的体系中，你不太可能
有更进一步的展望，你基本上没有进一步深造的可能，连进修的机会都只是偶然
现象。由于医院对你拥有更高的学位与技术不感兴趣，所以医院给护士的进修机
会大多是基于人道主义的施舍，你学了点啥，基本上是无足轻重的。
再其次就是总体需求的萎缩，中国是非常少有的护士数量远比医生数量为低
的国家之一，即使在综合性医院中，医生的数量也超过护士的数量多达8%。这几
年来中国教育扩招使得大量的拥有护理学历人毕业后不能找到工作，流落到其它
行业，乃至于无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护理工作的不足，导致了市场应对方案，中国再次出现
了南丁格尔之前的护理职业，即病患陪伴，进一步促使护理工作萎缩与去专业化。
护理工作的萎缩，同时伴随有社会地位的丧失，虽然大多数医院常规性地有
一位副院长是护理出身，大多数时候并不是因为护理工作的重要而设这一职位，
而是为了在管理层有一位妇女。护理工作并不能像南丁格尔一样能参与医院的设
计与质量监控。
显然护理并不是中国女性向往的职业之一，在社会交往中不受重视，在病患
眼中也不具有专业特点，护士嘱付的事情，病患往往会找医生进一步求证，大多
数时候患者并不认为护士能实质性地帮助他们什么，除了他们理解中的打针输液
外，患者有了任何问题都会找医生而不是护士。
护士们可能也有满腔怨言，但由于在医疗体系中地位低下，她们向来胆小怕
事，最为顺服管理者的意志了。
中国护理的地位决定了其本身难以有解套的可能，即从事护理工作的人难以
取得对护理专业的专业化与提升地位的话语权。医生出生的管理者在医生的要求
尚未满足的情况下，绝对不会对护理工作有更大的善意的，所以中国的南丁格尔，
还只能是梦想阶段。
一个合理的医疗体系中，护士与护理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南丁格尔的经验
告诉我们，护理工作的重要性，如果被忽略的话，其后果可以超过医生的所有努
力所带来的成果。但对自然条件下的个案来说，这些工作又显得如此的不足轻重，
所以在政府不合理限价的情况下，首先亏损的就是护理工作，整个行业被全方位
的压缩，造成了护理与护士们的窘境。
护理工作的不足，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护理工作都被忽略，前述的专职陪伴是
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解决的办法，但很多人即使有了专职陪伴，也少不了亲友的
看顾。也就是说，国内的住院病人必须要有一个专门的看护。中国许多病人背井
离乡，要到遥远的县城与省城去住院，亲人随行陪伴，看来是现成的陪护人员，
没有太大的机会成本，但这只是一部分人，其他在本市住院的人，则有较高的机
会成本。要合理地减少这种机会成本，提高护理质量，就必须护理专业化，让专
业人员满足病患的护理需要。这当然会适当增加医疗费用，对那些只盯住价格的
官员来说，未免不是又一个挑战。
中国呼唤南丁格尔，更呼唤一个缔造南丁格尔的环境。
Saturday, September 22, 2007
伴君如伴虎、伴虎不伤神，回应火羊之“信口开河”
以前我批评找错于控讨宏观事件时抓住微观层面不放，他一生气放出话来他
要用多家医院的资料给我看看，结果我等到今天仍然没看到任何资料，其实多家
医院的资料我并不是没有，卫生部在1998年就作过大规模的统计，于医院人员的
配置情况很容易一目了然的，但我谈的是整个医疗体系，医院只是其中的一环，
即使是最重要的一环，再多的医院累积起来，也驳斥不了我所进行的宏观对比。
我少年时代的崇拜偶像就是火羊的“毛爷”，所以我很能理解火羊对“毛爷”
的感情，什么叫深不可测，大多就是指这类感情而言的。
毛的工资404.8元每月，年工资4857.6元，按当时的行政工资制度，他领行
政二级工资，宋阿姨领行政一级工资，所以比他高，其它领导人再没人好意思领
比毛的工资高的工资了，所以我定最高工资为4000元，认为它是一个比较有代表
性的数据，毕竟行政二级就只有毛刘周朱等有限的几个人，宋阿姨的工资没有代
表性，梅兰芳的工资更没有代表性。即使以5000元计算，那笔财富也要抵上现在
的152亿，满意了罢？
你“毛爷”声明过不要版税？你“毛爷”作过的声明太多了，他稍有失势就
会发表声明，比如关于百家齐放的声明，大家不放的还得以任务的形式放，大家
放了后，引起干部的反弹，你“毛爷”为不丧失干部的拥戴，立马又来一个关于
阳谋的声明，所以大家就右派的干活，这样的声明，寻爷如果无耻一点，也会作
的（一大堆先套方舟子近乎后又走进了立此存照的人物就常作这样的声明，可见
这种声明在今天明天都有市场的）。要记住，你“毛爷”还不只一次发表不搞个
人崇拜的声明，你信么？
贪污的定义大多是针对现时代经济社会而言，对政治型社会，就得要有不同
的看法，你认为你“毛爷”没有把那笔款子转到海外，就不算贪污？那时中国就
是你“毛爷” 的后园，你说他把钱放哪儿稳当？后来的变化，只能证明你“毛
爷”的失败与短视。你“毛爷”没把钱留给子女，请你出示证据，按照传统与法
规，子女都是铁定的继承人，你“毛爷”有任何的遗嘱把这笔赃款充公吗？没有
就不要按你的想法来为你“毛爷”辨污，那是不作数的。如果你“毛爷”的那笔
款项不是赃款，毛后人则对它有法理学上不可争议的权利，现在的政府用体面的
语言来描述它，无非免得尴尬，在寻正看来，说来说去，无非认定不属于毛的私
产，换言之就是不义之财，赃款而已。毛没有把它据为私有？没有比这更为搞笑
的说法了，毛平常的用度，工资只是零头，你“毛爷”充大方换人情时常常一匝
钞票扔过去，用的就是这笔赃款，你学着点罢。毛动用国家工作人员为他管理私
产，并不化私产为公产，相反，更是腐败的象征，政治上的贪污，罪恶只加不减
的。
如果毛只是贪污不乱干政，即使那笔赃款翻上一倍，国人也得庆幸。有人做
实验，把猫与鼠从小就养在一起，尽管猫鼠天敌，猫与鼠也可以象兄妹般地成长
在一起，老虎虽然凶恶，饲养虎的人却能与之相安无事，人性却最是难测，你
“毛爷”的威望即使是有你衷心的崇拜，也未必能及那些为他，为他一句话而出
生入死的人之万一的，那些人的冤枉所在，却是死在他的鹰头小利，甚至假想出
来的利益上，分明是爱他的人，却要定一反他的罪名死去，所谓伴君如伴虎，其
实前者难上百倍，后者么，只要掌握了老虎的生理规律，并不劳心伤神。
你“毛爷”是一个典型的缺乏亲情的人，他并不爱任何人，包括自已的子女，
看到毛，你就很容易理解中国长期的帝王家中的父子，兄弟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
了，毛二世之死都不能从他眼里弄出几滴眼泪，你以为他那“626指示”有几分
对农民的同情？你“毛爷”对人命的轻贱与作贱连法西斯主义的头号人物都相形
见拙，他胡作非为让几千万“农民”饿死，不少公开场合叫嚣中国可以死几亿人，
中国人口学者不能体会他的战争准备，天真地研究人口科学，被他定为反革命，
你说这样的“626指示”有几分可信度？即使抛开“626指示”的政治背景，这个
指示本身也乏善可陈，翘腿指责与批评还不容易么？除此以外，你“毛爷”能说
什么？欣赏欣赏吧，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
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
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
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
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
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
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
民。”
你喜欢看前一段，我喜欢看后一段，“书读得越多越蠢”，我不认为这句话
对我恰当，对常来新语丝的人恰当，对你也未必恰当。你“毛爷”还是很喜欢看
书滴，我看这句话对他恰如其分，哈！你是堂堂医科大学毕业生，能回答你“毛
爷”的那些蠢问题么？我父亲半拉子出家拾了点西医的牙慧，曾经给我说，他治
病救人的功绩，远不是华佗能比，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我深以为然，你能
体会到么？
既然说到你“毛爷”的蠢，咱们不妨再拾他一篇佳作，国人曾经人人出口成
诵的老三篇之一，《愚公移山》来品评一下。咱们的老祖宗很会编故事，编了一
个（真）愚公与（假）智叟的故事，不要说太行与王屋二山，咱们顺便在中国找
几个土丘，就不是愚公能搬动的。子子孙孙真无穷尽的么？错了，中国古人断子
绝孙的层出不穷，好了，即使子子孙孙无穷尽，他的子子孙孙都是傻子么？不太
可能，所以这是很难接下去的，再则接下去了，你真以为山不会增长啊？愚公一
家成天搬山，不吃不喝的金刚么？故事还得狗尾续貂，加了神仙来帮忙，你道真
有神仙啊，有了神仙，你道神仙也是傻子啊，真是蠢不可及，一个无中生有的假
得不再假的故事，国人一时奉为至宝，皆因为你“毛爷”聪明（霸道）无比，他
的蠢是有传染性的。
《晋书.惠帝纪》上记载：“天下慌乱，百姓饿死”，然后晋惠帝发了个
“515指示”，曰，“何不食肉糜？”。 你细品后一段话，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你“毛爷”发指示的时候中国只有不到20万的西医医生，全国4千家医院，不到
30万张床位，你“毛爷”独占一个高档次的医生，“周爷”与“刘爷”难道不要
医生了？宋阿姨要医生，梅大师就不要医生了？你“毛爷”不刷牙都要一个现代
化医学的医生成天侍候，无事改作英语教习，那些下面要刷牙的“爷们”就可以
不要医生了？你“毛爷”说卫生部成老爷部了，卫生部的官员就敢去短少这些
“爷们”的医疗服务？以你“毛爷”翻手云，覆手雨的性格，阳谋的前科，真敢
按你“毛爷”指示行事的人，就只有你这种不要命的椤头青了。卫生部的官员选
择了要命，以致于入狱，无可厚非。
好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你觉得挺好，我认为是白痴，素业有专攻，搞研
究的就当潜心研究，搞临床的就得要做一个合格的现代医生，如何交流，如何接
确研究群体，都当有科学指导，让长时间脱离临床的人搞临床工作，实在是不把
人当人，严重浪费社会经济资源，可耻之谓也。
你喜欢做秀，这本身无可厚非，你的母亲看来是一位令人敬佩的中国医生，
她们那一代人为中国医疗发展所做的贡献是国人永远不当忘记的，从你的描述上
看，她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我看不出来她喜欢做秀。
我说那时的政府喜欢做秀，无非是说他们喜欢玩数字游戏，用不切实际语言
夸大事实，比如找错不久前提到的什么2%的资源保障了中国人口的健康之类的东
东就是这样的典型。你母亲做实实在在的工作，并不能保证支配她行为的政策不
是做秀，这就是我开篇提到的宏观讨论，我敬佩你母亲的行为，并不是就赞同支
配她行为的政策。北京人常有一种优越感，所谓天子脚下，月亮大概要比咱们乡
下的圆，读了你的评论，我才知道其实天子脚边，月亮也比咱们乡下的要圆的多，
祖父有灵，也当后悔年青时为什么不搬家到北京近效，吃不着，看得见也得一种
安慰，说不定有时也可以收受一点别人盛宴的残羹。可惜路途太过遥远，还得在
50年代前就必须到达目的地（否则就得冒变成反革命的风险），这对祖父一代人
的预见性的要求也未免太高了一点…
赤脚医生的创见性并不是他们叫赤脚医生，要是当初没有那种华而不实的宏
观政治环境，中国发展赤脚护士则会远比赤脚医生要有效及合理得多，还会在一
定程度上取得政策的延续性，现在的赤脚医生体系已经变成鸡肋了。把赤脚医生
比作家庭医生或主治医生，坦率地说，是十分幼稚的看法，我以后会有专章讨论，
就不在此浪费笔墨了。
好歹你也知道中国医生被逼良为娼的感觉，不枉医学院对你的培养，怀念旧
时代可以，唱赞歌不行，真要唱得好听，还是先编点好听的歌词与曲调再来罢，
寻正不一定能戳穿你所有的亮泡，但大家的智慧加在一起总可以的。
我之所以急于展示自已的立场，无非觉得写作的跨度长了，单看前面的文章
容易得到误解，所以要首先肯定改革的立场，给出自已的总体看法。如果剔出毛
对中国政治的冲击，改革开放后所有的卫生医疗政策都很大程度地回归到了旧有
的传统与体系，革命者成功后首先搬进了中南海，创造的体制就是一个按级分配，
等级森严的体系，贱民所能得到的只是上位者经济资源的溢出与施舍，即上面饱
和了，才会向下层扩散，这一个体制在改革开放几十年后，还牢牢地制约着卫生
与医疗体系的发展，我看不出改革开放后总体政策与这种传统相背离而制造了其
它的麻烦，更多的是社会的发展与这种旧有体系的冲突，导致了中国医疗体系的
现状与危机。改革，配合社会经济发展的改革，而不是回归，回归到以往伪善无
实效的政策，是中国医疗卫生体系解决危机的唯一出路。
要用多家医院的资料给我看看，结果我等到今天仍然没看到任何资料，其实多家
医院的资料我并不是没有，卫生部在1998年就作过大规模的统计，于医院人员的
配置情况很容易一目了然的，但我谈的是整个医疗体系，医院只是其中的一环，
即使是最重要的一环，再多的医院累积起来，也驳斥不了我所进行的宏观对比。
我少年时代的崇拜偶像就是火羊的“毛爷”，所以我很能理解火羊对“毛爷”
的感情，什么叫深不可测，大多就是指这类感情而言的。
毛的工资404.8元每月，年工资4857.6元，按当时的行政工资制度，他领行
政二级工资，宋阿姨领行政一级工资，所以比他高，其它领导人再没人好意思领
比毛的工资高的工资了，所以我定最高工资为4000元，认为它是一个比较有代表
性的数据，毕竟行政二级就只有毛刘周朱等有限的几个人，宋阿姨的工资没有代
表性，梅兰芳的工资更没有代表性。即使以5000元计算，那笔财富也要抵上现在
的152亿，满意了罢？
你“毛爷”声明过不要版税？你“毛爷”作过的声明太多了，他稍有失势就
会发表声明，比如关于百家齐放的声明，大家不放的还得以任务的形式放，大家
放了后，引起干部的反弹，你“毛爷”为不丧失干部的拥戴，立马又来一个关于
阳谋的声明，所以大家就右派的干活，这样的声明，寻爷如果无耻一点，也会作
的（一大堆先套方舟子近乎后又走进了立此存照的人物就常作这样的声明，可见
这种声明在今天明天都有市场的）。要记住，你“毛爷”还不只一次发表不搞个
人崇拜的声明，你信么？
贪污的定义大多是针对现时代经济社会而言，对政治型社会，就得要有不同
的看法，你认为你“毛爷”没有把那笔款子转到海外，就不算贪污？那时中国就
是你“毛爷” 的后园，你说他把钱放哪儿稳当？后来的变化，只能证明你“毛
爷”的失败与短视。你“毛爷”没把钱留给子女，请你出示证据，按照传统与法
规，子女都是铁定的继承人，你“毛爷”有任何的遗嘱把这笔赃款充公吗？没有
就不要按你的想法来为你“毛爷”辨污，那是不作数的。如果你“毛爷”的那笔
款项不是赃款，毛后人则对它有法理学上不可争议的权利，现在的政府用体面的
语言来描述它，无非免得尴尬，在寻正看来，说来说去，无非认定不属于毛的私
产，换言之就是不义之财，赃款而已。毛没有把它据为私有？没有比这更为搞笑
的说法了，毛平常的用度，工资只是零头，你“毛爷”充大方换人情时常常一匝
钞票扔过去，用的就是这笔赃款，你学着点罢。毛动用国家工作人员为他管理私
产，并不化私产为公产，相反，更是腐败的象征，政治上的贪污，罪恶只加不减
的。
如果毛只是贪污不乱干政，即使那笔赃款翻上一倍，国人也得庆幸。有人做
实验，把猫与鼠从小就养在一起，尽管猫鼠天敌，猫与鼠也可以象兄妹般地成长
在一起，老虎虽然凶恶，饲养虎的人却能与之相安无事，人性却最是难测，你
“毛爷”的威望即使是有你衷心的崇拜，也未必能及那些为他，为他一句话而出
生入死的人之万一的，那些人的冤枉所在，却是死在他的鹰头小利，甚至假想出
来的利益上，分明是爱他的人，却要定一反他的罪名死去，所谓伴君如伴虎，其
实前者难上百倍，后者么，只要掌握了老虎的生理规律，并不劳心伤神。
你“毛爷”是一个典型的缺乏亲情的人，他并不爱任何人，包括自已的子女，
看到毛，你就很容易理解中国长期的帝王家中的父子，兄弟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
了，毛二世之死都不能从他眼里弄出几滴眼泪，你以为他那“626指示”有几分
对农民的同情？你“毛爷”对人命的轻贱与作贱连法西斯主义的头号人物都相形
见拙，他胡作非为让几千万“农民”饿死，不少公开场合叫嚣中国可以死几亿人，
中国人口学者不能体会他的战争准备，天真地研究人口科学，被他定为反革命，
你说这样的“626指示”有几分可信度？即使抛开“626指示”的政治背景，这个
指示本身也乏善可陈，翘腿指责与批评还不容易么？除此以外，你“毛爷”能说
什么？欣赏欣赏吧，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
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
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
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
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
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
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
民。”
你喜欢看前一段，我喜欢看后一段，“书读得越多越蠢”，我不认为这句话
对我恰当，对常来新语丝的人恰当，对你也未必恰当。你“毛爷”还是很喜欢看
书滴，我看这句话对他恰如其分，哈！你是堂堂医科大学毕业生，能回答你“毛
爷”的那些蠢问题么？我父亲半拉子出家拾了点西医的牙慧，曾经给我说，他治
病救人的功绩，远不是华佗能比，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我深以为然，你能
体会到么？
既然说到你“毛爷”的蠢，咱们不妨再拾他一篇佳作，国人曾经人人出口成
诵的老三篇之一，《愚公移山》来品评一下。咱们的老祖宗很会编故事，编了一
个（真）愚公与（假）智叟的故事，不要说太行与王屋二山，咱们顺便在中国找
几个土丘，就不是愚公能搬动的。子子孙孙真无穷尽的么？错了，中国古人断子
绝孙的层出不穷，好了，即使子子孙孙无穷尽，他的子子孙孙都是傻子么？不太
可能，所以这是很难接下去的，再则接下去了，你真以为山不会增长啊？愚公一
家成天搬山，不吃不喝的金刚么？故事还得狗尾续貂，加了神仙来帮忙，你道真
有神仙啊，有了神仙，你道神仙也是傻子啊，真是蠢不可及，一个无中生有的假
得不再假的故事，国人一时奉为至宝，皆因为你“毛爷”聪明（霸道）无比，他
的蠢是有传染性的。
《晋书.惠帝纪》上记载：“天下慌乱，百姓饿死”，然后晋惠帝发了个
“515指示”，曰，“何不食肉糜？”。 你细品后一段话，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你“毛爷”发指示的时候中国只有不到20万的西医医生，全国4千家医院，不到
30万张床位，你“毛爷”独占一个高档次的医生，“周爷”与“刘爷”难道不要
医生了？宋阿姨要医生，梅大师就不要医生了？你“毛爷”不刷牙都要一个现代
化医学的医生成天侍候，无事改作英语教习，那些下面要刷牙的“爷们”就可以
不要医生了？你“毛爷”说卫生部成老爷部了，卫生部的官员就敢去短少这些
“爷们”的医疗服务？以你“毛爷”翻手云，覆手雨的性格，阳谋的前科，真敢
按你“毛爷”指示行事的人，就只有你这种不要命的椤头青了。卫生部的官员选
择了要命，以致于入狱，无可厚非。
好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你觉得挺好，我认为是白痴，素业有专攻，搞研
究的就当潜心研究，搞临床的就得要做一个合格的现代医生，如何交流，如何接
确研究群体，都当有科学指导，让长时间脱离临床的人搞临床工作，实在是不把
人当人，严重浪费社会经济资源，可耻之谓也。
你喜欢做秀，这本身无可厚非，你的母亲看来是一位令人敬佩的中国医生，
她们那一代人为中国医疗发展所做的贡献是国人永远不当忘记的，从你的描述上
看，她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我看不出来她喜欢做秀。
我说那时的政府喜欢做秀，无非是说他们喜欢玩数字游戏，用不切实际语言
夸大事实，比如找错不久前提到的什么2%的资源保障了中国人口的健康之类的东
东就是这样的典型。你母亲做实实在在的工作，并不能保证支配她行为的政策不
是做秀，这就是我开篇提到的宏观讨论，我敬佩你母亲的行为，并不是就赞同支
配她行为的政策。北京人常有一种优越感，所谓天子脚下，月亮大概要比咱们乡
下的圆，读了你的评论，我才知道其实天子脚边，月亮也比咱们乡下的要圆的多，
祖父有灵，也当后悔年青时为什么不搬家到北京近效，吃不着，看得见也得一种
安慰，说不定有时也可以收受一点别人盛宴的残羹。可惜路途太过遥远，还得在
50年代前就必须到达目的地（否则就得冒变成反革命的风险），这对祖父一代人
的预见性的要求也未免太高了一点…
赤脚医生的创见性并不是他们叫赤脚医生，要是当初没有那种华而不实的宏
观政治环境，中国发展赤脚护士则会远比赤脚医生要有效及合理得多，还会在一
定程度上取得政策的延续性，现在的赤脚医生体系已经变成鸡肋了。把赤脚医生
比作家庭医生或主治医生，坦率地说，是十分幼稚的看法，我以后会有专章讨论，
就不在此浪费笔墨了。
好歹你也知道中国医生被逼良为娼的感觉，不枉医学院对你的培养，怀念旧
时代可以，唱赞歌不行，真要唱得好听，还是先编点好听的歌词与曲调再来罢，
寻正不一定能戳穿你所有的亮泡，但大家的智慧加在一起总可以的。
我之所以急于展示自已的立场，无非觉得写作的跨度长了，单看前面的文章
容易得到误解，所以要首先肯定改革的立场，给出自已的总体看法。如果剔出毛
对中国政治的冲击，改革开放后所有的卫生医疗政策都很大程度地回归到了旧有
的传统与体系，革命者成功后首先搬进了中南海，创造的体制就是一个按级分配，
等级森严的体系，贱民所能得到的只是上位者经济资源的溢出与施舍，即上面饱
和了，才会向下层扩散，这一个体制在改革开放几十年后，还牢牢地制约着卫生
与医疗体系的发展，我看不出改革开放后总体政策与这种传统相背离而制造了其
它的麻烦，更多的是社会的发展与这种旧有体系的冲突，导致了中国医疗体系的
现状与危机。改革，配合社会经济发展的改革，而不是回归，回归到以往伪善无
实效的政策，是中国医疗卫生体系解决危机的唯一出路。
关于人的寿命：读太蔟《科学技术成就现代女性》有感
太蔟的文章写得不错，我很欣尝他的文章，也包括这篇文章。我只是想对他
这一段话有所评议，因为容易导致读者误解。
“20岁的女性，在今日正是如花似玉的年华，大部分稚气未脱，还在大学里
被灌输着成人社会对她们的期望，随便耍点小性子，偷尝些爱情的禁果。生活，
对她们而言，才刚刚开始。但在史前那个纯天然的世界，这个年龄对大多数女性
而言，却已经是香消玉殒的生命终点。”
平均寿命20岁，并不是说所有人到到20岁就会突然死亡，在很早的年代平均
寿命低，主要是因为婴幼儿死亡率太高，所以平均寿命就很低，但并不是说成年
后还有很高的死亡率，你如果活到了20岁，你的期望寿命就远远不止20岁了，即
使是古人，也可能还有20~40年的期望寿命。我给出下面两个寿命表就很容易理
解了。
两个寿命表是关于美国人的，其它国家大同小异，每一行的第一个数据指人
已达年龄，后一个数据指人的期望寿命（表中小点数未严格按区间等比）。
1900年：
0.………………………………………49
.1…………………………………………….56
…..5.…………………………………………….60
………..15………………………………………….62
………………..25………………………………………65
……………………………..40……………………………..68
…………………………………………50……………………..71
……………………………………………………60………………75
………………………………………………………………….70……….79
……………………………………………………………………….75………82
………………………………………………………………………………..80….85
………………………………………………………………………………………85..89
2003年：
0………………………………………………………………………….77
.1………………………………………………………………………….78
….5……………………………………………………………………….78
………...15……………………………………………………………….78
…………………………….40…………………………………………….79
………………………………………50……………………………………80
…………………………………………………………………..70……………….85
……………………………………………………………………………….80………90
………………………………………………………………………………………85…91
从这两个表中可以看到现代预防医学与个人医疗的作用，即几乎所有的早期
（50岁前）风险都被剔除了，而在一个世纪前这些风险显著影响着人的寿命。
另外可能在人类有寿命统计开始，女性的寿命就要比男性长一些，女性虽然
有不少不利因素比如生产影响寿命，男性同样有战争等因素对男性寿命的影响要
多一些，所以就寿命而言，女性得益于现代科学并不一定比男性多。但科学引发
妇女地位与生活的变革是无疑义的。
这一段话有所评议，因为容易导致读者误解。
“20岁的女性，在今日正是如花似玉的年华，大部分稚气未脱，还在大学里
被灌输着成人社会对她们的期望，随便耍点小性子，偷尝些爱情的禁果。生活，
对她们而言，才刚刚开始。但在史前那个纯天然的世界，这个年龄对大多数女性
而言，却已经是香消玉殒的生命终点。”
平均寿命20岁，并不是说所有人到到20岁就会突然死亡，在很早的年代平均
寿命低，主要是因为婴幼儿死亡率太高，所以平均寿命就很低，但并不是说成年
后还有很高的死亡率，你如果活到了20岁，你的期望寿命就远远不止20岁了，即
使是古人，也可能还有20~40年的期望寿命。我给出下面两个寿命表就很容易理
解了。
两个寿命表是关于美国人的，其它国家大同小异，每一行的第一个数据指人
已达年龄，后一个数据指人的期望寿命（表中小点数未严格按区间等比）。
1900年：
0.………………………………………49
.1…………………………………………….56
…..5.…………………………………………….60
………..15………………………………………….62
………………..25………………………………………65
……………………………..40……………………………..68
…………………………………………50……………………..71
……………………………………………………60………………75
………………………………………………………………….70……….79
……………………………………………………………………….75………82
………………………………………………………………………………..80….85
………………………………………………………………………………………85..89
2003年：
0………………………………………………………………………….77
.1………………………………………………………………………….78
….5……………………………………………………………………….78
………...15……………………………………………………………….78
…………………………….40…………………………………………….79
………………………………………50……………………………………80
…………………………………………………………………..70……………….85
……………………………………………………………………………….80………90
………………………………………………………………………………………85…91
从这两个表中可以看到现代预防医学与个人医疗的作用，即几乎所有的早期
（50岁前）风险都被剔除了，而在一个世纪前这些风险显著影响着人的寿命。
另外可能在人类有寿命统计开始，女性的寿命就要比男性长一些，女性虽然
有不少不利因素比如生产影响寿命，男性同样有战争等因素对男性寿命的影响要
多一些，所以就寿命而言，女性得益于现代科学并不一定比男性多。但科学引发
妇女地位与生活的变革是无疑义的。
Monday, September 17, 2007
（8）医疗保险
经典的保险理论是用边际效用模型来解释的，面对新语丝及我想象的读者，
我能用白话解释就是，你持续5年每一个月损失50元远不如一次性地损失3000元
让你感到心痛，尽管二者在经济上等价。保险公司就专门向你收集这50元，而在
你损失3000元时弥补给你，让你欣喜，你这一次相当于“赚”了2950元！
尽管我喜欢首选经济分析作为我分析问题的工具，但我认为边际效用模型并
不能全部解释保险现象，即使是在传统的保险领域（比如说极端现象）中，社会
因应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对保险公司来说，它们并不等到把你的所有的50元都收集齐了才赔付你的损
失，而是在你损失发生后立即支付给你。保险公司之所以能够支付你这种赔偿，
因为其他投保的人并没有发生这样的损失，而他们支付的50元就可以马上转到你
这儿来了，你的损失，就随着保险机制，变成了社会损失，你的个人责任，就转
变为社会责任。
我以前说过，人到绝境加倍勇，当你因为一些重大损失而身陷绝境时，社会
很难预料你会做什么，当你作出反社会的行为时，社会难以有因应的措施。减少
这种极端行为的发生率，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社会的目标之一，比如说以前的王朝
时期，面对不时发生的饥荒，政府都会放粮振灾，政府收粮税与及时振灾，起的
就是现代保险的作用。
用常规边际效用模型解释的保险投保事件是小概率不确定性事件。保险公司
要雇用大批的人员，或管理，或消售，这些人员收入与福利，都得由投保人来承
担，对于养老保险来说，我们都有很大程度的确定性什么时候我们会发生理赔事
件，为什么人们还愿意投保而不是自已积累资金呢？这就涉及到保险公司的运作
与职能，即它们并不仅仅只是单纯的集钱器与转钱器。从大的方向上来说，这里
有两个醒目的职能解释投保行为。一是保险公司对资金的专业化管理，使得其收
益超过人们自已对自已投资的管理。二是应付人性的一个典型弱点，即经济性短
视，个人不能预见足够长的期限而对自已的消费进行适当的规化，保险公司提供
了一个实时监控与管教机制，人们在长期规化时作出对短期行为有限制性决定，
从而达到总体决策的优化。
总结上述，我认为保险有三个作用，一是增加边际效用，二是社会保障，三
是经济资源的总体与局部优化。对计划经济政府来说，由于全部社会财富国有化，
社会保障的职能基本上由政府承担了，计划模式下边际效用都被平抑到了同一水
平，计划也取代了优化过程（即计划体系认为他们已经处于最优状态了）。所以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保险业就是一块鸡肋，可有可无，不受重视。
研究保险的人不但关注保险的职能，还关注人对保险的反应。在市场条件下，
如果存在多家保险公司，人们会选择对自已最有利的保险投保。在这里又存在一
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即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了解远不如他们自已对自已的了解，
人总会选择把自已的风险低估的保险投保，这在卫生经济学中叫逆向选择
（Adverse Selection）。逆向选择会让保险公司赔本，也导致保费上涨，最终
保险项目减少，规模萎缩。投保让投保人改变其行为，在经济学上叫道德风险
（Moral Hazard）。简单而言，你没有保险，小病忍了，一旦有了保险，你就不
愿忍了，非得要看医生，那原有的基于你投保前的行为而计算的风险评估就偏低，
所以叫道德风险。道德风险让投保人增加消费与赔付请求。
医疗保险可以追朔到古罗马及古希腊的所谓友爱性社团（Benevolent
Societies），这些社团会照顾死难者的家属及赔付成员的丧葬费用。现代意义
的医疗保险没有那么长的历史，大抵可以以1883年（时铁血宰相卑斯麦当政，十
五年后中国才有百日维新）德国卫生保险法作为标志，医疗保险成为现代社会经
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个人社会生活的必需品，医疗体系的基石。绝大部分的发达
国家要么象英国一样实行国家医疗体系，要么象德国一样实行全民医疗保险，只
有美国保持了一个公私混合，自由竞争与发展的体系，也只有在这样一个体系中
才容易观察到医疗保险的发生、发展、以及各种经济与社会特点。
医疗保险有着经典保险的三个作用，但边际效应应该不如比如汽车、房产保
险那么强，因为慢性疾病，老年疾病的发生率是很高的，事实上对大多数医疗保
险项目来说，都存在一少部分人占据了大部分资源的现象。1995年美国国会预算
办公室估计在任一人口中，5%的人会使用该人口占据卫生资源的50%以上。在美
国老年人保险（Medicare）中，10%的人消费总费用的70%，而有20%的人完全没
有消费。这也就是说，社会保障的作用与资源优化的作用在卫生保险中占主导地
位。
拥有医疗保险是一个社会性诉求与因应手段，还体现在社会对非保险状态的
歧视。这种歧视有直接经济上的歧视，也有公众讨论与舆论上的歧视。我前面谈
到了中国医院的现金政策的由来，是源于改革开放之初医生讨债而不得的信用危
机。美国医院医生同样在19世纪20年代末与30年代初经历了大规模的信用危机，
由于国家经济危机，失业率高达1/4，许多病人丧失了支付医药费用的能力，美
国同行们的手段就是发展医疗保险，寻求社会保障。美国大多数的蓝十字（Blue
Cross，针对医院的）、蓝盾（Blue Shield，针对医生的）医疗保险项目就源于
这一时期，很多时候医院与医生承头发展这些项目。发展到了今天，保险项目都
能集体与医生医院讨价还价，制定其成员的付费水平，这个付费水平，大约是医
院、医生所定的价格的30~50%。我所在的系统，外科医生实收价格只有自已定价
的25%。没有医疗保险而自已付费的，就要承担100%医院、医生的定价。这一个
价差，形成了巨大的投保压力。
为什么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医院与医生不喜欢付高价的没有保险的人呢？上面
谈到了信用危机，服务者宁愿接受有保证的低价，而不愿接受可能变成坏账的高
价，只是医疗保险的一个侧面。我在前面已经提及道德风险，由于有了保险，投
保人增加消费，这就形成了服务者促使病人投保的动力，间接弥补了低价所造成
的损失。
我为什么说缺保者还受到认知上的歧视呢？美国医疗体系上的最大的一块伤
疤就是大约15%的人口（超过4000万）没有医疗保险，这个伤疤大家时不时要揭
开一下，讨论全民医疗保险的必要性。在公众的眼中，这部分人是很可怜的，众
多的讨论就围绕着多么可怜开始，又多么可怜结束，但全民医保的可能性却愈来
愈小！
中国人如果鹦鹉学舌也批评美国有超过四千万的人口没有医保，或者是用这
一点来支持中国没有发展医疗保险的必要性的话，那就显得幼稚了。据2000年的
医疗费用固定成员调查（Panel Survey），美国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承担了他们所
发生总费用的40%，其余60%的费用以救助医疗，坏账，及各种额外救济的方式为
社会所承担了（这个比例，可能比不少国内的医保报账比例还高）。那么有医疗
保险的人呢，在美国他们支付医疗费用的10%~30%。原来在经济上那些没有医疗
保险的人在美国并不是那么可怜。社会发出的呼声很多时候都体现了一种强烈的
社会愿望，即人人拥有医疗保险，因为那是合理的经济行为模式。美国缺乏医保
的人近半数在18岁到44岁年龄段，很多人是基于前面提到的保险的社会保障作用
而平均分摊费用，不愿意为别人卖单，我前面提到即使在老年人中也有20%的人
一发生任何医疗费用，这一比例在身强力壮的大群中当然会更高。
在美国体系中，绝大多数（55%）的人拥有私人医疗保险，此外，老年人
（最有可能使用医疗服务的人群）有专门的医疗保险（Medicare），占总人口的
大约15%，而贫困户（最有可能需要救助的人群）也有专门的医疗保险
（Medicaid），也约占总人口的15%。很明显，即使在美国存在15%的人口没有医
疗保险，几乎所有人医疗都得到了保障，这个保障，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医疗保
险。
保险的第三个作用资源的总体与局部优化在医疗保险中得到了极大的扩展，
美国兴起的管制医疗模式（Managed Care）就是这个作用的扩展。保险对经济资
源的优化主要体现在对投保人拥有资源的优化，但在医疗保险由于医疗服务的特
殊性，扩展到了对医疗服务的提供者的优化。
我们前面的讨论中谈到了信息的不对称以及患者对医生的依赖。管制医疗模
式借助于医疗保险的规模效应，强行在传统的医患关系中加入了第三者，尽管有
如婚姻关系中插足的第三者会引起原配的强烈反应，管制医疗模式也曾受到患者
与医生的强烈批评，但管制医疗模式对医疗保险的改变却是不可逆的了。医疗模
式由原来的服务者加患者的双边关系，变成了服务者、患者、加保险的三角形关
系。
传统的保险模式尤如我在开篇中介绍的那样，投保者按时缴拿保费，一旦确
定投保事件发生，保险公司则按合同赔偿投保人适当的现金，投保人如何使用这
份赔偿，保险公司很大程度上是不关心的。在原始的医疗保险活动中，保险公司
就是一个存贮器，或者说投保人的出纳员，保险公司与医疗服务者的关系是附属
于医患关系的。这种模式，我们称为报账模式（Indemnity Insurance）。这种
医患服务方式，我们称之为纳费服务方式（fee-for-service）。由于显著的信
息不对称，医疗服务者可以投机信息，诱导患者消费不适当的医疗服务，在经济
学上叫服务商诱导性消费（Provider Induced Demand）。另外，由于患者缺乏
对质量的判断，劣质服务导致任何后果都会引发更多的消费，服务质量差的服务
者反而受到经济奖励。
管制模式导致了传统医疗模式发生了极大改变，因为尽管生物个体存在巨大
差异，但我们运用统计学方式，在群体层次上可以很大程度上限制这种差异。如
果说一个人在化脓性阑尾炎阑尾切除术后发生伤口感染我们很难判断是否服务者
尽职尽责了，但在群体层面却不难，我们可以几乎肯定地说如果一家医院，或者
一个医生术后感染率（有一定样本规模）在30%以上不正常，而另一个感染率只
有1%的医院或者医生比之更为优秀。如果患者每一个人都进行这样的调查成本是
高昂的，但以保险公司为基础就有经济规模了，人均监管成本可以极大降低。
管制模式的典型特点就是（实时或者定期）监控医疗活动的适当性、质量、
与消费。它以减少不适当的消费、提高质量为目标，以各种付费、组织、及管理
方式或直接参与医疗服务活动的决策为手段，需要较高的管理协调强度。从经济
学角度上来说，管制模式不是没有成本的，美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16%，居世界
之首，与管制模式下的高行政成本是有关的。
管制模式中最为严苛的便是定费医疗（Capitation），也可称为人头费。在
这样的体制中，服务者承包固定群体的所有医疗需求，医院及医生的收入是衡定
的，但因对患者服务支出却不是衡定的，服务者将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服务与提高
服务质量（从而减少后续服务的需求）。定费医疗中服务者承担了所有医疗活动
中的风险，不适当的定价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由于信息不对称，服务者可反向诱
导消费，削减必要医疗服务，导致看不见方面的质量下降。
尽管管制模式并不就是一个完美的针对信息不对称的解决办法，但它证明了
它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的潜力。现在美国已经很难找到严格传统意义上的纳费服
务方式了，在基于雇用关系的市场上，这种方式已经只占不到5%的份额了。
中国的医疗保险严格地说在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建立以前是不存在的，尽管中
国政府在70年代宣称农村90%的人口享有农村合作医疗，改革开放后几乎所有的
这些合作医疗都因为管理不善而功能性地关闭了。在建立医疗保险以前，（曾经
或是现在）某些拥有工作的人某种程度上享有医疗福利。之所以说是福利而不是
保险，那是因为那些福利政策缺乏保险的基本特征。
保险运作的基本要素有三个，一是要有投保人，大量的投保人形成风险库
（Risk Pool），风险库愈小，保险运作失败的可能性愈大，第二是要有风险评
估体系（Underwriting system），不收够足够的保费，保险公司就有破产的危
险，第三要有理赔体系，监控投保人支取适当的赔偿费用。我对理赔体系的定义
包括对投资（Investment）与应付赔偿（Liability）的管理。如果不包括的话，
就得要有第四个要素，即投资与应付赔偿的平衡与管理。
尽管从经济学上医疗福利会损失员工的工资，但福利制度的报账体系并不容
许投保人形成风险库，所以第一个条件不成立。在旧的福利制度下完全没有任何
的风险评估。某种程度上理赔体系是存在的，但是是不完全的，因为缺乏监管，
没有任何的投资观念与对应付赔偿的平衡。
缺乏投资与应付赔偿的平衡的后果是严重的，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都面临这
种不平衡，即大量的应付赔偿（医疗福利）没有以往投资的支撑，必须从现有收
入中支出，成了国有企业的重担之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后果是如此之严
重，以致于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医疗保险在中国的形成，尽管现有医保体系也脆弱
得很。
回到我最初讨论的保险的三大功用，第二项功能是社会保障，即个人责任转
化为群体责任，社会责任。医疗保险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政府转嫁大
量国企及退休工人的应付赔偿到社会上来，这些人员缺乏以往投资的支撑，必须
要有社会买单，于是乎职工医保出世了。新兴的企业与民营企业如果单独开发医
疗保险，无论是企业支出，还是工人个人支出，都会比现在少得多，或者福利高
得多。可能大多数的医保项目还都有公开的经济歧视政策，比如退休人员享有更
多的福利，缴纳更少的费用，加大了这种应付赔偿的转嫁作用。
我之所以认为现有的医疗保险是不合理的，在于它窒息了商业医疗保险的发
展。社会上具有支付能力，并且愿意参加保险的人多是拥有工作的人，这部分人
被吸纳了，那么留给商业医疗保险的不是高坡就是盐碱地，对于缺乏成熟医疗保
险市场的中国来说，就意味大规模的商业医疗保险可能永远不会出现。也就意味
着政府还将全面负责全民的医疗保障，对于走向市场化的中国社会这是不合拍的，
中国卫生医疗发展可能陷于停滞。
当然，由政府出面组织全民医疗保险我也是赞成的，但这必须要有一个民主、
透明、与高效的政府，不然，社会承担不了巨大的管理（腐败）成本，现在我们
花费了超过5.5%的GDP，还在一个又一个的危机中徘徊，很难想象全民医保会在
中国有多大的机会。
中国医保还在出纳阶段，脱身于以前的福利报帐制度，中国的职工医保甚至
还算不上合格的出纳员。有职工医保的人，在许多地区，还得承受先纳入现金，
再报帐的模式，这种模式下有些职工还得承受报不了帐的风险，实际支付比例远
超过美国完全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支付的比例。许多职工同样要承受因现金缺乏而
得不到及时医疗的风险。大家身在国内有职工医保的，不妨算算你报帐的实际比
例罢，在此感谢。
我记得两年前北京协和医院招收了两名MBA进入医院管理层，一时之间成为
新闻。1998年国务院建立医保的文件中说，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要“专款专用”，
而且经办机构的事业（行政）经费“不得从基金中提取”。为什么协和医院愿意
高价聘用MBA参与管理呢？聘用MBA人员的费用是表面的成本，但医院管理不善则
意味着高额的机会成本，中国的现状就是极度的管理不善导致巨大的经济资源浪
费，机会成本远远高于表面成本，所以中国需要大量的MBA进入卫生管理领域，
而且政府的“义举”远不如妥善管理医保社保来得重要。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最
大的麻烦就是自已的钱让别人管着，无论我们有多么善意的假定，医保从出生起
就缺乏适当的激励机制，收多少，用多少，即医保的管理者们从根本上缺乏限制
成本与提高服务的动力。以中国的现状，医保的管理人员又多半是众多定点医疗
服务单位、众多医药器械商、或者报帐人的追求对象。政府可能堵住了直接侵吞
医保基金的漏洞，但管理不善的乌云将会层层叠叠地累在医保体系上空。
我们回到保险的基本作用上来，当个人意外支出越大时，边际效应就越明显，
社会保障就越重要，即保险的价值随事件的极端性增加而增加，所以投保事件总
是以极端灾难性（Catastrophic, Disastrous）事件为始的，扩展到不那么极端，
不那么有灾难性的事件上。在医疗保险上来说，最早的投保事件是住院治疗，然
后扩展到门诊及其它服务。由于我前面提到的道德风险，投保人可能要求超出平
常估算的范围外的服务，导致赔偿的增加。对道德风险的抑制手段，就是转移部
分风险回到投保人身上，所以大多数的医疗保险并不赔偿全部医疗费用，而是让
患者支付一定比例，这个比例可以抑制投保人选择医疗服务的冲动。但为了不丧
失第一二个保险功能，许多的医疗保险会制定一个上限，这个上限就是投保人损
失的上限，针对投保人保金以外的损失而言。这样，极端事件对个人的冲击被限
制在一定范围内。面对投保人可能在众多服务方式上选择昂贵的或者过分地使用
某种服务，医疗保险很多时候也会制定有针对性的赔付上限，保险公司认为这个
上限基本上可以满足投保人的正当需求。比如我的牙科保险针对许多服务就有上
限，医疗保险则针对助听器有赔付上限，医疗保险有投保人损失的上限。
中国医保的设计者显然对保险的基本作用不太重视，所以有了基本医保之外
还得有补充医保，补充医保就针对所有医保的上限，国务院的文件设定该上限为
年平均工资的4倍，按卫生部的数据，中国平均工资19000元，那么中国的医保大
约会在76000元之后不再支付任何费用。也许受基本医保的设计者的影响，不少
补充医疗保险仍然会设置赔付上限，比如广州市的补充医保就有150000元的赔付
上限。广州的职工看来还得买“补充补充医疗保险”才能完全对极端灾难性消费
的保险。
赔付上限的设置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医疗活动的特点，极端赔偿的可能
性并不小，而中国基本医保是以市为单位的，也就是说某些地方的医保风险库的
容量并不大，对极端赔偿可能会缺乏保障，即如果同时出现数个极端赔偿，医保
就有破产的可能。正常的做法是再保险，通过再保险融合更大的风险库，比如全
国，或者是分地区的风险库。什么是再保险呢？简单地说，一个保险公司有
10000人投保，每人保费1000元而赔付几率是10000元可能900次加100000元的可
能性10次，这巨额赔偿虽然只有0.1%的几率，但你运气不好，多发生几个你就吃
不消。保险公司就应当对巨额赔偿再次投保，让一个次级保险公司专门接受保险
公司的投保，这样次级保险公司就可以扩大风险库，比如说有10个初级保险公司
投保，那次级公司的风险库就扩大了10倍，次级公司的可能赔付范围就在100次
可能性周围变动，而不是10次，初级保险公司的风险大减，而次级保险公司也有
得钱赚。再保险必需由初级保险投保，否则就没有经济规模效应。让市级医保自
已组织补充医保的政策，很明显是不符合风险规律的。在这种体制下，即使有补
充医保，也欠缺有效的服务与应享受的福利。
中国的医保脱身于福利报帐系统，所以不少时候会有让人啼笑皆非的商业政
策。比如广州市的医保规定，科级及以下人员床位费是30元每床每天，处级则是
45元每床每天，厅级是75元每床每天，而副省级以上是90元每床每天。如果你在
收益比较好的企业工作，工资极有可能不低于高级官员，你可能与高级官员缴同
样的费用，但他们的钱就是要值钱些？正确的商业做法应当是在同一个医保的管
理体系中，可以有多个保险产品，（保）价廉的，福利就差些，（保）价高的，
福利就好些，你愿意为官员补贴，让他们买更好的医保产品，本是无可厚非的事
情，但你非得要搅到一口锅里，让穷人补贴富人，普通人让利于权势者，这就有
严重的道德问题了。
我们欢迎医保在中国的诞生，但国人能享受到医保的还只是少部分人。按国
务院政策，中国各地应于1999年底建立了医保体系，那么我们可以安全地假设，
起码三年后，国内要建的医保都建立了。1998年国人缺乏医疗保障的达76.4%，
2003年下降了6个百分点，基本上来源于商业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从1.9%增
加到7.6%）。农村80%的人口缺乏医疗保障（险）。很明显，所谓的医保并没有
扩充保险与保障范围，只有在原来并不缺乏医疗保障的人口中来了一次重组，这
次重组并没有向医疗服务的常用人口，比如老年人与慢性病患者，也没有向急需
医疗保障的人口，比如农村人口与贫困人口，扩展。由于设计上的缺陷，只有不
到7%的医保提供了补充医疗保险，让中国的医保从出生开始就显得有些先天缺陷，
不能承担保险应有的社会功效。
中国的医保大约学自新加坡，所有人都建立了个人帐户，建立个人帐户的目
的有两个，一是投保人纵向经济优化，相当于自我投保，二是建立一种消费观念，
即由于个人帐户属个人所有，让人倾向于审慎地使用（以克服道德风险）。个人
帐户形式的医疗保险近年来在美国也有所发展，尽管不少人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发
展方向，但总体而言只占市场极微弱的份额。我认为中国发展个人帐户没有必要，
是国人生搬硬套的典型事例之一。无论是新加坡，还是美国，医疗保险都发展到
了成熟阶段，社会保障与边际效应上都没有更多的获利空间，他们所要担心的是
控制卫生总费用的成长，对个人资源进行优化。
中国的医保最需要是健全的保险机制，即保险的要素与功能，个人帐户很大
程度上会减弱边际效用（社会角度的边际效用，即最需要的人群比不那么需要的
人群有更大的边际效用）与社会保障。在富裕地区，可能不少不那么富裕的地区，
个人帐户都用于报个人支付部分，比如广州市，上海市等等，也就是说，在个人
帐户用完以前，投保人享受的是全免费服务，道德风险巨增。从另一个角度上来
说，个人帐户把部分个人的收入锁定在医疗服务范围，当个体在进行局部优化的
时候，就受到了限制，比如说个体可能会增加食品投入而不是进行一次可有可无
的诊疗活动时，他就受到限制而只能选择这一次诊疗活动。这是典型的不合理资
源配置。个人帐户的设计者可以反驳说，个人帐户迫使个体在平时积累资金以保
证大规模需要时用，个人会自动进行长期规（优）化而避免我所提到的上述两个
不利因素。但关键是如果个人可以长期进行这种规划与优化，从一开始就没有个
人帐户的必要了，徒增行政管理的负担，让别人看着自已的钱，总是不那么放心
（这一因素会更加重道德风险）。
回应我对医疗模式的分析，现代医疗保险还具有社会功能，即监控医疗服务
者行为，促进医疗质量、服务、与成本等方面的竞争，减少信息不对称对医疗市
场的危害，这一功能极有可能被现有的医保体系放弃。首先医保体系的管理模式
没有对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管理人员的负责对象不是投保人，他们的收入与福
利来源于政府，他们的评估也来源于政府，我们可以说政府会奖励有功人员，公
众会适当评议医保的效率，会吗？首先公众缺乏适当的机制参与评议，其次即使
有评议机制，公众也缺乏宏观评议能力，这一点在论述医疗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
时已经埋下了伏笔，大家适当地想一想也就明白了，不细述了。在实际管理活动
中，我在网上没有查到任何一个医保项目公开了它的收支状况，成员构成，赔付
构成，成员满意度，成员实际效益及健康状况。可能我的搜索并不成功，国内有
这方面资料的请贡献，万分感谢。
政府奖励得力的行政人员方式是什么？中国现有的医保体制没有纵向提拔的
可能性，那么能干的医保行政人员将横向流动，被提拔成为政府其它方面的管理
人员，不那么能干的人升上来继续干！不适当的组织形式会导致医保项目组织管
理上的先天愚型，医疗保险的专业化管理将受限，管理知识与技能无从积累。
中国的医院缺乏有效竞争，医院从大到小，等级重重，处于技术分级垄断状
态，垄断的社会成本是巨大的，大到病人医生以血相拼。中国医保并不以劝善与
调停者的面目出现，它们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垄断，把持了最有可能发展商业保险
的群体，相互之间并不竞争，没有竞争，医保项目就没有在日常活动寻求发展与
提高的压力，相当于人缺乏锻练，保险的各种商业技能得不到完善与提高，永远
在原始的低级服务模式上徘徊。
中国的医疗保险尽管发展了一些现代医疗保险的特点，对原有的医疗福利体
系有较大提高，但仍然缺乏现代医疗保险的众多要素与功能，一些设计上的缺陷，
使得这一体系在社会现实中相当脆弱，并不能达到我们对现代医疗保险的期望。
由于这些设计上的缺陷，原可以以第三者—投保人集体代言人身份对中国现有的
医疗危机加缓解，现在看来暂时以及很长时间内都指望不上了。
在医疗保险的战略发展上而言，中国政府显然对其社会责任不太关心，它没
有从最需要保险的穷人入手，也没有从医疗服务的常用者比如老人开始，而是对
社会上最有经济能力的人的现有医疗保障进行了一次整合，不能预见它的行为对
可能出现的商业保险的打击，不能妥善设计医疗保险体系，这本身恐怕也是一种
危机，起码是危机发展加重的因素之一。
我能用白话解释就是，你持续5年每一个月损失50元远不如一次性地损失3000元
让你感到心痛，尽管二者在经济上等价。保险公司就专门向你收集这50元，而在
你损失3000元时弥补给你，让你欣喜，你这一次相当于“赚”了2950元！
尽管我喜欢首选经济分析作为我分析问题的工具，但我认为边际效用模型并
不能全部解释保险现象，即使是在传统的保险领域（比如说极端现象）中，社会
因应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对保险公司来说，它们并不等到把你的所有的50元都收集齐了才赔付你的损
失，而是在你损失发生后立即支付给你。保险公司之所以能够支付你这种赔偿，
因为其他投保的人并没有发生这样的损失，而他们支付的50元就可以马上转到你
这儿来了，你的损失，就随着保险机制，变成了社会损失，你的个人责任，就转
变为社会责任。
我以前说过，人到绝境加倍勇，当你因为一些重大损失而身陷绝境时，社会
很难预料你会做什么，当你作出反社会的行为时，社会难以有因应的措施。减少
这种极端行为的发生率，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社会的目标之一，比如说以前的王朝
时期，面对不时发生的饥荒，政府都会放粮振灾，政府收粮税与及时振灾，起的
就是现代保险的作用。
用常规边际效用模型解释的保险投保事件是小概率不确定性事件。保险公司
要雇用大批的人员，或管理，或消售，这些人员收入与福利，都得由投保人来承
担，对于养老保险来说，我们都有很大程度的确定性什么时候我们会发生理赔事
件，为什么人们还愿意投保而不是自已积累资金呢？这就涉及到保险公司的运作
与职能，即它们并不仅仅只是单纯的集钱器与转钱器。从大的方向上来说，这里
有两个醒目的职能解释投保行为。一是保险公司对资金的专业化管理，使得其收
益超过人们自已对自已投资的管理。二是应付人性的一个典型弱点，即经济性短
视，个人不能预见足够长的期限而对自已的消费进行适当的规化，保险公司提供
了一个实时监控与管教机制，人们在长期规化时作出对短期行为有限制性决定，
从而达到总体决策的优化。
总结上述，我认为保险有三个作用，一是增加边际效用，二是社会保障，三
是经济资源的总体与局部优化。对计划经济政府来说，由于全部社会财富国有化，
社会保障的职能基本上由政府承担了，计划模式下边际效用都被平抑到了同一水
平，计划也取代了优化过程（即计划体系认为他们已经处于最优状态了）。所以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保险业就是一块鸡肋，可有可无，不受重视。
研究保险的人不但关注保险的职能，还关注人对保险的反应。在市场条件下，
如果存在多家保险公司，人们会选择对自已最有利的保险投保。在这里又存在一
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即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了解远不如他们自已对自已的了解，
人总会选择把自已的风险低估的保险投保，这在卫生经济学中叫逆向选择
（Adverse Selection）。逆向选择会让保险公司赔本，也导致保费上涨，最终
保险项目减少，规模萎缩。投保让投保人改变其行为，在经济学上叫道德风险
（Moral Hazard）。简单而言，你没有保险，小病忍了，一旦有了保险，你就不
愿忍了，非得要看医生，那原有的基于你投保前的行为而计算的风险评估就偏低，
所以叫道德风险。道德风险让投保人增加消费与赔付请求。
医疗保险可以追朔到古罗马及古希腊的所谓友爱性社团（Benevolent
Societies），这些社团会照顾死难者的家属及赔付成员的丧葬费用。现代意义
的医疗保险没有那么长的历史，大抵可以以1883年（时铁血宰相卑斯麦当政，十
五年后中国才有百日维新）德国卫生保险法作为标志，医疗保险成为现代社会经
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个人社会生活的必需品，医疗体系的基石。绝大部分的发达
国家要么象英国一样实行国家医疗体系，要么象德国一样实行全民医疗保险，只
有美国保持了一个公私混合，自由竞争与发展的体系，也只有在这样一个体系中
才容易观察到医疗保险的发生、发展、以及各种经济与社会特点。
医疗保险有着经典保险的三个作用，但边际效应应该不如比如汽车、房产保
险那么强，因为慢性疾病，老年疾病的发生率是很高的，事实上对大多数医疗保
险项目来说，都存在一少部分人占据了大部分资源的现象。1995年美国国会预算
办公室估计在任一人口中，5%的人会使用该人口占据卫生资源的50%以上。在美
国老年人保险（Medicare）中，10%的人消费总费用的70%，而有20%的人完全没
有消费。这也就是说，社会保障的作用与资源优化的作用在卫生保险中占主导地
位。
拥有医疗保险是一个社会性诉求与因应手段，还体现在社会对非保险状态的
歧视。这种歧视有直接经济上的歧视，也有公众讨论与舆论上的歧视。我前面谈
到了中国医院的现金政策的由来，是源于改革开放之初医生讨债而不得的信用危
机。美国医院医生同样在19世纪20年代末与30年代初经历了大规模的信用危机，
由于国家经济危机，失业率高达1/4，许多病人丧失了支付医药费用的能力，美
国同行们的手段就是发展医疗保险，寻求社会保障。美国大多数的蓝十字（Blue
Cross，针对医院的）、蓝盾（Blue Shield，针对医生的）医疗保险项目就源于
这一时期，很多时候医院与医生承头发展这些项目。发展到了今天，保险项目都
能集体与医生医院讨价还价，制定其成员的付费水平，这个付费水平，大约是医
院、医生所定的价格的30~50%。我所在的系统，外科医生实收价格只有自已定价
的25%。没有医疗保险而自已付费的，就要承担100%医院、医生的定价。这一个
价差，形成了巨大的投保压力。
为什么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医院与医生不喜欢付高价的没有保险的人呢？上面
谈到了信用危机，服务者宁愿接受有保证的低价，而不愿接受可能变成坏账的高
价，只是医疗保险的一个侧面。我在前面已经提及道德风险，由于有了保险，投
保人增加消费，这就形成了服务者促使病人投保的动力，间接弥补了低价所造成
的损失。
我为什么说缺保者还受到认知上的歧视呢？美国医疗体系上的最大的一块伤
疤就是大约15%的人口（超过4000万）没有医疗保险，这个伤疤大家时不时要揭
开一下，讨论全民医疗保险的必要性。在公众的眼中，这部分人是很可怜的，众
多的讨论就围绕着多么可怜开始，又多么可怜结束，但全民医保的可能性却愈来
愈小！
中国人如果鹦鹉学舌也批评美国有超过四千万的人口没有医保，或者是用这
一点来支持中国没有发展医疗保险的必要性的话，那就显得幼稚了。据2000年的
医疗费用固定成员调查（Panel Survey），美国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承担了他们所
发生总费用的40%，其余60%的费用以救助医疗，坏账，及各种额外救济的方式为
社会所承担了（这个比例，可能比不少国内的医保报账比例还高）。那么有医疗
保险的人呢，在美国他们支付医疗费用的10%~30%。原来在经济上那些没有医疗
保险的人在美国并不是那么可怜。社会发出的呼声很多时候都体现了一种强烈的
社会愿望，即人人拥有医疗保险，因为那是合理的经济行为模式。美国缺乏医保
的人近半数在18岁到44岁年龄段，很多人是基于前面提到的保险的社会保障作用
而平均分摊费用，不愿意为别人卖单，我前面提到即使在老年人中也有20%的人
一发生任何医疗费用，这一比例在身强力壮的大群中当然会更高。
在美国体系中，绝大多数（55%）的人拥有私人医疗保险，此外，老年人
（最有可能使用医疗服务的人群）有专门的医疗保险（Medicare），占总人口的
大约15%，而贫困户（最有可能需要救助的人群）也有专门的医疗保险
（Medicaid），也约占总人口的15%。很明显，即使在美国存在15%的人口没有医
疗保险，几乎所有人医疗都得到了保障，这个保障，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医疗保
险。
保险的第三个作用资源的总体与局部优化在医疗保险中得到了极大的扩展，
美国兴起的管制医疗模式（Managed Care）就是这个作用的扩展。保险对经济资
源的优化主要体现在对投保人拥有资源的优化，但在医疗保险由于医疗服务的特
殊性，扩展到了对医疗服务的提供者的优化。
我们前面的讨论中谈到了信息的不对称以及患者对医生的依赖。管制医疗模
式借助于医疗保险的规模效应，强行在传统的医患关系中加入了第三者，尽管有
如婚姻关系中插足的第三者会引起原配的强烈反应，管制医疗模式也曾受到患者
与医生的强烈批评，但管制医疗模式对医疗保险的改变却是不可逆的了。医疗模
式由原来的服务者加患者的双边关系，变成了服务者、患者、加保险的三角形关
系。
传统的保险模式尤如我在开篇中介绍的那样，投保者按时缴拿保费，一旦确
定投保事件发生，保险公司则按合同赔偿投保人适当的现金，投保人如何使用这
份赔偿，保险公司很大程度上是不关心的。在原始的医疗保险活动中，保险公司
就是一个存贮器，或者说投保人的出纳员，保险公司与医疗服务者的关系是附属
于医患关系的。这种模式，我们称为报账模式（Indemnity Insurance）。这种
医患服务方式，我们称之为纳费服务方式（fee-for-service）。由于显著的信
息不对称，医疗服务者可以投机信息，诱导患者消费不适当的医疗服务，在经济
学上叫服务商诱导性消费（Provider Induced Demand）。另外，由于患者缺乏
对质量的判断，劣质服务导致任何后果都会引发更多的消费，服务质量差的服务
者反而受到经济奖励。
管制模式导致了传统医疗模式发生了极大改变，因为尽管生物个体存在巨大
差异，但我们运用统计学方式，在群体层次上可以很大程度上限制这种差异。如
果说一个人在化脓性阑尾炎阑尾切除术后发生伤口感染我们很难判断是否服务者
尽职尽责了，但在群体层面却不难，我们可以几乎肯定地说如果一家医院，或者
一个医生术后感染率（有一定样本规模）在30%以上不正常，而另一个感染率只
有1%的医院或者医生比之更为优秀。如果患者每一个人都进行这样的调查成本是
高昂的，但以保险公司为基础就有经济规模了，人均监管成本可以极大降低。
管制模式的典型特点就是（实时或者定期）监控医疗活动的适当性、质量、
与消费。它以减少不适当的消费、提高质量为目标，以各种付费、组织、及管理
方式或直接参与医疗服务活动的决策为手段，需要较高的管理协调强度。从经济
学角度上来说，管制模式不是没有成本的，美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16%，居世界
之首，与管制模式下的高行政成本是有关的。
管制模式中最为严苛的便是定费医疗（Capitation），也可称为人头费。在
这样的体制中，服务者承包固定群体的所有医疗需求，医院及医生的收入是衡定
的，但因对患者服务支出却不是衡定的，服务者将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服务与提高
服务质量（从而减少后续服务的需求）。定费医疗中服务者承担了所有医疗活动
中的风险，不适当的定价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由于信息不对称，服务者可反向诱
导消费，削减必要医疗服务，导致看不见方面的质量下降。
尽管管制模式并不就是一个完美的针对信息不对称的解决办法，但它证明了
它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的潜力。现在美国已经很难找到严格传统意义上的纳费服
务方式了，在基于雇用关系的市场上，这种方式已经只占不到5%的份额了。
中国的医疗保险严格地说在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建立以前是不存在的，尽管中
国政府在70年代宣称农村90%的人口享有农村合作医疗，改革开放后几乎所有的
这些合作医疗都因为管理不善而功能性地关闭了。在建立医疗保险以前，（曾经
或是现在）某些拥有工作的人某种程度上享有医疗福利。之所以说是福利而不是
保险，那是因为那些福利政策缺乏保险的基本特征。
保险运作的基本要素有三个，一是要有投保人，大量的投保人形成风险库
（Risk Pool），风险库愈小，保险运作失败的可能性愈大，第二是要有风险评
估体系（Underwriting system），不收够足够的保费，保险公司就有破产的危
险，第三要有理赔体系，监控投保人支取适当的赔偿费用。我对理赔体系的定义
包括对投资（Investment）与应付赔偿（Liability）的管理。如果不包括的话，
就得要有第四个要素，即投资与应付赔偿的平衡与管理。
尽管从经济学上医疗福利会损失员工的工资，但福利制度的报账体系并不容
许投保人形成风险库，所以第一个条件不成立。在旧的福利制度下完全没有任何
的风险评估。某种程度上理赔体系是存在的，但是是不完全的，因为缺乏监管，
没有任何的投资观念与对应付赔偿的平衡。
缺乏投资与应付赔偿的平衡的后果是严重的，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都面临这
种不平衡，即大量的应付赔偿（医疗福利）没有以往投资的支撑，必须从现有收
入中支出，成了国有企业的重担之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后果是如此之严
重，以致于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医疗保险在中国的形成，尽管现有医保体系也脆弱
得很。
回到我最初讨论的保险的三大功用，第二项功能是社会保障，即个人责任转
化为群体责任，社会责任。医疗保险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政府转嫁大
量国企及退休工人的应付赔偿到社会上来，这些人员缺乏以往投资的支撑，必须
要有社会买单，于是乎职工医保出世了。新兴的企业与民营企业如果单独开发医
疗保险，无论是企业支出，还是工人个人支出，都会比现在少得多，或者福利高
得多。可能大多数的医保项目还都有公开的经济歧视政策，比如退休人员享有更
多的福利，缴纳更少的费用，加大了这种应付赔偿的转嫁作用。
我之所以认为现有的医疗保险是不合理的，在于它窒息了商业医疗保险的发
展。社会上具有支付能力，并且愿意参加保险的人多是拥有工作的人，这部分人
被吸纳了，那么留给商业医疗保险的不是高坡就是盐碱地，对于缺乏成熟医疗保
险市场的中国来说，就意味大规模的商业医疗保险可能永远不会出现。也就意味
着政府还将全面负责全民的医疗保障，对于走向市场化的中国社会这是不合拍的，
中国卫生医疗发展可能陷于停滞。
当然，由政府出面组织全民医疗保险我也是赞成的，但这必须要有一个民主、
透明、与高效的政府，不然，社会承担不了巨大的管理（腐败）成本，现在我们
花费了超过5.5%的GDP，还在一个又一个的危机中徘徊，很难想象全民医保会在
中国有多大的机会。
中国医保还在出纳阶段，脱身于以前的福利报帐制度，中国的职工医保甚至
还算不上合格的出纳员。有职工医保的人，在许多地区，还得承受先纳入现金，
再报帐的模式，这种模式下有些职工还得承受报不了帐的风险，实际支付比例远
超过美国完全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支付的比例。许多职工同样要承受因现金缺乏而
得不到及时医疗的风险。大家身在国内有职工医保的，不妨算算你报帐的实际比
例罢，在此感谢。
我记得两年前北京协和医院招收了两名MBA进入医院管理层，一时之间成为
新闻。1998年国务院建立医保的文件中说，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要“专款专用”，
而且经办机构的事业（行政）经费“不得从基金中提取”。为什么协和医院愿意
高价聘用MBA参与管理呢？聘用MBA人员的费用是表面的成本，但医院管理不善则
意味着高额的机会成本，中国的现状就是极度的管理不善导致巨大的经济资源浪
费，机会成本远远高于表面成本，所以中国需要大量的MBA进入卫生管理领域，
而且政府的“义举”远不如妥善管理医保社保来得重要。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最
大的麻烦就是自已的钱让别人管着，无论我们有多么善意的假定，医保从出生起
就缺乏适当的激励机制，收多少，用多少，即医保的管理者们从根本上缺乏限制
成本与提高服务的动力。以中国的现状，医保的管理人员又多半是众多定点医疗
服务单位、众多医药器械商、或者报帐人的追求对象。政府可能堵住了直接侵吞
医保基金的漏洞，但管理不善的乌云将会层层叠叠地累在医保体系上空。
我们回到保险的基本作用上来，当个人意外支出越大时，边际效应就越明显，
社会保障就越重要，即保险的价值随事件的极端性增加而增加，所以投保事件总
是以极端灾难性（Catastrophic, Disastrous）事件为始的，扩展到不那么极端，
不那么有灾难性的事件上。在医疗保险上来说，最早的投保事件是住院治疗，然
后扩展到门诊及其它服务。由于我前面提到的道德风险，投保人可能要求超出平
常估算的范围外的服务，导致赔偿的增加。对道德风险的抑制手段，就是转移部
分风险回到投保人身上，所以大多数的医疗保险并不赔偿全部医疗费用，而是让
患者支付一定比例，这个比例可以抑制投保人选择医疗服务的冲动。但为了不丧
失第一二个保险功能，许多的医疗保险会制定一个上限，这个上限就是投保人损
失的上限，针对投保人保金以外的损失而言。这样，极端事件对个人的冲击被限
制在一定范围内。面对投保人可能在众多服务方式上选择昂贵的或者过分地使用
某种服务，医疗保险很多时候也会制定有针对性的赔付上限，保险公司认为这个
上限基本上可以满足投保人的正当需求。比如我的牙科保险针对许多服务就有上
限，医疗保险则针对助听器有赔付上限，医疗保险有投保人损失的上限。
中国医保的设计者显然对保险的基本作用不太重视，所以有了基本医保之外
还得有补充医保，补充医保就针对所有医保的上限，国务院的文件设定该上限为
年平均工资的4倍，按卫生部的数据，中国平均工资19000元，那么中国的医保大
约会在76000元之后不再支付任何费用。也许受基本医保的设计者的影响，不少
补充医疗保险仍然会设置赔付上限，比如广州市的补充医保就有150000元的赔付
上限。广州的职工看来还得买“补充补充医疗保险”才能完全对极端灾难性消费
的保险。
赔付上限的设置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医疗活动的特点，极端赔偿的可能
性并不小，而中国基本医保是以市为单位的，也就是说某些地方的医保风险库的
容量并不大，对极端赔偿可能会缺乏保障，即如果同时出现数个极端赔偿，医保
就有破产的可能。正常的做法是再保险，通过再保险融合更大的风险库，比如全
国，或者是分地区的风险库。什么是再保险呢？简单地说，一个保险公司有
10000人投保，每人保费1000元而赔付几率是10000元可能900次加100000元的可
能性10次，这巨额赔偿虽然只有0.1%的几率，但你运气不好，多发生几个你就吃
不消。保险公司就应当对巨额赔偿再次投保，让一个次级保险公司专门接受保险
公司的投保，这样次级保险公司就可以扩大风险库，比如说有10个初级保险公司
投保，那次级公司的风险库就扩大了10倍，次级公司的可能赔付范围就在100次
可能性周围变动，而不是10次，初级保险公司的风险大减，而次级保险公司也有
得钱赚。再保险必需由初级保险投保，否则就没有经济规模效应。让市级医保自
已组织补充医保的政策，很明显是不符合风险规律的。在这种体制下，即使有补
充医保，也欠缺有效的服务与应享受的福利。
中国的医保脱身于福利报帐系统，所以不少时候会有让人啼笑皆非的商业政
策。比如广州市的医保规定，科级及以下人员床位费是30元每床每天，处级则是
45元每床每天，厅级是75元每床每天，而副省级以上是90元每床每天。如果你在
收益比较好的企业工作，工资极有可能不低于高级官员，你可能与高级官员缴同
样的费用，但他们的钱就是要值钱些？正确的商业做法应当是在同一个医保的管
理体系中，可以有多个保险产品，（保）价廉的，福利就差些，（保）价高的，
福利就好些，你愿意为官员补贴，让他们买更好的医保产品，本是无可厚非的事
情，但你非得要搅到一口锅里，让穷人补贴富人，普通人让利于权势者，这就有
严重的道德问题了。
我们欢迎医保在中国的诞生，但国人能享受到医保的还只是少部分人。按国
务院政策，中国各地应于1999年底建立了医保体系，那么我们可以安全地假设，
起码三年后，国内要建的医保都建立了。1998年国人缺乏医疗保障的达76.4%，
2003年下降了6个百分点，基本上来源于商业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从1.9%增
加到7.6%）。农村80%的人口缺乏医疗保障（险）。很明显，所谓的医保并没有
扩充保险与保障范围，只有在原来并不缺乏医疗保障的人口中来了一次重组，这
次重组并没有向医疗服务的常用人口，比如老年人与慢性病患者，也没有向急需
医疗保障的人口，比如农村人口与贫困人口，扩展。由于设计上的缺陷，只有不
到7%的医保提供了补充医疗保险，让中国的医保从出生开始就显得有些先天缺陷，
不能承担保险应有的社会功效。
中国的医保大约学自新加坡，所有人都建立了个人帐户，建立个人帐户的目
的有两个，一是投保人纵向经济优化，相当于自我投保，二是建立一种消费观念，
即由于个人帐户属个人所有，让人倾向于审慎地使用（以克服道德风险）。个人
帐户形式的医疗保险近年来在美国也有所发展，尽管不少人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发
展方向，但总体而言只占市场极微弱的份额。我认为中国发展个人帐户没有必要，
是国人生搬硬套的典型事例之一。无论是新加坡，还是美国，医疗保险都发展到
了成熟阶段，社会保障与边际效应上都没有更多的获利空间，他们所要担心的是
控制卫生总费用的成长，对个人资源进行优化。
中国的医保最需要是健全的保险机制，即保险的要素与功能，个人帐户很大
程度上会减弱边际效用（社会角度的边际效用，即最需要的人群比不那么需要的
人群有更大的边际效用）与社会保障。在富裕地区，可能不少不那么富裕的地区，
个人帐户都用于报个人支付部分，比如广州市，上海市等等，也就是说，在个人
帐户用完以前，投保人享受的是全免费服务，道德风险巨增。从另一个角度上来
说，个人帐户把部分个人的收入锁定在医疗服务范围，当个体在进行局部优化的
时候，就受到了限制，比如说个体可能会增加食品投入而不是进行一次可有可无
的诊疗活动时，他就受到限制而只能选择这一次诊疗活动。这是典型的不合理资
源配置。个人帐户的设计者可以反驳说，个人帐户迫使个体在平时积累资金以保
证大规模需要时用，个人会自动进行长期规（优）化而避免我所提到的上述两个
不利因素。但关键是如果个人可以长期进行这种规划与优化，从一开始就没有个
人帐户的必要了，徒增行政管理的负担，让别人看着自已的钱，总是不那么放心
（这一因素会更加重道德风险）。
回应我对医疗模式的分析，现代医疗保险还具有社会功能，即监控医疗服务
者行为，促进医疗质量、服务、与成本等方面的竞争，减少信息不对称对医疗市
场的危害，这一功能极有可能被现有的医保体系放弃。首先医保体系的管理模式
没有对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管理人员的负责对象不是投保人，他们的收入与福
利来源于政府，他们的评估也来源于政府，我们可以说政府会奖励有功人员，公
众会适当评议医保的效率，会吗？首先公众缺乏适当的机制参与评议，其次即使
有评议机制，公众也缺乏宏观评议能力，这一点在论述医疗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
时已经埋下了伏笔，大家适当地想一想也就明白了，不细述了。在实际管理活动
中，我在网上没有查到任何一个医保项目公开了它的收支状况，成员构成，赔付
构成，成员满意度，成员实际效益及健康状况。可能我的搜索并不成功，国内有
这方面资料的请贡献，万分感谢。
政府奖励得力的行政人员方式是什么？中国现有的医保体制没有纵向提拔的
可能性，那么能干的医保行政人员将横向流动，被提拔成为政府其它方面的管理
人员，不那么能干的人升上来继续干！不适当的组织形式会导致医保项目组织管
理上的先天愚型，医疗保险的专业化管理将受限，管理知识与技能无从积累。
中国的医院缺乏有效竞争，医院从大到小，等级重重，处于技术分级垄断状
态，垄断的社会成本是巨大的，大到病人医生以血相拼。中国医保并不以劝善与
调停者的面目出现，它们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垄断，把持了最有可能发展商业保险
的群体，相互之间并不竞争，没有竞争，医保项目就没有在日常活动寻求发展与
提高的压力，相当于人缺乏锻练，保险的各种商业技能得不到完善与提高，永远
在原始的低级服务模式上徘徊。
中国的医疗保险尽管发展了一些现代医疗保险的特点，对原有的医疗福利体
系有较大提高，但仍然缺乏现代医疗保险的众多要素与功能，一些设计上的缺陷，
使得这一体系在社会现实中相当脆弱，并不能达到我们对现代医疗保险的期望。
由于这些设计上的缺陷，原可以以第三者—投保人集体代言人身份对中国现有的
医疗危机加缓解，现在看来暂时以及很长时间内都指望不上了。
在医疗保险的战略发展上而言，中国政府显然对其社会责任不太关心，它没
有从最需要保险的穷人入手，也没有从医疗服务的常用者比如老人开始，而是对
社会上最有经济能力的人的现有医疗保障进行了一次整合，不能预见它的行为对
可能出现的商业保险的打击，不能妥善设计医疗保险体系，这本身恐怕也是一种
危机，起码是危机发展加重的因素之一。
Sunday, September 16, 2007
寻正的立场：答方飞点
感谢方兄的指点。我在讨论经济学的基本假定的合理性，用一个“上帝”或
全能者或超人等等观念只是觉得这样更容易理解些，一开始我就用了“假设”二
字，跟你所说的常识中上帝存在与否不沾边。
我的讨论就集中在一点，人类社会人有自私的属性是否合理，我用利他或利
已型社会的意思就是一个社会中所有成员是否有纯自私的属性，还是有纯利他的
属性，这两种状态都是假想的状态而已，与你所说的常识再次不沾边（即我没有
兴趣来对人类社会进行分型，如果真要分的话，我宁愿分之为管得好型与管得不
好型）。人类社会的分型要看为什么样的研究目的而定，不是象你所简单认定的
只能按制度来划分，那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对我而言只是众多看法中的一
种。
我的系列写作中没有你所谓的立场，你无非是看到我把神职人员定义为专业
人员，再次在这里用到了上帝的比喻，就给我定了一个神学的立场，未免太仓促
一点罢。
按阿波特的说法，专业是一群人针对某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产生的知识体
系与应对系统，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神学体系覆盖了非常大范围内的社会问题，
这是一个不可以忽视的体系。按照阿波特的定义，其实以前的儒学体系也是一个
类似的专业，只是后来社会发展对所学儒学体系的问题都有了更为有效的应对方
式，这个专业就被淘汰了。西医（即现代化医学）传入中国，西方传教士也功不
可没。在我进一步的讨论中我还会论及教会的作用，因为作为一个专业而言，医
学与神学在根本问题上是有交叉的，这里就不详述了。
这里我要提醒方兄一点，科学没有立场，凡事可以假设求证，但预设立场就
走到反科学的道路上去了。
不过我还是要再次感谢方兄善意的提醒，在以后的写作中尽量准确地描述所
阐述的观念。
全能者或超人等等观念只是觉得这样更容易理解些，一开始我就用了“假设”二
字，跟你所说的常识中上帝存在与否不沾边。
我的讨论就集中在一点，人类社会人有自私的属性是否合理，我用利他或利
已型社会的意思就是一个社会中所有成员是否有纯自私的属性，还是有纯利他的
属性，这两种状态都是假想的状态而已，与你所说的常识再次不沾边（即我没有
兴趣来对人类社会进行分型，如果真要分的话，我宁愿分之为管得好型与管得不
好型）。人类社会的分型要看为什么样的研究目的而定，不是象你所简单认定的
只能按制度来划分，那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对我而言只是众多看法中的一
种。
我的系列写作中没有你所谓的立场，你无非是看到我把神职人员定义为专业
人员，再次在这里用到了上帝的比喻，就给我定了一个神学的立场，未免太仓促
一点罢。
按阿波特的说法，专业是一群人针对某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产生的知识体
系与应对系统，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神学体系覆盖了非常大范围内的社会问题，
这是一个不可以忽视的体系。按照阿波特的定义，其实以前的儒学体系也是一个
类似的专业，只是后来社会发展对所学儒学体系的问题都有了更为有效的应对方
式，这个专业就被淘汰了。西医（即现代化医学）传入中国，西方传教士也功不
可没。在我进一步的讨论中我还会论及教会的作用，因为作为一个专业而言，医
学与神学在根本问题上是有交叉的，这里就不详述了。
这里我要提醒方兄一点，科学没有立场，凡事可以假设求证，但预设立场就
走到反科学的道路上去了。
不过我还是要再次感谢方兄善意的提醒，在以后的写作中尽量准确地描述所
阐述的观念。
Thursday, September 13, 2007
释义篇（4）尊严
我在《医生的尊严》一文中介绍了中国医生在日常医疗活动中缺乏尊严，主
要原因是收入低下，被人为地定义为廉价经济资源，被不懂行的管理人员叱喝，
还被分派杂务。随着被一位自以为了解医院的有冶金背景的人骂了一顿，认为医
生做杂务是应该的。我在该文中侧重于解释尊严缺乏的前因后果，没有太着重于
介绍什么是尊严，什么样的行为损害了医生与患者的尊严。
国民党当政时期，警察追赶报童，毛泽东一袭白杉儒袍，一挥手，警察就乖
乖地停住了，这是很多展现伟大领袖风彩的电影中的经典镜头，体现了在旧时代
知识分子的尊严，以后的公安，现在的警察，不把你押进监狱，也多半会揍你一
顿，知识分子失却了尊严，首要的是专政工具的尊严。
即使是普通人，在中国生活就有点缺乏尊严，一旦异地而居，感觉就回来了，
这是我的个人感受（不同意的举手发言，不要乱扣帽子与乱扔砖头）。这一点在
我查找尊严的定义上就有所显现，中文维基就没有关于尊严的定义，而英文维基
对尊严就有详细的解释。
尊严在英文中叫Dignity，指人应受到的尊重与评价。尊严可以从不同的角
度来理解与实现，比如认为其是一种内在或是外在的属性，又比如宗教的价值判
断与泛神论者的价值体系，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与担当。中国人有一句俗语，叫
“人命关天”，体现的就是内在价值（恒定的），而在克拉玛依大火中高喊出
“让领导先走！”，体现的就是外在属性（随社会地位可变的）。宗教的价值判
断就与各个宗教的教义相关了，基督教认为神创世人，所以人出生后立即拥有了
人的尊严与价值，而佛教徒认为万物皆有灵，人与动物，甚至植物都有等同的尊
严，所以戒吃肉（不当之处请指正）。不信教的人价值观念就复杂了，因科学而
不信教的多半相信进化论，对人的定义会高于其它动物，某种程度上算是介于基
督教义与佛教教义之间，但有功利化的趋势（即高估对人有利的事物，低估对人
没有太大价值的事物）。
中国每每在人权问题上为其它国家非议，其关键之处就在于对人的尊严的理
解，无论是否受基督教的影响，民主国家的一个显著标志就在于对“天赋人权”
的看重。这里的“天”，可以是上帝，可以是自然规律，反正是独立于（活）人
之外的一个观念性事物。人存于世，就当有自已的尊严，我想没有太多的人反对
这一点罢。
人权的观念，看重的是对人的尊严的维护，某种程度上是不计社会成本的，
比如说一群人陷于绝境，尽管人人饿死是一个极大的社会成本，但维系人的尊严
就不能人吃人以拯救一部分人。又比如说一个人失去了现代社会生存能力或者因
残废而生存受限，社会加以救助，就维系了一个人的尊严，尽管这样会对其他社
会成员增加成本。从这种角度来说，人权就不仅仅是人人都能吃饱穿暖，因为那
是我们照顾家畜与宠物的基本要求。
回到尊严的定义上来，有两层内容，在行为上有尊重的表现，在（对人的）
态度（认识）上有适当的评价。这两层内容往往是同一的，即态度与认识往往决
定人的行为表现，我们也往往通过观察人的行为表现来了解其人的（对人的）态
度与认识。当然，人类有语言功能，可以通过交流直接知道态度与认识，人也可
以伪装，直接交流甚至短期的行为也可能不反应其人真正的内在认识。我以前在
国内的外教中有一个护士，当我们成为朋友之后，他告诉我，学校组织各种大型
活动都把他们夫妇二人请到主席台，令他们感到不安，因为在他本国（加拿大），
他是微不足道的人物（nobody）。这位朋友被当做专家对待，他被尊重、得到了
足够的尊严（超过了他的期望使他感到不安），这就是行为上尊重的表现。同样
是这位朋友，他告诉我他跟我们学院的常务副院长是兄弟，因为他的中文名第一
个字与副院长的姓氏相同，副院长亲切地对他说，他们是兄弟。在他说完以后，
我们一起大笑，以后常开玩笑让他去找他的兄弟解决问题。学院副院长显然对这
位朋友极为重视，这就是态度与认识的评价层面。同样是这位副院长，当他决定
外教只能举办博士生英语角时，我作为硕士生的代表（时任研究生会主席，后改
任副主席）向他建议让硕士生一起参与时，他极不耐烦地说，“那是我的决
定！”，然后扭头走了。在他面前，我没有太多的尊严，相反，我的建议某种程
度上质疑了他的决定，他觉得尊严受到冒犯，所以很为不屑地扭头走了。
终于研究生毕业，举行毕业典礼，校长到场讲话，开篇就说两天前他才被研
究生处处长通知讲话，所以没有准备。你满以为没有准备的领导讲话会在报歉后
三言两语就下课，那你就错了，他整整述了近两个小时！他认为这个场合就是他
显摆，展示尊严的，毕业生就没有尊严。我在读卫生管理系的硕士时，系里教职
员工的办公室集中在一起，进出这个办公区域有一道门，学生没钥匙，有一段时
间不知为什么，这道门没有处于打开状态。当我在需要到这个办公区办事时，又
记起了需要我放在学生办公室内的东西，时逢公卫学院副院长从该区出来，我问
他能不能帮我看住门，当我取得所需东西进入该区时，他笑着对我说，这就应该
是学院院长的工作，帮助学生看住门，然后我们一起大笑，那天我的心情特别愉
快。受到尊重，尊严受到维护，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那位喋喋不休的校长讲
了什么话，在当时就忘记了，只是觉得又被浪费了两个小时。
由于被中学老师重复着1+1=2的算式带入梦乡，此后常常在老师声音单调，
讲课不精彩时陷入睡梦中，在医学院时，一位老师走到我面前把我拍醒，问，
“你要睡觉为什么要坐到第一排？”刚从睡梦中醒来的我无言以答。后来到了美
国，照样在课堂上瞌睡连连，也常坐第一排，却从来没有老师刻意惊醒我加以质
问。自已也要从事教学工作时就明白了，学生进入梦乡，教师可能比学生有更大
的责任，质问学生，学生又何尝不在无声地责问你自已。说到底，中国老师敢于
质问学生，无非学生没得尊严，老师才有尊严而已！大学里面，学生之是否向学，
爱好该学科，大抵由他们所坐的位置可以定矣，那位老师应该自醒一下，讲得坐
第一排的学生都晕了，准备工作做得不够罢。
毕业多年了，回到昔日工作的地方，虽然不是沧海变桑田，却也是“人是物
非”了，一位以前同事及朋友已经是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了，看上去苍老了许多。
他兴致勃勃地带我参观新的医院大楼，病人的住院条件的确也改变了许多，单间
的，双人的多了，有了马桶，卫生条件也改善了（谈医院时要谈卫生条件是很尴
尬的，如同你问食品批发商够不够吃一样）。我要看他的办公室，他兴奋地说，
办公室条件提高了许多，然后我看到了无数的办公桌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朋
友不会撒谎，因为我知道他的说法很正确：我当年出国时连一人一个办公桌都没
有，所有人，医生，实习生共享一个办公室，家俱占了90%的空间，如果有幸的
话，能抢得一个抽屉，再加一把锁，那就是你唯一的属于自已的办公空间了！
我在参观手术室的时候受到了护士的阻拦，理由是来自护士长的指令，手术
室不接受随便参观。我想，手术室大约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罢。当年我要为病人
作手术的时候，得由一个狭窄的通道上楼而入，入口排着数口大鞋柜，一张小桌
子旁边坐一个把门（登记）的护士。那些大鞋柜，本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原则，
不是为医生准备的，手术室的工作人员早已瓜分干净了，我们的鞋就放鞋柜的上
面，换上手术室的拖鞋，进去手术，有一次当我手术完毕回到这里，看不见自已
的鞋，守门的护士不同意我穿手术室的拖鞋出去（手术室的财产嘛，看得紧的）。
中国的医院不铺地毯的，所以赤脚基本上不是一种选择，在我左右为难时，那位
护士建议我随便穿一双出去，于是我就随便穿一双别人的鞋去了，穿别人的鞋总
让人不舒服，回去就扔了（现在仍后侮这种愚蠢的行为，应当及时地把别人的鞋
送回去）。朋友仍然恳求着那位护士放行，因为我曾经是这里的医生，但那位护
士不肯让步，终于手术室不得而观，但我观手术室的入口的确有了很大提高，更
多的空间，好象医生也有了放鞋的地方，不再担心被盗了。
护士长的权威，很多时候是要高过医生的，比如说医生让护士导尿，而病人
又是男性时，医生下这样的医嘱就有不被执行的风险，护士长一叫，护士就乖乖
地去了，不少医院里面，男性患者导尿直接就是实习医生或是资历短的医生的事
了。
一进中国的医院，缴费窗口，药房窗口，门诊部都挤满了人，排了长龙，当
你千辛万苦轮到你时，却告诉你什么什么单拿错了，于是乎你再昏头转向地找到
错误的源头，又站到长龙里，等呀等呀。大多数医生对此是熟视无睹了，因为他
们领工资，报帐，找房管科，见领导，已经是久经百练了。如果医生单纯就只是
医生（即没有任何领导职务），在领导的办公室里，大多数是毕恭毕敬，无论是
什么样的话题，还不时被领导的电话，办事员的请示，及领导自已的兴趣打断，
一旦打断了，你得老老实实地等……
那位找错先生不同意我对医生不能得到尊重的结论，他觉得医院的人员配备
远远超出我所得到的1:1.8数据，高高在上的他可能完全不明白这个数据对外国
医生和对中国医生的意义是不大一样的。医生，特别是无行政职务的医生（及护
士），在后勤人员面前，即使后者只是办事人员，也处处吃蹩，尽管他们辛辛苦
苦养着这一帮人，对中国的医生来说，可能医生与其他人员的比例越低越好，因
为这样他们少受点气，多分点钱！当年我在外科工作的时候，五六十位医生的大
外科，只有一位秘书，这位秘书的地位，不见得就比资历浅的医生差，能真正差
遣他的，多半只有大外科主任与有影响力的资深医生了。
要说感受最深的，恐怕还是那些有意深造读研究生的，不是在校学生的医生，
本来受教育是一种权利，但一旦你需要那些文件，而又没有关系，尊严多半谈不
上，能最后得到同意考试及进入你相要进入的学校，已是万幸了。许多人说，其
它行业也这样，悲哀呀。现在有所进步罢？
谈医生的尊严，多半作医生的才有体会，医生的配偶也会深有感触，但只要
提到病患及其亲友，我想大多数有一定年龄的中国人都会理解。前面提到了就诊
的辛苦，那只是冰山一角。
态度对患者及其亲友好的医生我见得多，很多医生也的确具有高超的技术与
医德，但你如果要谈一般情况，恐怕大多数的患者有得报怨。大多数的医生大多
数情况并不注重对病人与其亲友的的态度，有着市恩心里，觉得病患应理所应当
感谢他们的所作所为，在病患没有以实际行动表达这种感谢之前，他们有着一幅
严峻的面孔，接受到感谢之后，他们多半会面带微笑，有时甚至主动关心患者了。
我曾经提到过在中国患者的隐私权最容易受到侵犯，基于医生的市恩心里，
大多数的医生缺乏关于隐私的概念，许多同学当初医学伦理学靠作弊过关，由于
是非专业课程，大家普遍也不重视。我的印象中，中国的医学伦理学好象也不把
隐私权当回事儿。当我在现在的医院职工诊所递送体检资料时，护士要查询我以
前的X线照片，还得首先给我一张表，让我签字同意她查看我的病历。在中国医
务人员可以随意翻看患者病历，而许多时候对病历有所有权的患者反而会在查看
自已的病历时受到百般刁难。
在中国住院没有陪伴是不可想象的，陪伴并不只是陪伴，还有大量的医疗与
杂务的责任，输液将尽时，陪伴就得去叫护士进行下一步的活动，叫得过早是会
受责怪的，打断了医务人员的谈心活动，有时也会受白眼的。我不知道大多数的
病人是否会产生低人一等的感觉，因为很多时候你就得仰望着医生们高谈阔论而
自已的问题未必得到解答，医生或许过于匆忙，或许认为你听不懂，许多时候并
不屑于解释过多的细节。而遇到熟人的时候，由于没有平时的训练，想解释也做
不倒。我在当医生时，不时带熟人就诊，常客串他科的解释员。
当患者长期住院，与医生，特别是年轻医生混熟了之后，医生的态度往往得
极大改善，患者的拘束感大减，多多少少有了些尊严，想来有相关经历的人可以
体会得到，看来建立长期的医患关系非常必要。
要原因是收入低下，被人为地定义为廉价经济资源，被不懂行的管理人员叱喝，
还被分派杂务。随着被一位自以为了解医院的有冶金背景的人骂了一顿，认为医
生做杂务是应该的。我在该文中侧重于解释尊严缺乏的前因后果，没有太着重于
介绍什么是尊严，什么样的行为损害了医生与患者的尊严。
国民党当政时期，警察追赶报童，毛泽东一袭白杉儒袍，一挥手，警察就乖
乖地停住了，这是很多展现伟大领袖风彩的电影中的经典镜头，体现了在旧时代
知识分子的尊严，以后的公安，现在的警察，不把你押进监狱，也多半会揍你一
顿，知识分子失却了尊严，首要的是专政工具的尊严。
即使是普通人，在中国生活就有点缺乏尊严，一旦异地而居，感觉就回来了，
这是我的个人感受（不同意的举手发言，不要乱扣帽子与乱扔砖头）。这一点在
我查找尊严的定义上就有所显现，中文维基就没有关于尊严的定义，而英文维基
对尊严就有详细的解释。
尊严在英文中叫Dignity，指人应受到的尊重与评价。尊严可以从不同的角
度来理解与实现，比如认为其是一种内在或是外在的属性，又比如宗教的价值判
断与泛神论者的价值体系，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与担当。中国人有一句俗语，叫
“人命关天”，体现的就是内在价值（恒定的），而在克拉玛依大火中高喊出
“让领导先走！”，体现的就是外在属性（随社会地位可变的）。宗教的价值判
断就与各个宗教的教义相关了，基督教认为神创世人，所以人出生后立即拥有了
人的尊严与价值，而佛教徒认为万物皆有灵，人与动物，甚至植物都有等同的尊
严，所以戒吃肉（不当之处请指正）。不信教的人价值观念就复杂了，因科学而
不信教的多半相信进化论，对人的定义会高于其它动物，某种程度上算是介于基
督教义与佛教教义之间，但有功利化的趋势（即高估对人有利的事物，低估对人
没有太大价值的事物）。
中国每每在人权问题上为其它国家非议，其关键之处就在于对人的尊严的理
解，无论是否受基督教的影响，民主国家的一个显著标志就在于对“天赋人权”
的看重。这里的“天”，可以是上帝，可以是自然规律，反正是独立于（活）人
之外的一个观念性事物。人存于世，就当有自已的尊严，我想没有太多的人反对
这一点罢。
人权的观念，看重的是对人的尊严的维护，某种程度上是不计社会成本的，
比如说一群人陷于绝境，尽管人人饿死是一个极大的社会成本，但维系人的尊严
就不能人吃人以拯救一部分人。又比如说一个人失去了现代社会生存能力或者因
残废而生存受限，社会加以救助，就维系了一个人的尊严，尽管这样会对其他社
会成员增加成本。从这种角度来说，人权就不仅仅是人人都能吃饱穿暖，因为那
是我们照顾家畜与宠物的基本要求。
回到尊严的定义上来，有两层内容，在行为上有尊重的表现，在（对人的）
态度（认识）上有适当的评价。这两层内容往往是同一的，即态度与认识往往决
定人的行为表现，我们也往往通过观察人的行为表现来了解其人的（对人的）态
度与认识。当然，人类有语言功能，可以通过交流直接知道态度与认识，人也可
以伪装，直接交流甚至短期的行为也可能不反应其人真正的内在认识。我以前在
国内的外教中有一个护士，当我们成为朋友之后，他告诉我，学校组织各种大型
活动都把他们夫妇二人请到主席台，令他们感到不安，因为在他本国（加拿大），
他是微不足道的人物（nobody）。这位朋友被当做专家对待，他被尊重、得到了
足够的尊严（超过了他的期望使他感到不安），这就是行为上尊重的表现。同样
是这位朋友，他告诉我他跟我们学院的常务副院长是兄弟，因为他的中文名第一
个字与副院长的姓氏相同，副院长亲切地对他说，他们是兄弟。在他说完以后，
我们一起大笑，以后常开玩笑让他去找他的兄弟解决问题。学院副院长显然对这
位朋友极为重视，这就是态度与认识的评价层面。同样是这位副院长，当他决定
外教只能举办博士生英语角时，我作为硕士生的代表（时任研究生会主席，后改
任副主席）向他建议让硕士生一起参与时，他极不耐烦地说，“那是我的决
定！”，然后扭头走了。在他面前，我没有太多的尊严，相反，我的建议某种程
度上质疑了他的决定，他觉得尊严受到冒犯，所以很为不屑地扭头走了。
终于研究生毕业，举行毕业典礼，校长到场讲话，开篇就说两天前他才被研
究生处处长通知讲话，所以没有准备。你满以为没有准备的领导讲话会在报歉后
三言两语就下课，那你就错了，他整整述了近两个小时！他认为这个场合就是他
显摆，展示尊严的，毕业生就没有尊严。我在读卫生管理系的硕士时，系里教职
员工的办公室集中在一起，进出这个办公区域有一道门，学生没钥匙，有一段时
间不知为什么，这道门没有处于打开状态。当我在需要到这个办公区办事时，又
记起了需要我放在学生办公室内的东西，时逢公卫学院副院长从该区出来，我问
他能不能帮我看住门，当我取得所需东西进入该区时，他笑着对我说，这就应该
是学院院长的工作，帮助学生看住门，然后我们一起大笑，那天我的心情特别愉
快。受到尊重，尊严受到维护，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那位喋喋不休的校长讲
了什么话，在当时就忘记了，只是觉得又被浪费了两个小时。
由于被中学老师重复着1+1=2的算式带入梦乡，此后常常在老师声音单调，
讲课不精彩时陷入睡梦中，在医学院时，一位老师走到我面前把我拍醒，问，
“你要睡觉为什么要坐到第一排？”刚从睡梦中醒来的我无言以答。后来到了美
国，照样在课堂上瞌睡连连，也常坐第一排，却从来没有老师刻意惊醒我加以质
问。自已也要从事教学工作时就明白了，学生进入梦乡，教师可能比学生有更大
的责任，质问学生，学生又何尝不在无声地责问你自已。说到底，中国老师敢于
质问学生，无非学生没得尊严，老师才有尊严而已！大学里面，学生之是否向学，
爱好该学科，大抵由他们所坐的位置可以定矣，那位老师应该自醒一下，讲得坐
第一排的学生都晕了，准备工作做得不够罢。
毕业多年了，回到昔日工作的地方，虽然不是沧海变桑田，却也是“人是物
非”了，一位以前同事及朋友已经是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了，看上去苍老了许多。
他兴致勃勃地带我参观新的医院大楼，病人的住院条件的确也改变了许多，单间
的，双人的多了，有了马桶，卫生条件也改善了（谈医院时要谈卫生条件是很尴
尬的，如同你问食品批发商够不够吃一样）。我要看他的办公室，他兴奋地说，
办公室条件提高了许多，然后我看到了无数的办公桌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朋
友不会撒谎，因为我知道他的说法很正确：我当年出国时连一人一个办公桌都没
有，所有人，医生，实习生共享一个办公室，家俱占了90%的空间，如果有幸的
话，能抢得一个抽屉，再加一把锁，那就是你唯一的属于自已的办公空间了！
我在参观手术室的时候受到了护士的阻拦，理由是来自护士长的指令，手术
室不接受随便参观。我想，手术室大约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罢。当年我要为病人
作手术的时候，得由一个狭窄的通道上楼而入，入口排着数口大鞋柜，一张小桌
子旁边坐一个把门（登记）的护士。那些大鞋柜，本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原则，
不是为医生准备的，手术室的工作人员早已瓜分干净了，我们的鞋就放鞋柜的上
面，换上手术室的拖鞋，进去手术，有一次当我手术完毕回到这里，看不见自已
的鞋，守门的护士不同意我穿手术室的拖鞋出去（手术室的财产嘛，看得紧的）。
中国的医院不铺地毯的，所以赤脚基本上不是一种选择，在我左右为难时，那位
护士建议我随便穿一双出去，于是我就随便穿一双别人的鞋去了，穿别人的鞋总
让人不舒服，回去就扔了（现在仍后侮这种愚蠢的行为，应当及时地把别人的鞋
送回去）。朋友仍然恳求着那位护士放行，因为我曾经是这里的医生，但那位护
士不肯让步，终于手术室不得而观，但我观手术室的入口的确有了很大提高，更
多的空间，好象医生也有了放鞋的地方，不再担心被盗了。
护士长的权威，很多时候是要高过医生的，比如说医生让护士导尿，而病人
又是男性时，医生下这样的医嘱就有不被执行的风险，护士长一叫，护士就乖乖
地去了，不少医院里面，男性患者导尿直接就是实习医生或是资历短的医生的事
了。
一进中国的医院，缴费窗口，药房窗口，门诊部都挤满了人，排了长龙，当
你千辛万苦轮到你时，却告诉你什么什么单拿错了，于是乎你再昏头转向地找到
错误的源头，又站到长龙里，等呀等呀。大多数医生对此是熟视无睹了，因为他
们领工资，报帐，找房管科，见领导，已经是久经百练了。如果医生单纯就只是
医生（即没有任何领导职务），在领导的办公室里，大多数是毕恭毕敬，无论是
什么样的话题，还不时被领导的电话，办事员的请示，及领导自已的兴趣打断，
一旦打断了，你得老老实实地等……
那位找错先生不同意我对医生不能得到尊重的结论，他觉得医院的人员配备
远远超出我所得到的1:1.8数据，高高在上的他可能完全不明白这个数据对外国
医生和对中国医生的意义是不大一样的。医生，特别是无行政职务的医生（及护
士），在后勤人员面前，即使后者只是办事人员，也处处吃蹩，尽管他们辛辛苦
苦养着这一帮人，对中国的医生来说，可能医生与其他人员的比例越低越好，因
为这样他们少受点气，多分点钱！当年我在外科工作的时候，五六十位医生的大
外科，只有一位秘书，这位秘书的地位，不见得就比资历浅的医生差，能真正差
遣他的，多半只有大外科主任与有影响力的资深医生了。
要说感受最深的，恐怕还是那些有意深造读研究生的，不是在校学生的医生，
本来受教育是一种权利，但一旦你需要那些文件，而又没有关系，尊严多半谈不
上，能最后得到同意考试及进入你相要进入的学校，已是万幸了。许多人说，其
它行业也这样，悲哀呀。现在有所进步罢？
谈医生的尊严，多半作医生的才有体会，医生的配偶也会深有感触，但只要
提到病患及其亲友，我想大多数有一定年龄的中国人都会理解。前面提到了就诊
的辛苦，那只是冰山一角。
态度对患者及其亲友好的医生我见得多，很多医生也的确具有高超的技术与
医德，但你如果要谈一般情况，恐怕大多数的患者有得报怨。大多数的医生大多
数情况并不注重对病人与其亲友的的态度，有着市恩心里，觉得病患应理所应当
感谢他们的所作所为，在病患没有以实际行动表达这种感谢之前，他们有着一幅
严峻的面孔，接受到感谢之后，他们多半会面带微笑，有时甚至主动关心患者了。
我曾经提到过在中国患者的隐私权最容易受到侵犯，基于医生的市恩心里，
大多数的医生缺乏关于隐私的概念，许多同学当初医学伦理学靠作弊过关，由于
是非专业课程，大家普遍也不重视。我的印象中，中国的医学伦理学好象也不把
隐私权当回事儿。当我在现在的医院职工诊所递送体检资料时，护士要查询我以
前的X线照片，还得首先给我一张表，让我签字同意她查看我的病历。在中国医
务人员可以随意翻看患者病历，而许多时候对病历有所有权的患者反而会在查看
自已的病历时受到百般刁难。
在中国住院没有陪伴是不可想象的，陪伴并不只是陪伴，还有大量的医疗与
杂务的责任，输液将尽时，陪伴就得去叫护士进行下一步的活动，叫得过早是会
受责怪的，打断了医务人员的谈心活动，有时也会受白眼的。我不知道大多数的
病人是否会产生低人一等的感觉，因为很多时候你就得仰望着医生们高谈阔论而
自已的问题未必得到解答，医生或许过于匆忙，或许认为你听不懂，许多时候并
不屑于解释过多的细节。而遇到熟人的时候，由于没有平时的训练，想解释也做
不倒。我在当医生时，不时带熟人就诊，常客串他科的解释员。
当患者长期住院，与医生，特别是年轻医生混熟了之后，医生的态度往往得
极大改善，患者的拘束感大减，多多少少有了些尊严，想来有相关经历的人可以
体会得到，看来建立长期的医患关系非常必要。
Wednesday, September 12, 2007
释义篇（3）经济人
我在讨论许多问题的时候会无形地用到经济学的角度，而且我也认为经济学
是管理学的基础，我在答找错时也提到了宏观角度要以恶意推测世人，而在微观
管理角度则要以善意度人，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阐述我所描述的这两个角度，以
免误解。
我所谈的宏观，并不只限于宏观经济学的宏观，指的是一般规律，面对群体
行为，因此，即使是微观经济学也属于这一角度。而我这里所谈的微观则指具体
的事物，针对个体的行为，也就是日常管理中要遇到的问题。
所谓恶意推测世人，对于于经济学有所了解的人并不太难理解，但没有接触
过经济学的人，比如医生以及医而优则仕的管理人员，就可能不太明白。中国古
代哲学家们就发起过人性善恶的争论，相信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是知道二者之
间的区分的了。
经济学对人有一个基本假定，那就是人性是自私的，经济学始祖亚当·斯密
的原话是这样的：“It is not from the benevolence of the butcher, the
brewer, or the baker that we expect our dinner, but from their regard
to their own interest”（我们能得到适当的晚餐，并不出自屠户、酿酒家和
面包师的恩惠，而是他们维护自已利益的结果）。后经多位学者的努力，发展成
为一个关于经济人（Homo economicus or Economic man）的观念，尽管受到不
少社会学者的批评，甚到经济学家也意识到这一定义的狭隘性，但几乎所有的经
济分析，除非明确地提出来，都会隐含这一假定。
经济学分析并不足限在物品流通与商品交换领域，当经济学家把他们的分析
手段扩展到其它社会现象时（比如张五常分析中国女子的裹脚），经济人的假定
就会显得不足，所以对经济人概念的批评，很多时候只局限在特定的领域才有意
义。以我对生物体的认识，经济人概念并不仅仅是一个假定或者经济学者随意建
立的一条公理，而是一种自然选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
我在《医疗模式》一文中谈到了信息不对称，引入了一个人类社会及至于任
何生物体不可或缺的特点，即信息的产生与使用。在经济社会活动中，我们不妨
假设存在一位智能设计者（即基督教里所宣称的这位创世者或神），他可以任意
改变人的本性，即要么利已，要么利他。那么什么样的设计才会最有效率（即有
最低的社会成本）呢？
一个完全利他型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首先这个社会必须拥有无限的财富与
资源，否则，基于利他原则，每一个成员都会尽量节省资源而最大程度地生产资
源，成员很容易走向灭亡的命运，尤其是在缺少成员规模时。我们必须再次假设
其他社会成员能有效地看顾所有的成员个体才能使这一个社会生存，为有效地看
顾社会成员，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得不收集个体的需求信息加以综合而对社会资源
进行合理的分配，且不说这会极大地挑战社会整体的管理能力，对信息的收集与
整理也会极大地增加社会运作成本，这个成本是如此巨大，以致于每一个失误都
有可能危及某个个体的健康与生命！现实中这样的社会的残酷会远超我们对利他
型社会的浪漫的想象，因为基于利他原则，年老的成员或者体衰的成员，在生产
资源不够自已的消耗时，必定会减少消耗以确保生产的主力得到足够的资源，当
然我们很容易说他们将会被其他人提供足够的消耗资源，这样的话我们必须要发
明饥饿测试器，也要有强迫老人进食的准备。
上帝不是没有能力设计利他型社会，群居的蚂蚁与蜜蜂某种程度上算是为此
所下的注脚，其它也有不少物种有损已利他的行为，几乎所有物种都把种族的生
存排在个体的生存之前。但以我对上帝的揣度，利他型社会存在的根基是要牺牲
人的自由意志的，处处须按利他的本能行事，社会成员有着严格的分工而不会为
自已的工种叫屈，从这个层面上说，其它物种可能进化出智能，蚂蚁与蜜蜂则没
有这种可能性，它们的高度“利他”性的协作，使得任何变异都有可能造成种族
危机，从而被选择出局，它们应当说陷于了一种进化陷阱。
相信进化论的人多半可以作这样的推测，人类进化史中也不是没有出现过利
他型社会，只是同时出现的利已型社会很快就把他们选择出局了。我们也可以作
这样的想象，在一个充满各种样人的社会中，有利他的人，也有利已的人，如果
鸡犬相闻但老死不相往来，大家也就相安无事，但人嘛，总是活动的，社会中交
往是必定的，于是利他的人的命运也就是注定的了：淘汰出局，没得商量！
经济人的概念在经济学的讨论中也常以理性人的面目出现，所谓的理性，指
的是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效益），是对经济人的换一种说
法，跟日常中我们所讨论的理性思想不沾边，并不是说人人都讲道理或是懂道理。
我在《医疗模式》中讲医生要绅士化，如果人人都是纯粹的经济人，那么要
么不能绅士化，要么绅士化后的医生并不与常人有什么不同。在这里，我们就必
须要用到经济人批评者们的角度，即所谓的社会人、道德人（Homo
sociologicus or Social man）。社会人的假定就是人并不追求自我利益而是维
持一定的社会职能。论及社会人、道德人，大家同样可以追述到亚当·斯密，在
他出版《国富论》的17年之前他还出版了《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书（那时他是正宗的道德哲学的教授），在该书中他认为，
人属于社会大团体中的一员，为了这个大团体，人可以牺牲自已微小的利益。
作为管理学的学生，我更喜欢用有名的贺松效应（Hawthorne Effect）来解
释社会人，这也与我前面提到的微观管理角度相对应。
在二十世纪初，受科学发展的影响， 泰勒首先提倡了科学管理，认为管理
学应当是一门以对人行为的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学科，而福特生产线的发明又为这
一思潮添加了工业动力。在这种思想体系中人是机械的，存在某种条件或环境让
人的生产效率最大化。贺松试验就是要找到让工人生产效率最高的灯光条件。
贺松工厂是美国芝加哥附近的一个电器工厂，在1924年至1927年期间，一些
学者在该工厂进行了该试验，让试验者惊讶的是，当灯光降低时工人的产量上升，
当灯光增加时产量也上升，当实验增加了对照组，对照组灯光没有改变，但产量
也上升，上升幅度与实验组不相上下。后来试验者还发现工人对灯光强弱的喜好
取决于实验者对他们的暗示。贺松效应指的就是被试验者出于对试验者（关注）
而出现的反应。在贺松试验中，灯光对产量没有影响，而工人得到试验者的关注，
增加了产量。
为什么工人会对没有实际经济利益的社会信号起反应呢？其基础，就是社会
人。如果说经济人假设侧重于外在的物质条件的刺激，那么社会人假设就侧重于
内在或者外在的非物质条件的刺激。我以前谈到了兴趣对专（职）业精神与道德
的影响，那就是一种内在的非物质条件的刺激，而贺松效应就是外在的非物质条
件的刺激。也就是说人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单元，尤如马克思所说的，是“社会关
系的总和”，但我毫不犹豫地相信，这个社会单元具有强烈的独立性与个性，建
立在经济人的假定之上。对喜欢三七开的国人来说，我不妨说人的70%是经济人
而30%是社会人。
贺松试验之所以开创了一个管理学的新时代，就在于它校正了我们，特别是
管理学者与管理人员对人性的看法，人不再是机械地执行管理人员分配的任务，
而是拥有一系列社会诉求与因应的工作个体。在工业化生产的社会单元来说，社
会人对工作任务的质量与产量的影响要远远小于服务行业生产的人员，尤其是专
业人员。因为后二者拥有更多的选择与独立的见解。
管理人员要作两种决策，一种是商业政策的决策，或者说经济学的决策，比
如说你售卖的商品必须要覆盖成本（卫生部的高官有中央专门的供应司支持，多
半是不用这样考虑的，但那是特例），或者你的工作人员每天应当工作多少时间，
这里你的决定就当基于经济人假设，你专门低于成本售物，几天后就关门大吉，
无益于你的顾客，你让工作人员尽量工作，那么他们可能尽量不工作让自已利益
最大化。
在不违背商业政策的条件下，面对日常管理，则需要有社会人的假定，一个
顾客遇到了麻烦，你不能以恶意来推断他故意增加你的成本以获取个人利益，即
使真实情况如此。同样你的职员请病假，你就不能假设他装病来换取同情，即使
真实情况如此。社会人的假定并不是束住了管理人员的手脚，相反，这种假定
（及符合该假定的行为）极大程度地丰富了管理人员的工具箱。
有人告诉我每年6月15号是微笑节，这一天你应尽量对周围的人保持一张笑
脸，让他人体会到你的愉快。对于管理人员来说，仅仅局限于经济刺激无疑是代
价高昂的，因为这些刺激最终都会转嫁到成本，让你的产品失去竞争优势。而面
对社会人，如果你的微笑、适当的鼓励、荣誉、社会责任等无形的刺激都会产生
作用，有时可以起到经济刺激起不到的作用，那么你就可以在不增加成本的基础
上提高产量与品质！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微观管理活动中你必须有最大的善意假
定才能成为合格的管理人员。
国人很容易就把我前述的两个关于人的假定搞反了，进行经济学决策的时候，
人们通常加以社会人的假设，比如医生的工资，医疗定价，行政法规等等。被中
国重复上万遍的谎言之一就是，上面（或者说中央）的政策是好的，但下面的办
事人员给办坏了。俗语中还说，经是好的，但歪嘴和尚给念歪了。这个谎言太有
市场了，每次回国都会听到无数遍。中国人喜欢集权，但又不知道如何运用权力，
每有宏观管理的失误，就责怪执行不力，似乎政策的执行就不在政策的规划之中，
比如科普法，就形同垃圾，结果搞得一蹋糊涂。法规如果不进行可行性，实效性
的论证，制定反而不如不制定，因为仅有一点法制精神都被这种垃圾法规破坏得
一干二净。好的政策就是得到实行有实效的政策，而不是听起来讲得很好的政策，
又比如国家的医师法，读法律条款，讲得头头是道，但却是一个劳民伤财的花架
子，除了给医师执照考试的体系创收外，并没有阻止任何一个不合格医生骗钱处
方，少林寺的雄起丹，照样卖得欢的罢。如果大家都是良民，不会医病就不处方，
那还要这医师法干嘛？
如果说国人爱摆出爱国爱家的高姿态，爱以良民为根基规化法纪政策，那在
实际管理活动中动不动就打击刁民的做法就显得非常可笑了。我参观一个市级大
医院时，看到了数个摄像头，院内工作的医生告诉我，领导想要看到究竟是谁经
常迟到早退，与此同时，我尚未走进其急诊科，就闻到急诊科室厕所传来的怪味，
另一侧的建筑工地上传来嘲杂的声音，就诊的人们或其亲友在泥沙与灰尘中急急
穿行。前面找错先生找我的茬，有网友分析他正是那种不懂装懂的官僚之一，他
就具有中国管理人员常见的那种特点，首先他会闻味儿，什么味儿呢？经济人的
味儿，不见其面，先定刁民，于是刁民的话，不管有理无理，都属于驳斥范围。
外科医生喋喋不休，有理无理都是刁民，所以讨厌。咱们回放到湖南衡阳医学院
附属第一医院所发生的案子上来，死者家属闹事最初最起码的要求是什么？见见
医院管理人员！由于医院管理人员首先把他们定义为刁民，不敢见，不愿见，终
而至于不见。这矛盾即使有化解的可能，也完全被该医院管理人员放弃了，傲慢
与偏见激化了本来可能不深的矛盾，终而至于不可收拾。
我在国内见过大小官员，大多跟那些不称职的教师一个德行，动则威胁、罚
款、以及其它惩罚，而常规的激励机制又被他们用于慰劳亲信或者奖励听话成绩
好的学生了，于是乎极少起到诱导，劝解，鼓励的作用，微观管理多以阶级斗争
为始，最后以官员老师们摆足了威风而稀里糊涂结束。
国人的官风是可怕的，当我告诉朋友要回国，不是中国人的多鼓励，而是中
国人的就大不以为然，总认为我很幼稚，劝解的语言多涉及具体管理事务，总而
言之，就是中国处处是刁民，我在美国习的是正道，面对刁民，多半是无用的！
面对朋友的热忱劝解，很多时候只能苦笑。出了国，见解就未必高，尤其是没有
面对自已的专业的时候，大家记下了罢。
是管理学的基础，我在答找错时也提到了宏观角度要以恶意推测世人，而在微观
管理角度则要以善意度人，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阐述我所描述的这两个角度，以
免误解。
我所谈的宏观，并不只限于宏观经济学的宏观，指的是一般规律，面对群体
行为，因此，即使是微观经济学也属于这一角度。而我这里所谈的微观则指具体
的事物，针对个体的行为，也就是日常管理中要遇到的问题。
所谓恶意推测世人，对于于经济学有所了解的人并不太难理解，但没有接触
过经济学的人，比如医生以及医而优则仕的管理人员，就可能不太明白。中国古
代哲学家们就发起过人性善恶的争论，相信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是知道二者之
间的区分的了。
经济学对人有一个基本假定，那就是人性是自私的，经济学始祖亚当·斯密
的原话是这样的：“It is not from the benevolence of the butcher, the
brewer, or the baker that we expect our dinner, but from their regard
to their own interest”（我们能得到适当的晚餐，并不出自屠户、酿酒家和
面包师的恩惠，而是他们维护自已利益的结果）。后经多位学者的努力，发展成
为一个关于经济人（Homo economicus or Economic man）的观念，尽管受到不
少社会学者的批评，甚到经济学家也意识到这一定义的狭隘性，但几乎所有的经
济分析，除非明确地提出来，都会隐含这一假定。
经济学分析并不足限在物品流通与商品交换领域，当经济学家把他们的分析
手段扩展到其它社会现象时（比如张五常分析中国女子的裹脚），经济人的假定
就会显得不足，所以对经济人概念的批评，很多时候只局限在特定的领域才有意
义。以我对生物体的认识，经济人概念并不仅仅是一个假定或者经济学者随意建
立的一条公理，而是一种自然选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
我在《医疗模式》一文中谈到了信息不对称，引入了一个人类社会及至于任
何生物体不可或缺的特点，即信息的产生与使用。在经济社会活动中，我们不妨
假设存在一位智能设计者（即基督教里所宣称的这位创世者或神），他可以任意
改变人的本性，即要么利已，要么利他。那么什么样的设计才会最有效率（即有
最低的社会成本）呢？
一个完全利他型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首先这个社会必须拥有无限的财富与
资源，否则，基于利他原则，每一个成员都会尽量节省资源而最大程度地生产资
源，成员很容易走向灭亡的命运，尤其是在缺少成员规模时。我们必须再次假设
其他社会成员能有效地看顾所有的成员个体才能使这一个社会生存，为有效地看
顾社会成员，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得不收集个体的需求信息加以综合而对社会资源
进行合理的分配，且不说这会极大地挑战社会整体的管理能力，对信息的收集与
整理也会极大地增加社会运作成本，这个成本是如此巨大，以致于每一个失误都
有可能危及某个个体的健康与生命！现实中这样的社会的残酷会远超我们对利他
型社会的浪漫的想象，因为基于利他原则，年老的成员或者体衰的成员，在生产
资源不够自已的消耗时，必定会减少消耗以确保生产的主力得到足够的资源，当
然我们很容易说他们将会被其他人提供足够的消耗资源，这样的话我们必须要发
明饥饿测试器，也要有强迫老人进食的准备。
上帝不是没有能力设计利他型社会，群居的蚂蚁与蜜蜂某种程度上算是为此
所下的注脚，其它也有不少物种有损已利他的行为，几乎所有物种都把种族的生
存排在个体的生存之前。但以我对上帝的揣度，利他型社会存在的根基是要牺牲
人的自由意志的，处处须按利他的本能行事，社会成员有着严格的分工而不会为
自已的工种叫屈，从这个层面上说，其它物种可能进化出智能，蚂蚁与蜜蜂则没
有这种可能性，它们的高度“利他”性的协作，使得任何变异都有可能造成种族
危机，从而被选择出局，它们应当说陷于了一种进化陷阱。
相信进化论的人多半可以作这样的推测，人类进化史中也不是没有出现过利
他型社会，只是同时出现的利已型社会很快就把他们选择出局了。我们也可以作
这样的想象，在一个充满各种样人的社会中，有利他的人，也有利已的人，如果
鸡犬相闻但老死不相往来，大家也就相安无事，但人嘛，总是活动的，社会中交
往是必定的，于是利他的人的命运也就是注定的了：淘汰出局，没得商量！
经济人的概念在经济学的讨论中也常以理性人的面目出现，所谓的理性，指
的是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效益），是对经济人的换一种说
法，跟日常中我们所讨论的理性思想不沾边，并不是说人人都讲道理或是懂道理。
我在《医疗模式》中讲医生要绅士化，如果人人都是纯粹的经济人，那么要
么不能绅士化，要么绅士化后的医生并不与常人有什么不同。在这里，我们就必
须要用到经济人批评者们的角度，即所谓的社会人、道德人（Homo
sociologicus or Social man）。社会人的假定就是人并不追求自我利益而是维
持一定的社会职能。论及社会人、道德人，大家同样可以追述到亚当·斯密，在
他出版《国富论》的17年之前他还出版了《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书（那时他是正宗的道德哲学的教授），在该书中他认为，
人属于社会大团体中的一员，为了这个大团体，人可以牺牲自已微小的利益。
作为管理学的学生，我更喜欢用有名的贺松效应（Hawthorne Effect）来解
释社会人，这也与我前面提到的微观管理角度相对应。
在二十世纪初，受科学发展的影响， 泰勒首先提倡了科学管理，认为管理
学应当是一门以对人行为的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学科，而福特生产线的发明又为这
一思潮添加了工业动力。在这种思想体系中人是机械的，存在某种条件或环境让
人的生产效率最大化。贺松试验就是要找到让工人生产效率最高的灯光条件。
贺松工厂是美国芝加哥附近的一个电器工厂，在1924年至1927年期间，一些
学者在该工厂进行了该试验，让试验者惊讶的是，当灯光降低时工人的产量上升，
当灯光增加时产量也上升，当实验增加了对照组，对照组灯光没有改变，但产量
也上升，上升幅度与实验组不相上下。后来试验者还发现工人对灯光强弱的喜好
取决于实验者对他们的暗示。贺松效应指的就是被试验者出于对试验者（关注）
而出现的反应。在贺松试验中，灯光对产量没有影响，而工人得到试验者的关注，
增加了产量。
为什么工人会对没有实际经济利益的社会信号起反应呢？其基础，就是社会
人。如果说经济人假设侧重于外在的物质条件的刺激，那么社会人假设就侧重于
内在或者外在的非物质条件的刺激。我以前谈到了兴趣对专（职）业精神与道德
的影响，那就是一种内在的非物质条件的刺激，而贺松效应就是外在的非物质条
件的刺激。也就是说人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单元，尤如马克思所说的，是“社会关
系的总和”，但我毫不犹豫地相信，这个社会单元具有强烈的独立性与个性，建
立在经济人的假定之上。对喜欢三七开的国人来说，我不妨说人的70%是经济人
而30%是社会人。
贺松试验之所以开创了一个管理学的新时代，就在于它校正了我们，特别是
管理学者与管理人员对人性的看法，人不再是机械地执行管理人员分配的任务，
而是拥有一系列社会诉求与因应的工作个体。在工业化生产的社会单元来说，社
会人对工作任务的质量与产量的影响要远远小于服务行业生产的人员，尤其是专
业人员。因为后二者拥有更多的选择与独立的见解。
管理人员要作两种决策，一种是商业政策的决策，或者说经济学的决策，比
如说你售卖的商品必须要覆盖成本（卫生部的高官有中央专门的供应司支持，多
半是不用这样考虑的，但那是特例），或者你的工作人员每天应当工作多少时间，
这里你的决定就当基于经济人假设，你专门低于成本售物，几天后就关门大吉，
无益于你的顾客，你让工作人员尽量工作，那么他们可能尽量不工作让自已利益
最大化。
在不违背商业政策的条件下，面对日常管理，则需要有社会人的假定，一个
顾客遇到了麻烦，你不能以恶意来推断他故意增加你的成本以获取个人利益，即
使真实情况如此。同样你的职员请病假，你就不能假设他装病来换取同情，即使
真实情况如此。社会人的假定并不是束住了管理人员的手脚，相反，这种假定
（及符合该假定的行为）极大程度地丰富了管理人员的工具箱。
有人告诉我每年6月15号是微笑节，这一天你应尽量对周围的人保持一张笑
脸，让他人体会到你的愉快。对于管理人员来说，仅仅局限于经济刺激无疑是代
价高昂的，因为这些刺激最终都会转嫁到成本，让你的产品失去竞争优势。而面
对社会人，如果你的微笑、适当的鼓励、荣誉、社会责任等无形的刺激都会产生
作用，有时可以起到经济刺激起不到的作用，那么你就可以在不增加成本的基础
上提高产量与品质！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微观管理活动中你必须有最大的善意假
定才能成为合格的管理人员。
国人很容易就把我前述的两个关于人的假定搞反了，进行经济学决策的时候，
人们通常加以社会人的假设，比如医生的工资，医疗定价，行政法规等等。被中
国重复上万遍的谎言之一就是，上面（或者说中央）的政策是好的，但下面的办
事人员给办坏了。俗语中还说，经是好的，但歪嘴和尚给念歪了。这个谎言太有
市场了，每次回国都会听到无数遍。中国人喜欢集权，但又不知道如何运用权力，
每有宏观管理的失误，就责怪执行不力，似乎政策的执行就不在政策的规划之中，
比如科普法，就形同垃圾，结果搞得一蹋糊涂。法规如果不进行可行性，实效性
的论证，制定反而不如不制定，因为仅有一点法制精神都被这种垃圾法规破坏得
一干二净。好的政策就是得到实行有实效的政策，而不是听起来讲得很好的政策，
又比如国家的医师法，读法律条款，讲得头头是道，但却是一个劳民伤财的花架
子，除了给医师执照考试的体系创收外，并没有阻止任何一个不合格医生骗钱处
方，少林寺的雄起丹，照样卖得欢的罢。如果大家都是良民，不会医病就不处方，
那还要这医师法干嘛？
如果说国人爱摆出爱国爱家的高姿态，爱以良民为根基规化法纪政策，那在
实际管理活动中动不动就打击刁民的做法就显得非常可笑了。我参观一个市级大
医院时，看到了数个摄像头，院内工作的医生告诉我，领导想要看到究竟是谁经
常迟到早退，与此同时，我尚未走进其急诊科，就闻到急诊科室厕所传来的怪味，
另一侧的建筑工地上传来嘲杂的声音，就诊的人们或其亲友在泥沙与灰尘中急急
穿行。前面找错先生找我的茬，有网友分析他正是那种不懂装懂的官僚之一，他
就具有中国管理人员常见的那种特点，首先他会闻味儿，什么味儿呢？经济人的
味儿，不见其面，先定刁民，于是刁民的话，不管有理无理，都属于驳斥范围。
外科医生喋喋不休，有理无理都是刁民，所以讨厌。咱们回放到湖南衡阳医学院
附属第一医院所发生的案子上来，死者家属闹事最初最起码的要求是什么？见见
医院管理人员！由于医院管理人员首先把他们定义为刁民，不敢见，不愿见，终
而至于不见。这矛盾即使有化解的可能，也完全被该医院管理人员放弃了，傲慢
与偏见激化了本来可能不深的矛盾，终而至于不可收拾。
我在国内见过大小官员，大多跟那些不称职的教师一个德行，动则威胁、罚
款、以及其它惩罚，而常规的激励机制又被他们用于慰劳亲信或者奖励听话成绩
好的学生了，于是乎极少起到诱导，劝解，鼓励的作用，微观管理多以阶级斗争
为始，最后以官员老师们摆足了威风而稀里糊涂结束。
国人的官风是可怕的，当我告诉朋友要回国，不是中国人的多鼓励，而是中
国人的就大不以为然，总认为我很幼稚，劝解的语言多涉及具体管理事务，总而
言之，就是中国处处是刁民，我在美国习的是正道，面对刁民，多半是无用的！
面对朋友的热忱劝解，很多时候只能苦笑。出了国，见解就未必高，尤其是没有
面对自已的专业的时候，大家记下了罢。
对找错的《双蒸饭》的评论
读了找错《双蒸饭》一文，实在是不知道如何下笔回复，尽管找错批评我的
“大块头”，他的块头好象也不小，可见下笔行文有许多时候也有着一定的自然
规律。块头大了，为文者就要谨慎，你究竟要说什么，说的是否清楚，就至关重
要了。我所作的这一系列，涉及一个严肃的话题，说它“性命攸关”也不为过，
我所面对的读者是大众，鉴于新语丝网站的特点，应当说我所期望的读者是具有
一定理性精神，开放思想，或许在具体科学学科上缺乏专业知识，但他们都能运
用常识与推理对事物、争论有识别和自已的见解，对于不确定的领域，适时保持
中立的立场。我丝毫都不怀疑，人人都有向善与公义的心，正是基于这样的热忱，
新语丝把大家带到一起来了，尽管言语有争议，忧国忧民的心态却不是可以否认
的。
我在最初的（0）节里强调我的观点，中国医疗体系陷入了危机，因为我的
自身经历，用生活的经历证明这个系统是不可靠的。接着我描绘了中国医生生存
在日益增加的暴力环境中（1），当然我提到了医生收入为后文铺垫。如何定义
危机或许有不同的标准，但我相信大多数读者都或多或少有了自已的看法。我在
（2）中详细对比了各个卫生系统，认为中国的医生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收入
太低，而且我明确地提出了卫生系统效率低下，不是中国穷不能支付医生适当的
收入，而是系统浪费。在（3）中我进一步指出收入低下的后果：中国存在着医
务人员的大量流失，其潜在的社会效应是巨大的，医生的培养有着很高的成本，
这种流失又是社会资源的浪费。在（4）中我阐述了如何评定医生的合理收入，
对不起，经济学是我所知唯一能解答这一问题的学科，其他人有高明之见，不妨
详细论之，一味的漫骂，我没有兴趣接招。在（5）中我提出医生收入不合理的
源泉，即国家的不适当的价格管制，不适当的价格管制，导致了医生见钱开方的
现实与贫困救助医疗的缺位。在（6）中我进一步论述医生资源的人为廉价化的
经济学与社会后果，即失掉尊严的医生导致全医疗体系的贬值，医疗人事内部关
系的错位，与医疗资源的严重的不恰当配置。在（7）中我讨论什么样的系统才
算是局部合理的系统。我还会进一步阐述医疗体系的不合理现象，希望能在最后
给出一个我认为适当的解决办法。
因为我的讨论是涉及一个严肃的命题，有许多内容对一些读者来说可能并不
太易懂，或者说是接触不多，所以我说大家不要边看电视边读文章，是一种隐喻
的手法，没有太多的意思。只是想告诉大家我写的文章不是娱乐性的文章。我已
经说过了，如何评价，那是读者的事情，有人告诉我读后的感受，无论褒贬，我
是感谢的。
纵观找错《双蒸饭》全文，多是发泄对我系列文章的不满，没有太多的需要
我特别加以讨论的地方，所以我以评论而不是答覆为题，也就没有必要在细节上
纠缠，因为我们价值取向可能存在巨大差异，对语言的应用就相对不一样，讨论
的结果对双方未必有任何益处。为说明我们的差异所在，我在下面列出一些（并
不是所有）的分歧。
我拥有外科学硕士学位，曾经是外科医生，目前也与许多外科医生共事，对
外科医生某种程度上有认同感，相信有相同经历的人可以理解。你不时以医生的
代言人自居，竭力论证我对医生的道德有偏见，但你毫不客气地骂他们是“老娘
们”，你这种言行不一致是非常令人讨厌的，你的骂人方式（包括站着怎么着…）
表明你对妇女有严重的歧视倾向，坦率地说，你触及到了我个人道德的底线，跟
你讨论问题可能会是一种负担。我很能理解为什么外科医生会报怨，因为他们比
医院其他工作人员收入高不少，因此某种程度上也多了一些尊严，这不，你老大
约是视察工作的人吧？不受你喜欢没办法。内科医生也报怨，但胆气要小些，护
士们的报怨，那只有同他们一起工作的人才知道了，在管理人员面前，他们最乖
了。希望这些解释能让你“明其妙”罢。
方舟子多半不会做双蒸饭，我也不会，你把理由从天边列到地角，我还是会
告诉你，蒸一遍就够了。还用得着多说么？
你对“正常的综合医院”的解释很有娱乐性质，很象一个中国的综合性医院
院长的发言。“医院的盈利足够发放员工的工资”，盈利，指的是（毛或净，视
情况而定）收入减除成本后的盈余，员工的工资，那是百分之二百的成本。想来
你把对我文章的讨厌也压缩进了这一定义，“员工里没有流氓”，我实在不知道
如何来评论这一句话。综合性医院区别于专科医院，即它们面对的是所有的医疗
疾患，而不是有选择性地针对某一医学领域疾患，后者叫专科医院。至于科室的
设置，那是医院内部的问题，并不是非要内外护儿，配套科室全部都有才算综合
性医院，科室配置的规模，是与医院总体规模相关的。无论你承认与否，乡镇级
医院，只要是医院，多半都是综合性医院，因为它们面对所有疾患。综合性医院，
可以称大，称小，可以分级，比如镇、县、市、省、中央等，可以称一般性的，
大多数的，少数的，个别的，也可以按隶属关系称部属的、地方的、医学院附属
的。你所定义的正常，对于社会学研究没有太大价值，不同的人员在检验同一组
（综合医院）成员多半分不清楚哪些是正常，哪些是异常，而我在这里列举的可
行的分类中就不存在这一问题。
我是典型的鲁迅的崇拜者，跟他一样，对闻着味儿读我文章的人也是有些不
感冒，你有找骂的习惯，我却没有那么多的闲时与口舌，其他人愿代劳者，在此
谢过。我原说你只要有事实与逻辑（抱歉，你这两方面者欠缺得很），就可以和
我讨论，现在需要加一条，那就是在读懂我的文章以后。我并不歧视你的专业背
景，括号里的注角是为评论你的思维不严密而下的，随便问问你的专业背景是想
用你专业背景内可以懂得起例证与你讨论，但现在看来没有必要了。
我当初出国就是因为看到医生的社会地位日益下降，得不到管理人员的尊重
与合适的待遇，因而临床工作质量得不到保证，从而愤然出国改修卫生管理，在
完成学业后意识到了中国医疗的系列问题还不仅仅只限于错误地对待医生，故而
决心动笔整理与描述我对中国医疗现状的认识，想不到第一个跳出来指责我的会
是一个看过多家医院的冶金业前辈，而指责的居然是我对医生的苛责…无限郁闷。
“大块头”，他的块头好象也不小，可见下笔行文有许多时候也有着一定的自然
规律。块头大了，为文者就要谨慎，你究竟要说什么，说的是否清楚，就至关重
要了。我所作的这一系列，涉及一个严肃的话题，说它“性命攸关”也不为过，
我所面对的读者是大众，鉴于新语丝网站的特点，应当说我所期望的读者是具有
一定理性精神，开放思想，或许在具体科学学科上缺乏专业知识，但他们都能运
用常识与推理对事物、争论有识别和自已的见解，对于不确定的领域，适时保持
中立的立场。我丝毫都不怀疑，人人都有向善与公义的心，正是基于这样的热忱，
新语丝把大家带到一起来了，尽管言语有争议，忧国忧民的心态却不是可以否认
的。
我在最初的（0）节里强调我的观点，中国医疗体系陷入了危机，因为我的
自身经历，用生活的经历证明这个系统是不可靠的。接着我描绘了中国医生生存
在日益增加的暴力环境中（1），当然我提到了医生收入为后文铺垫。如何定义
危机或许有不同的标准，但我相信大多数读者都或多或少有了自已的看法。我在
（2）中详细对比了各个卫生系统，认为中国的医生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收入
太低，而且我明确地提出了卫生系统效率低下，不是中国穷不能支付医生适当的
收入，而是系统浪费。在（3）中我进一步指出收入低下的后果：中国存在着医
务人员的大量流失，其潜在的社会效应是巨大的，医生的培养有着很高的成本，
这种流失又是社会资源的浪费。在（4）中我阐述了如何评定医生的合理收入，
对不起，经济学是我所知唯一能解答这一问题的学科，其他人有高明之见，不妨
详细论之，一味的漫骂，我没有兴趣接招。在（5）中我提出医生收入不合理的
源泉，即国家的不适当的价格管制，不适当的价格管制，导致了医生见钱开方的
现实与贫困救助医疗的缺位。在（6）中我进一步论述医生资源的人为廉价化的
经济学与社会后果，即失掉尊严的医生导致全医疗体系的贬值，医疗人事内部关
系的错位，与医疗资源的严重的不恰当配置。在（7）中我讨论什么样的系统才
算是局部合理的系统。我还会进一步阐述医疗体系的不合理现象，希望能在最后
给出一个我认为适当的解决办法。
因为我的讨论是涉及一个严肃的命题，有许多内容对一些读者来说可能并不
太易懂，或者说是接触不多，所以我说大家不要边看电视边读文章，是一种隐喻
的手法，没有太多的意思。只是想告诉大家我写的文章不是娱乐性的文章。我已
经说过了，如何评价，那是读者的事情，有人告诉我读后的感受，无论褒贬，我
是感谢的。
纵观找错《双蒸饭》全文，多是发泄对我系列文章的不满，没有太多的需要
我特别加以讨论的地方，所以我以评论而不是答覆为题，也就没有必要在细节上
纠缠，因为我们价值取向可能存在巨大差异，对语言的应用就相对不一样，讨论
的结果对双方未必有任何益处。为说明我们的差异所在，我在下面列出一些（并
不是所有）的分歧。
我拥有外科学硕士学位，曾经是外科医生，目前也与许多外科医生共事，对
外科医生某种程度上有认同感，相信有相同经历的人可以理解。你不时以医生的
代言人自居，竭力论证我对医生的道德有偏见，但你毫不客气地骂他们是“老娘
们”，你这种言行不一致是非常令人讨厌的，你的骂人方式（包括站着怎么着…）
表明你对妇女有严重的歧视倾向，坦率地说，你触及到了我个人道德的底线，跟
你讨论问题可能会是一种负担。我很能理解为什么外科医生会报怨，因为他们比
医院其他工作人员收入高不少，因此某种程度上也多了一些尊严，这不，你老大
约是视察工作的人吧？不受你喜欢没办法。内科医生也报怨，但胆气要小些，护
士们的报怨，那只有同他们一起工作的人才知道了，在管理人员面前，他们最乖
了。希望这些解释能让你“明其妙”罢。
方舟子多半不会做双蒸饭，我也不会，你把理由从天边列到地角，我还是会
告诉你，蒸一遍就够了。还用得着多说么？
你对“正常的综合医院”的解释很有娱乐性质，很象一个中国的综合性医院
院长的发言。“医院的盈利足够发放员工的工资”，盈利，指的是（毛或净，视
情况而定）收入减除成本后的盈余，员工的工资，那是百分之二百的成本。想来
你把对我文章的讨厌也压缩进了这一定义，“员工里没有流氓”，我实在不知道
如何来评论这一句话。综合性医院区别于专科医院，即它们面对的是所有的医疗
疾患，而不是有选择性地针对某一医学领域疾患，后者叫专科医院。至于科室的
设置，那是医院内部的问题，并不是非要内外护儿，配套科室全部都有才算综合
性医院，科室配置的规模，是与医院总体规模相关的。无论你承认与否，乡镇级
医院，只要是医院，多半都是综合性医院，因为它们面对所有疾患。综合性医院，
可以称大，称小，可以分级，比如镇、县、市、省、中央等，可以称一般性的，
大多数的，少数的，个别的，也可以按隶属关系称部属的、地方的、医学院附属
的。你所定义的正常，对于社会学研究没有太大价值，不同的人员在检验同一组
（综合医院）成员多半分不清楚哪些是正常，哪些是异常，而我在这里列举的可
行的分类中就不存在这一问题。
我是典型的鲁迅的崇拜者，跟他一样，对闻着味儿读我文章的人也是有些不
感冒，你有找骂的习惯，我却没有那么多的闲时与口舌，其他人愿代劳者，在此
谢过。我原说你只要有事实与逻辑（抱歉，你这两方面者欠缺得很），就可以和
我讨论，现在需要加一条，那就是在读懂我的文章以后。我并不歧视你的专业背
景，括号里的注角是为评论你的思维不严密而下的，随便问问你的专业背景是想
用你专业背景内可以懂得起例证与你讨论，但现在看来没有必要了。
我当初出国就是因为看到医生的社会地位日益下降，得不到管理人员的尊重
与合适的待遇，因而临床工作质量得不到保证，从而愤然出国改修卫生管理，在
完成学业后意识到了中国医疗的系列问题还不仅仅只限于错误地对待医生，故而
决心动笔整理与描述我对中国医疗现状的认识，想不到第一个跳出来指责我的会
是一个看过多家医院的冶金业前辈，而指责的居然是我对医生的苛责…无限郁闷。
（7）医疗模式
2003年4月我在北京新浪网上看到一则报道，说昆明的某民营医院对患者进
行签约治疗，简而言之，患者病治好了，给钱，没好就不给，报道中的患者李先
生在15天后治愈，于是皆大欢喜，谓之“签约治疗”模式。我当时将之归于中国
自以为聪明的创新加以收集。
我在之前探讨了很多中国医疗体系的错失，重在破，但破而未立，让人不免
疑惑何为正确的医疗模式，“正确”二字对于科学学科的研究人员来说是很敏感
的字，大多数时候显得不合适宜，我更愿意象医生那样说“健康的医疗模式”，
或者用经济学的语言“最优的医疗模式”，要么用管理学来说就是“合理的医疗
模式”。
在医学院学习的时候，我还算是认真积极的人，一次听取一位社会科学的老
师大谈特谈“生物社会医疗模式”，当时听得稀里胡涂，觉得高深无比，后来学
了卫生管理，才知道老师当时讲了个稀里胡涂，他根本就不懂得他所讲的内容。
好歹他做了一次报告，我也听了一次讲座……
我有这样的认识，在科学领域内的重大发现与发明，都特易懂，反而是那些
可有可无，贡献不大的研究非常艰深难懂。我所讲述的所有道理与推断，很多时
候并不需要专业知识，更多的是依靠常识与逻辑，起码我主观地在维持这一风格。
我在实习的时候遇到过这样一个患者，他的血压奇高无比，远远超过正常值
区间的高限，但他没有任何的高血压症状与体征，降压药对他也不起作用。我到
现在为止也没搞清楚他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之所以不说疾病，我怀疑他未必有
什么疾病。好了，在这里我们必须讨论什么是正常值，及正常值区间。人类血压
正常值不是算出来的，而是测出来的，怎么测呢？我们找到一批正常的人，所谓
正常，也没有金标准，就是在我们规定的范围内我们找不到我们预定范围内的疾
病与体征，对这些人测量他们的血压，我们取大部分人（比如90%，究竟是多少，
多年不用忘了）的血压范围，定为正常范围。血压正常值的意义，不是说你有超
出或低于它域值就是异常，而是说你离那域值愈远，那你血压异常的可能性愈大，
如果你在域值范围内，你的血压异常的可能性就很小。可能小并不就不发生，彩
票总有人中奖，而你去买彩票中奖的机率却小得可怜。同样可能性大未必就一定
发生，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不赘述了。
我举血压的例子，就是要说明生物的多样性，生物科学往往比其它科学复杂，
其根本区别就在于这种多样性或者说差异性。这种多样差异性并不仅仅局限在血
压，人的大多数生命指标，对药物的反应，疾病发生发展过程，都得要借助于统
计学，医生不是算命先生，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无法象物理学家或化学家那样
准确地诊断疾病与预测结果。
再比如你感染某种细菌，医生可以分离出这种细菌，知道它对什么样的抗生
素敏感，但同一种抗生素对患者甲有神效，也有可能在患者乙就完全没有效，其
原因就是，某种程度上的蝴蝶效应也在人体与生物反应中存在。药品往往要经历
多阶段的实验才能确定它的安全性与有效性，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为什么说“签约模式”是一种愚蠢的创新呢？它违背了我们对疾病与预后的
认知，常规的医疗服务售卖的是服务，而不是治愈。在许多的疾病中，比如常见
的感冒，医生是没有办法治愈的，但患者会自愈。如果“签约模式”大行其道，
那我们不难想象，医生们对于此类疾病将会极力夸大扭曲诊断而得到对他有利的
“约”。再其次医学迅速发展的今天，威胁人类健康的是大量的慢性疾病，这些
慢性疾病是无法治愈的，这“约”想立也无从立起。即使是急性疾病，可以治愈，
但也有大量的因素不受医生的控制，比如患者的营养状态，就诊的早迟，或者其
它意外情况，最终这“约”将因为大量的纠纷而不能执行，患者损害健康，医生
损失收入。为鲁迅父亲治病的最后一位名医都说，“医生治病不治命”，“签约
模式”是人力抗天的又一次体现。
回到经济分析中，我们再次假设我们可以设立一个令患者医生都能遵守的
“治愈之约”，治好了的给钱，没治好的不给钱，可以想象，因为生物的多样性，
一部分病人将会被定义为治好了，而另一部分人没治好。医生没有画饼充饥的本
事，所以如我前文所述的那样，为没治好的人服务的成本将发生转移，到了治好
了的人头上，医疗价格将上涨。医生患者将花费大量时间在撰写这一“合理”的
条约，如同市场叫卖一样，其交易成本大增，医疗价格再举上涨。在平均成本大
增之后，如果患者在治愈后逃票，那医生的损失将会很大，医生将会要求患者更
多的现金保证。也就是说，综合考虑这三方面的原因后，国人看得起病的将寥寥
无几，医生的收入恐怕比现在还不如。
“签约模式”虽然是一个不可行的医疗服务模式，它的发生并不是那些患者
与医院的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如前文所述，是目前患者对医疗体系失却信任的体
现，是有钱人花（格外的）钱买质量的典型例证。
我在上文描述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卫生经济学开创人肯尼思·阿罗论及的医
疗活动中的不确定性。要完整地评议什么才是合理适当的医疗模式，我们还得讨
论阿罗在他开创性论文中论及的另一医疗活动特点，即信息的不对称性。信息的
不对称性简而言之就是，患者对他们自身懂得远不如医生为多。信息的不对称性
是广泛存在的，比如你尽管天天看电视，你对电视机的了解无法跟修电视的比，
更无法与生产电视机的厂家相比，但你却能买到质优价廉的电视机，你对理发技
术一无所知，但你也能找到合适的理发员为你理发。为什么信息不对称在其它行
业不成大问题，而在医疗行业却是问题重重呢？
阿罗还将政府干预列为医疗卫生活动的特点之一，而我认为政府干预不是医
疗活动的内在特点，而只是一种社会后果，故而我想从医疗活动本身去探讨什么
才是合理的医疗模式。我将会在专门的章节谈政府干预。
信息的不对称导致商业交换中的投机行为（即低质高价），投机行为有利于
拥有信息的卖方（买方也可以拥有更多的信息而得到投机利益，但更为少见）。
信息的不对称性在其它行业对经济活动有着危害甚小有两个原因。首先产品与服
务的竞争形成的品牌意识极大程度地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危害，品牌意识相当于
延长了买方对卖方产品与服务的评估期限（这种期限的延长，可以超过了普通人
的寿命），填补了买方信息不足的缺陷。其次许多产品直接提供品质保证与售后
服务，极大程度地减少了信息投机行为。
相反，在医疗活动中，由于生物体的差异性与医疗结果的不确定性，患者接
受服务的结果没有比较规范的评价体系，患者两次服务之间都有可能缺乏可比性，
患者很大程度上是盲目地接受诊断与治疗。其次医疗活动是一种强迫性消费，时
间上的紧迫性导致了医疗活动的地域性，即医疗活动难以形成大范围内的竞争，
由于医疗活动面临很高的经济与社会成本，人类社会还有意识地减少医疗活动中
的竞争，终于形成了医疗界高成本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如前所述，医疗活动不可能在不增加成本的基础上提供品质保证，同样，由
于信息不对称，患者没有能力区分后续服务是因为非医生的原因，还是医生劣质
医疗的结果，所以在医疗界也就不存在售后服务。而且在事实上，即使不存在信
息差异，单从某一个人某一次的后续治疗上来说，另外一个医生也很难作出上面
的判断。
由于与前述的医疗活动中的不确定性结合，在医疗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的后
果是很严重的，首先医生有选择性的提供信息，让患者消费他们本来不需要的服
务与产品。中国人医疗活动中药品费用在总费用中高达50%以上，我的估计是起
码30%是不需要的。这种浪费是惊人的。医生会从医疗器械与检查活动中收取回
扣，医生为10%至20%的回扣，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是巨大的，各种浪费加在一起，
可能远远超出我所估计的30%。
其次是医生服务质量不能保证，偷工减料成了常态，医疗错失不但不受到应
有的惩罚，反而因为要纠正错失，掩盖错失，医生会提供更多的后续服务，并从
后续服务中获益。美国医学科学院认定美国因医疗错失每年损失170~290亿美元。
而在中国的这种医疗环境下，可能绝对数据还会远超这一数据，尽管存在巨大的
美元与人均消费的差距。
那么在自然条件下，医疗活动是如何克服或者说克制信息不对称及其后果的
呢？这就是我要谈的合理的医疗模式，这里的合理只是局部的合理，或者说局部
最优，有非常大的欠缺，如何确定一个有利于国人的医疗体系，那是我这一系列
讨论的终极目标，但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尝试把条件理想化，（借助于常识与逻
辑）初探什么是一个比较合理优化的医疗模式。
中国人都熟悉这样一句话，“久病成良医”，也就是患者主动吸收医学知识，
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这种局部行为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的，其合理的成份就在
于患者对自身疾病的认知，让他们能更好地配合医生。但如果我们要求患者拥有
医学知识到可以纠正医生的错失，可以为自已诊治的水平，那就不正常了，不附
合社会分工原则，造成社会资源浪费（只为自己个诊治的医生显然是一种浪费）。
换一个角度来说，这未免低估了医学专业化的程度。患者不需要成为医生，但需
要更多的信息来选择好医生，提高信息利用的效率，这需要社会与医生行业的配
合，以后会有专门的章节讨论医生行业，在此我只是想列举理想的医疗模式的条
件之一，即患者拥有判断医生优劣的信息。
我出身农村，不巧的是出生早了一点，那时候还在文化大革命，大量的精力
革命去了，生产就荒废了，一家三口，我能每顿得一碗儿米饭，而其他人就靠粗
粮（米和面称为细粮，粗粮包括红薯、洋芋等）裹腹了。总而言之，营养不良。
后来家境改善，父亲本着他的专长，常让我吃补药。补药这东东，就是典型的医
生投机于信息不对称的行为，没病也来治病，中医称之为补药的东西，多半可以
作为食物，吃不出问题，中医前辈们在信息不对称上投机，后来被不太懂行的徒
子徒孙们内化成医理，搞得真有那回事似的，唉。医生要在信息上投机，如同你
去市场砍价一样，不精明的买家，总要付出更多的钱。如前所述，医疗活动的特
点让市场少有选择，而显然，医药资源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有限的，为不浪费资
源（医生为10~20%利润浪费掉100%的资源），社会选择了“保证金”的方式（大
家觉得不好懂的话，把它当作医疗界的“养廉银”好了）。也就是说社会愿意支
付20%甚至更多的那些可能被医生浪费掉的资源直接予医生，从而去节约宝贵的
医药资源。显然，社会保证金会让医生比拥有同等投资（物质与人力）水平的其
它行业更高的收益。
在理论上讲社会保证金是一回事，如何在医疗活动中组织实施又是一回事，
就如同那“养廉银”，领取了“养廉银”并不能马上产生清官，有了机会他照贪
不误。那么，配合“养廉银”的有什么样的社会举措呢？在中国，德育教育是一
个讲得很烂的词，我不妨避开。配合社会保证金的是希波克拉底誓言。保证金让
医生有了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从而为将他们“绅士”化提供了可能性，医生这
一行业被社会推到了社会道德的至高点。要求医生有高尚的行为，成为社会道德
的代表，其目的，就是增加医生投机行为的成本，因为一旦暴露，他们就身败名
裂，承受远超于常人的道德谴责，这就是为什么医生一为钱较真（见钱开方）就
要挨骂，而大家平常总是付钱才能取物的。
上面我提到了理想医疗模式的条件之二，即医生要绅士化，要在社会中付于
他们高于常人的道德要求，增加他们的投机成本。换句话说，医生要有社会精英
的地位，人们应当自然而然地信认与尊重医生。
俗话说，“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如前述其它产品与服务可以通过延
长消费者评价的期限而为消费者增加认知该产品与服务的机会，从而减少信息不
对称，在医疗活动中，这体现为持续的医患关系。
持续的医患关系不但增加了患者评估医生服务质量的信息，也为上述的对医
生的道德要求增加了更多的社会约束，所谓乡里乡亲，国人卖东西对陌生人可以
大喊高价，对熟人，却总是要厚道些，大家生病去医院，首先都要想想这家医院
里面有没有关系，有的话，当然要利用一下的。同样的道理，经典的医疗模式要
求长期持续的医患关系，这一点，不消说，中国几乎没有。由于在以后的对医生
分化与分工会有更多的分析，我不再进一步讨论了。
如同我以前所论及的，经济学家并不直接信任任何人，总要以最大的恶意推
测世人。绅士化后的医生由于有了社会保证金，可能可以抑制住他们开补药或偷
工减料的冲动，但这并不能有效地防止他们的错失，让他们成天却享受精英的尊
重与社会的爱护，而忘记了医务学习与长进。这里我要引入理想医疗活动的第四
个条件，即同行评议。同行评议导致同行压力，让医生尽量成为合格的合乎社会
要求的资源。
在这里我不妨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来谈同行评议。把民主当投票的人要注意了，
民主并不是多数原则，民主既要保护多数人的利益，也要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其
根基不在人数的多寡，而在合理的社会利益，合理的社会利益并不总在多数人，
很多时候都不在，所谓“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多多少少就有这个意思。科
学杂志与其它社会杂志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有同行评议，当同行评议走向衰败，如
同现在的中国，其结果就是学霸学阀，产生大量的不懂行的“专家”，也使得造
假成风，让方舟子等人忙不甚忙。为什么中国大量的学术单位用了单一的比如说
SCI因子数作为唯一的考察学术能力与成就的指标呢？因为缺乏同行评议。科学
发展到今天，通才已经没有了，能判定某学术领域成就与创造的必需要同行，当
学术单位缺乏民主机制，同行的意见不被重视，长官意志取代同行评议，而长官
又多半不懂行，哪有比用一个简单的数字更为省事的呢？
回到医生问题的讨论上，医生与患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而与同行之间则
不对称性大减，同行评议就是让医生之间相互监督与促进。同行评议如果只是坐
谈会，显然并不能起到我们希望它起到的作用，那么要让同行评议超越空谈，我
们就必需要赋予于其一定的权力，这个权力，就是我要谈的第五个条件，医生行
业的自我监察。
中国无论是关于医疗体制的改革，还是日益增多的医患纠纷与社会问题，我
们看到医生行业的缺位。中华医学会显然是一个不称职的社会机构，只是中国政
府常规体制中的一个木偶，这一个木偶对中国医生乃至医学行业的损害是无与伦
比的，因为它占具了医生行业协会的名头，却不履行任何医生行业协会的职责。
事实上任何有效社会生产单元与社会都是共生关系，即社会需要医生，医生也需
要社会与患者，在长远的利益上是一致的，持续地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都会导致
共生关系的减弱与资源的不当配置，中国医生已经站在危机的风尖浪口，而中华
医学会悄声无语，实在是让人乏言相责…
医生行业的自我监察，也就是医生行业的自律性要体现在执照管理与认证，
设定医生医疗活动范围，为医生整体福利代言，促进医疗管理制度向合理的方向
发展。由于行业自律性，政府减少法制与行政干预，二者应保持一个合理的分配。
这里面的道理十分简单，法制体系与行政干预都有巨大的社会成本（方舟子与众
多造假者干仗，钱都流进法院里去了，这大家好理解罢），在行业自律时，其社
会成本可能远小于政府干预，这是无疑应选择行业管理而不是政府干预。国人以
为发了执照就完了，那显然是愚蠢的，国人以为出几道题，得了60分就是合格的
医生了，那显然是愚蠢的，得到的是现代医学训练，却要去开中（成）药，国人
吃得不亦乐乎，那，显然是愚蠢的，还要我再罗列下去吗？
即使是在我上面所列举的五条原则下，我还不能完全信任医生。显然医生在
信息不对称状态下对医疗错失还没有承担足够的责任，因为即使是同行评议，也
未必能发现这种错失，经治的医生，也还拥有同行们所不拥有的信息优势。第五
条原则就是重罚医疗错失，让信息不对称产生错失行为的机会成本大增。美国有
研究表明，即使是在美国，也有高达90%的医疗错失不被患者发现与起诉，这里
没有合乎人意的选择，但象中国卫生体系这样放任医疗错失的，实在是愧对国民。
患者发现医疗错失的机率本就非常少了，发现了的，多半都是性质非常恶劣的，
这些错失都要被千方百计地掩盖，很难想象，医生会因为害怕错失而改变行为。
在这里我尽管为法院重罚医生提供了经济学基础，但我也希望法官们慎用这
一工具，因为医生的培养，尤其是好医生的培养，是非常长期的社会投资，即使
我在这一系列中所呼吁的改革被立即实行，恐怕中国也需要起码十年，甚至二十
年才能让中国的医疗环境得到显著的改善。医学博大精深，很多时候会发生不可
避免的错失，比如美国医学科学院的报告并不认为所有错失都是可以避免的。总
而言之，多听听没有利益联系的真正的专家的意见是恰当的。
对医生重罚可能会极大程度地限制同行评议，因为经治医生与同行之间存在
着信息不对称，经治医生可以拒绝提供相关信息而自保，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同
行评议可能会流于形式，不利于开展开诚布公的医疗探讨活动，让医生得到教益
与成长。这里现有病人的利益与未来病人的利益就发生了冲突。在这种情况下，
分清同行评议的性质就非常必要，对基于医生教益与成长而进行的同行评议就应
当保护，在美国，这类性质的同行评议受法律保护，不能成为患者起诉医生的证
据。这种法律的法理学依据是，如果没有这项法律，这样的证据就不会产生，而
这些证据的产生又对医生成长，未来患者有益，所以法律保护这样的医疗活动成
为必要。
由于担心读者因长久的阅读而损及视力，我打算就此结束关于医疗模式的描
述。由于医疗模式是理解我作这一系列文章的关键，我不得不进行长时间的讨论，
在此对大家的耐心表示感谢，也在此小节一下强调我对医疗模式的认识。
由于生物与医疗的不确定性，医疗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医生容易投机为自
已的利益而导致巨大的社会浪费。合理的医疗模式应当：
1）提供患者必要的信息以判断医生质量
2）提供社会保证金（养廉银），让医生绅士化（最好每天都诵读一遍希波
克拉底誓言）
3）维持长久的医患关系，增加患者对医生的认知与社会压力
4）推行同行评议，促进医生（技术与道德）成长
5）医生行业自我监察，行业自律，减少社会对医生的管理成本
6）重罚可避免的医疗错失，增加这种行为的机会成本
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现有的医疗服务，而不是售卖“治愈”的基础上。
行签约治疗，简而言之，患者病治好了，给钱，没好就不给，报道中的患者李先
生在15天后治愈，于是皆大欢喜，谓之“签约治疗”模式。我当时将之归于中国
自以为聪明的创新加以收集。
我在之前探讨了很多中国医疗体系的错失，重在破，但破而未立，让人不免
疑惑何为正确的医疗模式，“正确”二字对于科学学科的研究人员来说是很敏感
的字，大多数时候显得不合适宜，我更愿意象医生那样说“健康的医疗模式”，
或者用经济学的语言“最优的医疗模式”，要么用管理学来说就是“合理的医疗
模式”。
在医学院学习的时候，我还算是认真积极的人，一次听取一位社会科学的老
师大谈特谈“生物社会医疗模式”，当时听得稀里胡涂，觉得高深无比，后来学
了卫生管理，才知道老师当时讲了个稀里胡涂，他根本就不懂得他所讲的内容。
好歹他做了一次报告，我也听了一次讲座……
我有这样的认识，在科学领域内的重大发现与发明，都特易懂，反而是那些
可有可无，贡献不大的研究非常艰深难懂。我所讲述的所有道理与推断，很多时
候并不需要专业知识，更多的是依靠常识与逻辑，起码我主观地在维持这一风格。
我在实习的时候遇到过这样一个患者，他的血压奇高无比，远远超过正常值
区间的高限，但他没有任何的高血压症状与体征，降压药对他也不起作用。我到
现在为止也没搞清楚他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之所以不说疾病，我怀疑他未必有
什么疾病。好了，在这里我们必须讨论什么是正常值，及正常值区间。人类血压
正常值不是算出来的，而是测出来的，怎么测呢？我们找到一批正常的人，所谓
正常，也没有金标准，就是在我们规定的范围内我们找不到我们预定范围内的疾
病与体征，对这些人测量他们的血压，我们取大部分人（比如90%，究竟是多少，
多年不用忘了）的血压范围，定为正常范围。血压正常值的意义，不是说你有超
出或低于它域值就是异常，而是说你离那域值愈远，那你血压异常的可能性愈大，
如果你在域值范围内，你的血压异常的可能性就很小。可能小并不就不发生，彩
票总有人中奖，而你去买彩票中奖的机率却小得可怜。同样可能性大未必就一定
发生，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不赘述了。
我举血压的例子，就是要说明生物的多样性，生物科学往往比其它科学复杂，
其根本区别就在于这种多样性或者说差异性。这种多样差异性并不仅仅局限在血
压，人的大多数生命指标，对药物的反应，疾病发生发展过程，都得要借助于统
计学，医生不是算命先生，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无法象物理学家或化学家那样
准确地诊断疾病与预测结果。
再比如你感染某种细菌，医生可以分离出这种细菌，知道它对什么样的抗生
素敏感，但同一种抗生素对患者甲有神效，也有可能在患者乙就完全没有效，其
原因就是，某种程度上的蝴蝶效应也在人体与生物反应中存在。药品往往要经历
多阶段的实验才能确定它的安全性与有效性，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为什么说“签约模式”是一种愚蠢的创新呢？它违背了我们对疾病与预后的
认知，常规的医疗服务售卖的是服务，而不是治愈。在许多的疾病中，比如常见
的感冒，医生是没有办法治愈的，但患者会自愈。如果“签约模式”大行其道，
那我们不难想象，医生们对于此类疾病将会极力夸大扭曲诊断而得到对他有利的
“约”。再其次医学迅速发展的今天，威胁人类健康的是大量的慢性疾病，这些
慢性疾病是无法治愈的，这“约”想立也无从立起。即使是急性疾病，可以治愈，
但也有大量的因素不受医生的控制，比如患者的营养状态，就诊的早迟，或者其
它意外情况，最终这“约”将因为大量的纠纷而不能执行，患者损害健康，医生
损失收入。为鲁迅父亲治病的最后一位名医都说，“医生治病不治命”，“签约
模式”是人力抗天的又一次体现。
回到经济分析中，我们再次假设我们可以设立一个令患者医生都能遵守的
“治愈之约”，治好了的给钱，没治好的不给钱，可以想象，因为生物的多样性，
一部分病人将会被定义为治好了，而另一部分人没治好。医生没有画饼充饥的本
事，所以如我前文所述的那样，为没治好的人服务的成本将发生转移，到了治好
了的人头上，医疗价格将上涨。医生患者将花费大量时间在撰写这一“合理”的
条约，如同市场叫卖一样，其交易成本大增，医疗价格再举上涨。在平均成本大
增之后，如果患者在治愈后逃票，那医生的损失将会很大，医生将会要求患者更
多的现金保证。也就是说，综合考虑这三方面的原因后，国人看得起病的将寥寥
无几，医生的收入恐怕比现在还不如。
“签约模式”虽然是一个不可行的医疗服务模式，它的发生并不是那些患者
与医院的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如前文所述，是目前患者对医疗体系失却信任的体
现，是有钱人花（格外的）钱买质量的典型例证。
我在上文描述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卫生经济学开创人肯尼思·阿罗论及的医
疗活动中的不确定性。要完整地评议什么才是合理适当的医疗模式，我们还得讨
论阿罗在他开创性论文中论及的另一医疗活动特点，即信息的不对称性。信息的
不对称性简而言之就是，患者对他们自身懂得远不如医生为多。信息的不对称性
是广泛存在的，比如你尽管天天看电视，你对电视机的了解无法跟修电视的比，
更无法与生产电视机的厂家相比，但你却能买到质优价廉的电视机，你对理发技
术一无所知，但你也能找到合适的理发员为你理发。为什么信息不对称在其它行
业不成大问题，而在医疗行业却是问题重重呢？
阿罗还将政府干预列为医疗卫生活动的特点之一，而我认为政府干预不是医
疗活动的内在特点，而只是一种社会后果，故而我想从医疗活动本身去探讨什么
才是合理的医疗模式。我将会在专门的章节谈政府干预。
信息的不对称导致商业交换中的投机行为（即低质高价），投机行为有利于
拥有信息的卖方（买方也可以拥有更多的信息而得到投机利益，但更为少见）。
信息的不对称性在其它行业对经济活动有着危害甚小有两个原因。首先产品与服
务的竞争形成的品牌意识极大程度地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危害，品牌意识相当于
延长了买方对卖方产品与服务的评估期限（这种期限的延长，可以超过了普通人
的寿命），填补了买方信息不足的缺陷。其次许多产品直接提供品质保证与售后
服务，极大程度地减少了信息投机行为。
相反，在医疗活动中，由于生物体的差异性与医疗结果的不确定性，患者接
受服务的结果没有比较规范的评价体系，患者两次服务之间都有可能缺乏可比性，
患者很大程度上是盲目地接受诊断与治疗。其次医疗活动是一种强迫性消费，时
间上的紧迫性导致了医疗活动的地域性，即医疗活动难以形成大范围内的竞争，
由于医疗活动面临很高的经济与社会成本，人类社会还有意识地减少医疗活动中
的竞争，终于形成了医疗界高成本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如前所述，医疗活动不可能在不增加成本的基础上提供品质保证，同样，由
于信息不对称，患者没有能力区分后续服务是因为非医生的原因，还是医生劣质
医疗的结果，所以在医疗界也就不存在售后服务。而且在事实上，即使不存在信
息差异，单从某一个人某一次的后续治疗上来说，另外一个医生也很难作出上面
的判断。
由于与前述的医疗活动中的不确定性结合，在医疗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的后
果是很严重的，首先医生有选择性的提供信息，让患者消费他们本来不需要的服
务与产品。中国人医疗活动中药品费用在总费用中高达50%以上，我的估计是起
码30%是不需要的。这种浪费是惊人的。医生会从医疗器械与检查活动中收取回
扣，医生为10%至20%的回扣，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是巨大的，各种浪费加在一起，
可能远远超出我所估计的30%。
其次是医生服务质量不能保证，偷工减料成了常态，医疗错失不但不受到应
有的惩罚，反而因为要纠正错失，掩盖错失，医生会提供更多的后续服务，并从
后续服务中获益。美国医学科学院认定美国因医疗错失每年损失170~290亿美元。
而在中国的这种医疗环境下，可能绝对数据还会远超这一数据，尽管存在巨大的
美元与人均消费的差距。
那么在自然条件下，医疗活动是如何克服或者说克制信息不对称及其后果的
呢？这就是我要谈的合理的医疗模式，这里的合理只是局部的合理，或者说局部
最优，有非常大的欠缺，如何确定一个有利于国人的医疗体系，那是我这一系列
讨论的终极目标，但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尝试把条件理想化，（借助于常识与逻
辑）初探什么是一个比较合理优化的医疗模式。
中国人都熟悉这样一句话，“久病成良医”，也就是患者主动吸收医学知识，
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这种局部行为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的，其合理的成份就在
于患者对自身疾病的认知，让他们能更好地配合医生。但如果我们要求患者拥有
医学知识到可以纠正医生的错失，可以为自已诊治的水平，那就不正常了，不附
合社会分工原则，造成社会资源浪费（只为自己个诊治的医生显然是一种浪费）。
换一个角度来说，这未免低估了医学专业化的程度。患者不需要成为医生，但需
要更多的信息来选择好医生，提高信息利用的效率，这需要社会与医生行业的配
合，以后会有专门的章节讨论医生行业，在此我只是想列举理想的医疗模式的条
件之一，即患者拥有判断医生优劣的信息。
我出身农村，不巧的是出生早了一点，那时候还在文化大革命，大量的精力
革命去了，生产就荒废了，一家三口，我能每顿得一碗儿米饭，而其他人就靠粗
粮（米和面称为细粮，粗粮包括红薯、洋芋等）裹腹了。总而言之，营养不良。
后来家境改善，父亲本着他的专长，常让我吃补药。补药这东东，就是典型的医
生投机于信息不对称的行为，没病也来治病，中医称之为补药的东西，多半可以
作为食物，吃不出问题，中医前辈们在信息不对称上投机，后来被不太懂行的徒
子徒孙们内化成医理，搞得真有那回事似的，唉。医生要在信息上投机，如同你
去市场砍价一样，不精明的买家，总要付出更多的钱。如前所述，医疗活动的特
点让市场少有选择，而显然，医药资源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有限的，为不浪费资
源（医生为10~20%利润浪费掉100%的资源），社会选择了“保证金”的方式（大
家觉得不好懂的话，把它当作医疗界的“养廉银”好了）。也就是说社会愿意支
付20%甚至更多的那些可能被医生浪费掉的资源直接予医生，从而去节约宝贵的
医药资源。显然，社会保证金会让医生比拥有同等投资（物质与人力）水平的其
它行业更高的收益。
在理论上讲社会保证金是一回事，如何在医疗活动中组织实施又是一回事，
就如同那“养廉银”，领取了“养廉银”并不能马上产生清官，有了机会他照贪
不误。那么，配合“养廉银”的有什么样的社会举措呢？在中国，德育教育是一
个讲得很烂的词，我不妨避开。配合社会保证金的是希波克拉底誓言。保证金让
医生有了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从而为将他们“绅士”化提供了可能性，医生这
一行业被社会推到了社会道德的至高点。要求医生有高尚的行为，成为社会道德
的代表，其目的，就是增加医生投机行为的成本，因为一旦暴露，他们就身败名
裂，承受远超于常人的道德谴责，这就是为什么医生一为钱较真（见钱开方）就
要挨骂，而大家平常总是付钱才能取物的。
上面我提到了理想医疗模式的条件之二，即医生要绅士化，要在社会中付于
他们高于常人的道德要求，增加他们的投机成本。换句话说，医生要有社会精英
的地位，人们应当自然而然地信认与尊重医生。
俗话说，“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如前述其它产品与服务可以通过延
长消费者评价的期限而为消费者增加认知该产品与服务的机会，从而减少信息不
对称，在医疗活动中，这体现为持续的医患关系。
持续的医患关系不但增加了患者评估医生服务质量的信息，也为上述的对医
生的道德要求增加了更多的社会约束，所谓乡里乡亲，国人卖东西对陌生人可以
大喊高价，对熟人，却总是要厚道些，大家生病去医院，首先都要想想这家医院
里面有没有关系，有的话，当然要利用一下的。同样的道理，经典的医疗模式要
求长期持续的医患关系，这一点，不消说，中国几乎没有。由于在以后的对医生
分化与分工会有更多的分析，我不再进一步讨论了。
如同我以前所论及的，经济学家并不直接信任任何人，总要以最大的恶意推
测世人。绅士化后的医生由于有了社会保证金，可能可以抑制住他们开补药或偷
工减料的冲动，但这并不能有效地防止他们的错失，让他们成天却享受精英的尊
重与社会的爱护，而忘记了医务学习与长进。这里我要引入理想医疗活动的第四
个条件，即同行评议。同行评议导致同行压力，让医生尽量成为合格的合乎社会
要求的资源。
在这里我不妨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来谈同行评议。把民主当投票的人要注意了，
民主并不是多数原则，民主既要保护多数人的利益，也要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其
根基不在人数的多寡，而在合理的社会利益，合理的社会利益并不总在多数人，
很多时候都不在，所谓“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多多少少就有这个意思。科
学杂志与其它社会杂志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有同行评议，当同行评议走向衰败，如
同现在的中国，其结果就是学霸学阀，产生大量的不懂行的“专家”，也使得造
假成风，让方舟子等人忙不甚忙。为什么中国大量的学术单位用了单一的比如说
SCI因子数作为唯一的考察学术能力与成就的指标呢？因为缺乏同行评议。科学
发展到今天，通才已经没有了，能判定某学术领域成就与创造的必需要同行，当
学术单位缺乏民主机制，同行的意见不被重视，长官意志取代同行评议，而长官
又多半不懂行，哪有比用一个简单的数字更为省事的呢？
回到医生问题的讨论上，医生与患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而与同行之间则
不对称性大减，同行评议就是让医生之间相互监督与促进。同行评议如果只是坐
谈会，显然并不能起到我们希望它起到的作用，那么要让同行评议超越空谈，我
们就必需要赋予于其一定的权力，这个权力，就是我要谈的第五个条件，医生行
业的自我监察。
中国无论是关于医疗体制的改革，还是日益增多的医患纠纷与社会问题，我
们看到医生行业的缺位。中华医学会显然是一个不称职的社会机构，只是中国政
府常规体制中的一个木偶，这一个木偶对中国医生乃至医学行业的损害是无与伦
比的，因为它占具了医生行业协会的名头，却不履行任何医生行业协会的职责。
事实上任何有效社会生产单元与社会都是共生关系，即社会需要医生，医生也需
要社会与患者，在长远的利益上是一致的，持续地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都会导致
共生关系的减弱与资源的不当配置，中国医生已经站在危机的风尖浪口，而中华
医学会悄声无语，实在是让人乏言相责…
医生行业的自我监察，也就是医生行业的自律性要体现在执照管理与认证，
设定医生医疗活动范围，为医生整体福利代言，促进医疗管理制度向合理的方向
发展。由于行业自律性，政府减少法制与行政干预，二者应保持一个合理的分配。
这里面的道理十分简单，法制体系与行政干预都有巨大的社会成本（方舟子与众
多造假者干仗，钱都流进法院里去了，这大家好理解罢），在行业自律时，其社
会成本可能远小于政府干预，这是无疑应选择行业管理而不是政府干预。国人以
为发了执照就完了，那显然是愚蠢的，国人以为出几道题，得了60分就是合格的
医生了，那显然是愚蠢的，得到的是现代医学训练，却要去开中（成）药，国人
吃得不亦乐乎，那，显然是愚蠢的，还要我再罗列下去吗？
即使是在我上面所列举的五条原则下，我还不能完全信任医生。显然医生在
信息不对称状态下对医疗错失还没有承担足够的责任，因为即使是同行评议，也
未必能发现这种错失，经治的医生，也还拥有同行们所不拥有的信息优势。第五
条原则就是重罚医疗错失，让信息不对称产生错失行为的机会成本大增。美国有
研究表明，即使是在美国，也有高达90%的医疗错失不被患者发现与起诉，这里
没有合乎人意的选择，但象中国卫生体系这样放任医疗错失的，实在是愧对国民。
患者发现医疗错失的机率本就非常少了，发现了的，多半都是性质非常恶劣的，
这些错失都要被千方百计地掩盖，很难想象，医生会因为害怕错失而改变行为。
在这里我尽管为法院重罚医生提供了经济学基础，但我也希望法官们慎用这
一工具，因为医生的培养，尤其是好医生的培养，是非常长期的社会投资，即使
我在这一系列中所呼吁的改革被立即实行，恐怕中国也需要起码十年，甚至二十
年才能让中国的医疗环境得到显著的改善。医学博大精深，很多时候会发生不可
避免的错失，比如美国医学科学院的报告并不认为所有错失都是可以避免的。总
而言之，多听听没有利益联系的真正的专家的意见是恰当的。
对医生重罚可能会极大程度地限制同行评议，因为经治医生与同行之间存在
着信息不对称，经治医生可以拒绝提供相关信息而自保，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同
行评议可能会流于形式，不利于开展开诚布公的医疗探讨活动，让医生得到教益
与成长。这里现有病人的利益与未来病人的利益就发生了冲突。在这种情况下，
分清同行评议的性质就非常必要，对基于医生教益与成长而进行的同行评议就应
当保护，在美国，这类性质的同行评议受法律保护，不能成为患者起诉医生的证
据。这种法律的法理学依据是，如果没有这项法律，这样的证据就不会产生，而
这些证据的产生又对医生成长，未来患者有益，所以法律保护这样的医疗活动成
为必要。
由于担心读者因长久的阅读而损及视力，我打算就此结束关于医疗模式的描
述。由于医疗模式是理解我作这一系列文章的关键，我不得不进行长时间的讨论，
在此对大家的耐心表示感谢，也在此小节一下强调我对医疗模式的认识。
由于生物与医疗的不确定性，医疗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医生容易投机为自
已的利益而导致巨大的社会浪费。合理的医疗模式应当：
1）提供患者必要的信息以判断医生质量
2）提供社会保证金（养廉银），让医生绅士化（最好每天都诵读一遍希波
克拉底誓言）
3）维持长久的医患关系，增加患者对医生的认知与社会压力
4）推行同行评议，促进医生（技术与道德）成长
5）医生行业自我监察，行业自律，减少社会对医生的管理成本
6）重罚可避免的医疗错失，增加这种行为的机会成本
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现有的医疗服务，而不是售卖“治愈”的基础上。
释义篇（2）专（职）业学位
我在第一篇释义中谈到了专（职）业精神，本想顺便介绍相关的学位情况，
也对应时下对研究生待遇问题的讨论，但考虑到篇幅的长短，最终觉得需要单独
成文，某种程度上算是这一系列中的背景知识罢。
维基对专业的定义涉及了专业的学术性训练，这样的定义显得不太精确，因
为就学位而言，职业性（我喜欢用职业性，而不是专业性，觉得更符合汉语习惯）
学位与学术性学位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对寻求出国深造的同学来说很多时候
是很重要的，在这里详细解释一下，由于我不是搞教育学的，也只有美国留学背
景，错漏不足之处请各位补充指正。
职业性学位的潜在目标是面向应用，培养该领域内的专业人才，而学术性学
位的目标则是面向研究与教学，二者目的不同，在课程设置与培养方式上有很大
不同，比如职业性学位可能会有更多的关于领域内实际问题训练，如个案分析，
而学术性学位则有大量的科研工具性课程（比如统计学）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
学生往往要求用实际的科研结果证明自已达到了学位要求—毕业论文，而职业性
学位则可能不要求作论文。
就学费而言，大多数学术性学位在美国的研究生院并不单列，以哈佛为例，
学术性学位研究生现在学费通行8000美金，这可能既包括硕士研究生，又包括博
士研究生。而职业性学位多单列，比如药学院、理疗、及另类医疗学费8600美元；
护理学院8000美元；神学院7800美元；法学院9700美元；医学院13000美元；牙
科学院11000美元。
学术性学位多有硕士与博士两种，具有覆盖性质，即博士所受的培训与硕士
大体相同，但更为精深，你如果同时有硕士与博士学位，在你列举资历时，只需
要说是博士就行了，博士学位的全称是哲学博士。绝大多数的学科专业不要求学
生必须要拥有硕士学位才可以攻读博士学位。有许多仁慈的学校会给于不能通过
博士学位的博士生以硕士学位。
职业性学位显得更为宠杂，以医学、法学、牙科学为代表的具有较高社会地
位的专业多授予博士学位，全称为医学博士、法学博士、牙医博士等等，不会再
用哲学博士的称号，也就是说哲学博士总是代表着一定的学术修养与地位，而其
它博士则不一定。在商学院里还有商学博士，教育学也有教育学博士，我倾向于
将它们归为学术性学位，尽管全称里没有哲学博士（这两个专业里大多数学校是
授哲学博士的）。在医学领域内，大多数另类科学职业性学位由于想比齐于医生，
会授于博士学位，但其社会与经济学地位可能会差很远，比如说药学博士、理疗
博士、正脊博士（Chiropractic这是中国没有的一个另类医疗学科，翻译不一定
准确）、针炙博士、液疗博士（Homeopathic这是中国没有的一个另类医疗学科，
就是加倍稀释的那个东东，翻译不一定准确）等等。神学的职业学位也称博士。
职业性学位以商业管理为首的一系列专业会授予硕士学位，国人不懂英文的
也知道MBA。在许多的专业领域内，硕士学位可能代表了职业性学位的最高学位，
或者是唯一学位。商业领域的精算、商业管理、会计，扩展与其它学科交叉的卫
生管理，公共事务管理，医疗领域内的护理等等。
职业性学位可以是本科及以下的学位，比如护理领域内就什么样的学位都可
能，护理的哲学博士多半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护理的硕士就可能拥有处方权，
在认证，执照等各方面都与一般的注册护士不同。注册护士可以是专科
（Associate’s Degree，翻译不确定，请指正），也可以是学士，甚至硕士学
位。
职业性学位往往比学术性学位有更大的收益，所以职业性学位的学费多半要
高于学术性学位。职业性学位代表与学术性学位不同的专业训练，所以即使是拥
有哲学博士学位的人，也往往在资历（即名字后的简写资历）后附上最高的职业
性学位，如果最高职业性学位低于硕士，则往往列举认证（比如注册护士RN）。
你如果看到MD PhD，那就表示既受过职业训练又受过学术训练。如果一个人在商
业管理领域取得了PhD也曾经取得MBA，那他还是可以并列PhD MBA，因为两个学
位没有覆盖性。
由于MD是一种职业性学位，在事实上就相当于中国的医学学士学位，所以中
国的医生向外联系时自称MD是没有错的。但应适当阐明，比如仍旧列举MB，但标
注MD Equivalent就算是比较审慎的作法。
职业性学位并不说就没有能力搞学术，对于长线专业如医学与法学，其在科
学与研究上的训练强度是完全不亚于国内的博士的，与国外的PhD可能稍差，所
以你往往可以见到MD或JD继续修其它学位，以加强学术与研究能力。我在这里显
得有点歧视国内的博士教育，国内导师质量有限，断代现象严重，科研协作能力
差，基础知识不扎实，我觉得我的评议在总体上是公正的，不同意的请举手。
国内对学位的看法比较单一，总认为博士高于硕士，硕士高于学士，在博士
之上还来一个博士后，这是缺乏专业精神的体现。要知道在外国被称为Doctor
（医生）与被称为Doctor（博士）感受是不一样的，一位商学院的教授就爱讲其
PhD朋友用Doctor身份去车行忽悠车行的消售人员。在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里，
博士早就不“博”了，不同的专业领域的夸度是很大的，用单一的分级制并不能
显示各种学位之间的分别，最重要的是同行专家评议，而不是看头衔的大小，学
位的高低。
我在大学的时代，有一位老师取得了另一个本科学位，国人称之双学位，后
来参加工作，知道双（学士）学位享受硕士待遇，现在觉得极为好笑，周围拥有
两个以上学位的人太多了，许多医生除了MD以外都有其它学位，本人也有一大堆
学位。学位不能做加减乘除，多一点管理常识，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国人需牢
牢记住，术业有专攻，不懂的地方，请教专业人员，才会显得敬业一点。
最后我谈谈博士后这个不存在的学位。博士后不是一个学位，没有专门的训
练计划，也没有学位证书，只是在相关人员的履历中的一个经历。博士后的目的
原本是为刚取得博士学位的人提供一个将学位论文整理成发表文章的机会或（和）
给予新毕业博士与该学术领域现有人员合作的机会，往往只发放能维持生活的津
贴，与真正参加工作的人的工资有很大差别。差别有多大呢？博士后工作津贴范
围在16000~48000美元之间，大多数在30000美元左右。我所在学校的研究生助理
（助研与助教）半时工作年收入18000美元左右，按全时算，高于博士后工作。
根据Salary.com的数据，实验室技术人员收入的中位数是38000美元，也高于博
士后工作，与研究生助理相当。不完全调查我所在科室9位秘书，工资范围在
27000到40000美元之间，平均超过36000美元。
博士后工作的称号一般来说有两种，研究助理（Research Associate）与研
究同工（Research Fellowship，翻译不当处请指正），后者一般优于前者，无
论是从收入，还是学术训练上。另外博士后工作未必只局限于博士才能做，有时
候那些未明确标明是博士后（Postdoctoral）的，有硕士学位及相关资历的也可
以做，有时候会标硕士后（Post-Master’s），有时候直接标硕博士后，那些工
作硕士博士做，待遇没有太大区别，更多的是取决于工作经历及相关经验。
由于博士后并不发放全额工资，相对同等资历的人就“廉价”许多（对比实
验室技术人员，博士后可干更多的事，发更少的工资），所以不少研究机构为节
约成本就建立大量的博士后职位，许多国际博士来到美国作博士后就多半屈居于
这些职位，多年以后，仁慈的老板会给予这些博士后“研究科学家（Research
Scientist）”的称号，由于是正式职位，工资涨上去了，大家是要庆贺的。我
的美国本土同学甚少做博士后的，要做，多半是研究同工，还得去有名的地方做，
待遇接近高限。
我的目的在此不是要贬低国外工作于博士后职位的人，而是在中国以博士后
为幌子胡吹的人多了，在此加以明示。博士后就是一个简单的工作经历，有没有
价值，要看与什么人工作，有什么样的成果，在名片上印上博士后
（Post-Doctorate），那是很无聊的事情。
中国把博士后当作正式学位来办，这样把这个“学位”列出来也许有道理，
但未免对其它大量的博士硕士太不公了，说明这些学位就有点水份了，降级了。
我看还是跟国际接接轨罢。不然，中国的学位体系还得加一级，硕士后！如果真
是那样，咱们还得加一个学位：脸皮后（厚），这一学位专为不懂行的“专家”
而设立。
也对应时下对研究生待遇问题的讨论，但考虑到篇幅的长短，最终觉得需要单独
成文，某种程度上算是这一系列中的背景知识罢。
维基对专业的定义涉及了专业的学术性训练，这样的定义显得不太精确，因
为就学位而言，职业性（我喜欢用职业性，而不是专业性，觉得更符合汉语习惯）
学位与学术性学位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对寻求出国深造的同学来说很多时候
是很重要的，在这里详细解释一下，由于我不是搞教育学的，也只有美国留学背
景，错漏不足之处请各位补充指正。
职业性学位的潜在目标是面向应用，培养该领域内的专业人才，而学术性学
位的目标则是面向研究与教学，二者目的不同，在课程设置与培养方式上有很大
不同，比如职业性学位可能会有更多的关于领域内实际问题训练，如个案分析，
而学术性学位则有大量的科研工具性课程（比如统计学）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
学生往往要求用实际的科研结果证明自已达到了学位要求—毕业论文，而职业性
学位则可能不要求作论文。
就学费而言，大多数学术性学位在美国的研究生院并不单列，以哈佛为例，
学术性学位研究生现在学费通行8000美金，这可能既包括硕士研究生，又包括博
士研究生。而职业性学位多单列，比如药学院、理疗、及另类医疗学费8600美元；
护理学院8000美元；神学院7800美元；法学院9700美元；医学院13000美元；牙
科学院11000美元。
学术性学位多有硕士与博士两种，具有覆盖性质，即博士所受的培训与硕士
大体相同，但更为精深，你如果同时有硕士与博士学位，在你列举资历时，只需
要说是博士就行了，博士学位的全称是哲学博士。绝大多数的学科专业不要求学
生必须要拥有硕士学位才可以攻读博士学位。有许多仁慈的学校会给于不能通过
博士学位的博士生以硕士学位。
职业性学位显得更为宠杂，以医学、法学、牙科学为代表的具有较高社会地
位的专业多授予博士学位，全称为医学博士、法学博士、牙医博士等等，不会再
用哲学博士的称号，也就是说哲学博士总是代表着一定的学术修养与地位，而其
它博士则不一定。在商学院里还有商学博士，教育学也有教育学博士，我倾向于
将它们归为学术性学位，尽管全称里没有哲学博士（这两个专业里大多数学校是
授哲学博士的）。在医学领域内，大多数另类科学职业性学位由于想比齐于医生，
会授于博士学位，但其社会与经济学地位可能会差很远，比如说药学博士、理疗
博士、正脊博士（Chiropractic这是中国没有的一个另类医疗学科，翻译不一定
准确）、针炙博士、液疗博士（Homeopathic这是中国没有的一个另类医疗学科，
就是加倍稀释的那个东东，翻译不一定准确）等等。神学的职业学位也称博士。
职业性学位以商业管理为首的一系列专业会授予硕士学位，国人不懂英文的
也知道MBA。在许多的专业领域内，硕士学位可能代表了职业性学位的最高学位，
或者是唯一学位。商业领域的精算、商业管理、会计，扩展与其它学科交叉的卫
生管理，公共事务管理，医疗领域内的护理等等。
职业性学位可以是本科及以下的学位，比如护理领域内就什么样的学位都可
能，护理的哲学博士多半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护理的硕士就可能拥有处方权，
在认证，执照等各方面都与一般的注册护士不同。注册护士可以是专科
（Associate’s Degree，翻译不确定，请指正），也可以是学士，甚至硕士学
位。
职业性学位往往比学术性学位有更大的收益，所以职业性学位的学费多半要
高于学术性学位。职业性学位代表与学术性学位不同的专业训练，所以即使是拥
有哲学博士学位的人，也往往在资历（即名字后的简写资历）后附上最高的职业
性学位，如果最高职业性学位低于硕士，则往往列举认证（比如注册护士RN）。
你如果看到MD PhD，那就表示既受过职业训练又受过学术训练。如果一个人在商
业管理领域取得了PhD也曾经取得MBA，那他还是可以并列PhD MBA，因为两个学
位没有覆盖性。
由于MD是一种职业性学位，在事实上就相当于中国的医学学士学位，所以中
国的医生向外联系时自称MD是没有错的。但应适当阐明，比如仍旧列举MB，但标
注MD Equivalent就算是比较审慎的作法。
职业性学位并不说就没有能力搞学术，对于长线专业如医学与法学，其在科
学与研究上的训练强度是完全不亚于国内的博士的，与国外的PhD可能稍差，所
以你往往可以见到MD或JD继续修其它学位，以加强学术与研究能力。我在这里显
得有点歧视国内的博士教育，国内导师质量有限，断代现象严重，科研协作能力
差，基础知识不扎实，我觉得我的评议在总体上是公正的，不同意的请举手。
国内对学位的看法比较单一，总认为博士高于硕士，硕士高于学士，在博士
之上还来一个博士后，这是缺乏专业精神的体现。要知道在外国被称为Doctor
（医生）与被称为Doctor（博士）感受是不一样的，一位商学院的教授就爱讲其
PhD朋友用Doctor身份去车行忽悠车行的消售人员。在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里，
博士早就不“博”了，不同的专业领域的夸度是很大的，用单一的分级制并不能
显示各种学位之间的分别，最重要的是同行专家评议，而不是看头衔的大小，学
位的高低。
我在大学的时代，有一位老师取得了另一个本科学位，国人称之双学位，后
来参加工作，知道双（学士）学位享受硕士待遇，现在觉得极为好笑，周围拥有
两个以上学位的人太多了，许多医生除了MD以外都有其它学位，本人也有一大堆
学位。学位不能做加减乘除，多一点管理常识，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国人需牢
牢记住，术业有专攻，不懂的地方，请教专业人员，才会显得敬业一点。
最后我谈谈博士后这个不存在的学位。博士后不是一个学位，没有专门的训
练计划，也没有学位证书，只是在相关人员的履历中的一个经历。博士后的目的
原本是为刚取得博士学位的人提供一个将学位论文整理成发表文章的机会或（和）
给予新毕业博士与该学术领域现有人员合作的机会，往往只发放能维持生活的津
贴，与真正参加工作的人的工资有很大差别。差别有多大呢？博士后工作津贴范
围在16000~48000美元之间，大多数在30000美元左右。我所在学校的研究生助理
（助研与助教）半时工作年收入18000美元左右，按全时算，高于博士后工作。
根据Salary.com的数据，实验室技术人员收入的中位数是38000美元，也高于博
士后工作，与研究生助理相当。不完全调查我所在科室9位秘书，工资范围在
27000到40000美元之间，平均超过36000美元。
博士后工作的称号一般来说有两种，研究助理（Research Associate）与研
究同工（Research Fellowship，翻译不当处请指正），后者一般优于前者，无
论是从收入，还是学术训练上。另外博士后工作未必只局限于博士才能做，有时
候那些未明确标明是博士后（Postdoctoral）的，有硕士学位及相关资历的也可
以做，有时候会标硕士后（Post-Master’s），有时候直接标硕博士后，那些工
作硕士博士做，待遇没有太大区别，更多的是取决于工作经历及相关经验。
由于博士后并不发放全额工资，相对同等资历的人就“廉价”许多（对比实
验室技术人员，博士后可干更多的事，发更少的工资），所以不少研究机构为节
约成本就建立大量的博士后职位，许多国际博士来到美国作博士后就多半屈居于
这些职位，多年以后，仁慈的老板会给予这些博士后“研究科学家（Research
Scientist）”的称号，由于是正式职位，工资涨上去了，大家是要庆贺的。我
的美国本土同学甚少做博士后的，要做，多半是研究同工，还得去有名的地方做，
待遇接近高限。
我的目的在此不是要贬低国外工作于博士后职位的人，而是在中国以博士后
为幌子胡吹的人多了，在此加以明示。博士后就是一个简单的工作经历，有没有
价值，要看与什么人工作，有什么样的成果，在名片上印上博士后
（Post-Doctorate），那是很无聊的事情。
中国把博士后当作正式学位来办，这样把这个“学位”列出来也许有道理，
但未免对其它大量的博士硕士太不公了，说明这些学位就有点水份了，降级了。
我看还是跟国际接接轨罢。不然，中国的学位体系还得加一级，硕士后！如果真
是那样，咱们还得加一个学位：脸皮后（厚），这一学位专为不懂行的“专家”
而设立。
对“找错”的2007年9月1日质疑的答覆
我的本意就是要让更多的人起来关注中国医疗卫生的现状，得到找错的质疑
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性，在此表示感谢。我的确原来是外科医生，出国后先后修
习了卫生管理，工商管理的硕士（都是职业性学位），后来又修习了卫生管理的
博士，专业是组织机构与管理学（主要专业）及卫生经济学（次要专业）。我大
致还算我所在领域的新丁，因此作此系列的确有赶鸭子上架的味道，不敢以专家
（有点专，未及家）自居，更多的是希望开启一个讨论，对中国将来卫生的走向
或有所贡献。
如何评议与接受我的观点是读者的事情，我唯一希望的是大家本着事实与逻
辑，不要添其它的料。我本来也以为谈清楚中国医疗体系中的障碍不是一件难事，
用不了太多的笔墨，但行文至此，而至于块头过大，很多时候不是我可以控制的。
我尽量考虑到读者的特点而未象学术性文章那样铺展，当然还适当地引入生活例
证以求易懂。功力不足之处，还望大家谅解。我的计划中是有英文版的，那时会
引入更多的学术论证，对我的文章认为学术性不够的人，还望暂时担待。
对于找错的质疑我会尽量地解释以求对他的尊重，但限于他对我作文篇幅的
要求，也力求精简。有许多地方我认为将在我的系列下文中解释的，这里就只是
提及，不作进一步的阐述。
首先我想再次申明，我的目的是引发讨论，我并不认为自已就是真理的化身，
但要转化我的观点与认识，必须要事实与逻辑两种元素，缺一不可。由于我不能
如期归国，受环境所限，我的资料有很大不足，提供事实与资料的，我万分感激，
因为那可以减少我观点与学术中的错失。
1·【医生在医院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在做专业的事情，把自己工作的环境整
理一下并无损于医生的尊严。寻正先生常年累月对着两扇脏兮兮的玻窗思考专业
问题，显然对医院环境的恶劣有了相当的忍受能力，干嘛非要跑到国外去呢？国
外的医生是否除了专业工作什么都不做？至少自己的办公桌得收拾一下吧。】
我正因为忍受不了恶烈的环境才逃到国外，我有了忍受能力，就得要忍下去？
你叫国外的医生做清洁？可以这样说，无论你在该系统中担任什么职位，明天就
开革你！
2·【中国的医生的收入与普通人相比并不低，但确实没有高到发达国家的
水平，但这与医德并无必然联系。个别医生固然可以很无耻地宣称：给老子这点
收入老子就得如何如何……医生如此，警察如此，教师如此，各行各业都如此，
狗日的，这他妈的还是“人”生活的世界吗？幸好，情况并不像寻正先生讲得那
么糟糕，实际情况是：中国依靠2%的医疗资源解决了世界上22%人口的健康问题，
而且也没有差到哪里去，我们的人均预期寿命就说明了中国的医疗体系的保障作
用是可靠的，我们医生的医德医风是靠得住的。说一句官话吧：主流是好的。】
中国医生的收入低不低，我在前面已经做了详细的阐述，还会进一步阐述，
不在这里讨论了。各行业收入的高低有自然的规律，我着重介绍人力抗天的后果，
医生争取合理的收入，那是他们的权利，叫天赋人权，一点都不可耻。中国依靠
2%的资源解决了22%的人口的健康问题，出自卫生部的长官，是一个数字游戏，
听起来很引人骄傲，实则很愚蠢，中医还未诞生之前，氏族首长可以说，我们没
用任何资源，解决了所有人的健康问题！难道中国回到二十年前，可以说中国用
世界上0.5%的医疗资源，解决了30%的人口的健康问题？咱们不妨把句式调整一
下，中国占全球22%的人口，却只得到了2%的医疗资源！这不，荣耀立马变成耻
辱，究竟是体面，还是失责，读者自已判断罢。用寿命来说明医疗体系的保障作
用，显得没有读懂我的文章，以后还有更多的阐述，不要边看电视边读我的文章。
提醒一句，不好好行医，七八十岁的老人照样提刀砍人的。
3·【中国的医生已经够苦的了，请寻正先生就不要再往他们身上泼脏水，
往他们的伤口上撒盐。这种话看似在为医生鸣不平，而言外之意确在暗示：中国
的医生不能尊重他们的病人。这和我们那些故意夸大医患矛盾的媒体何其相似，
实际上是在鼓动群众斗群众。】
所谓清者自清，我就是要找出那脏水的源泉，怪罪不到我的身上，找错也知
道医生苦，有伤口，我还以为你很满意于那2%换22%的数字游戏呢。我在此申明，
我的动机就是要鼓动群众斗无能的管理者，低效的医疗体系，医生么，去伪存精，
有什么样的帽子，都扣上来罢。中国医生是否尊重病人，所谓群众的眼睛是血
（雪）亮的，用不着你我为此大动干戈，找错在国内的话，不妨去作一个符合科
学规范的调查报告，填补填补这方面的空。我虽然是新丁，帮忙作科研设计还是
称职的。
4·【本人对这个数据的真实程度表示严重怀疑。寻正先生曾经工作过的中
国医院果真如此吗？您认为这样的医院如何能够运作下去？我没有第一手的数据
用来分析，但我想造成这个荒唐比例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中国有大量的单打独
斗的所谓赤脚医生，他们不需要护士，一个人包办所有的工作；我们的执业医生
也包括执业中医，他们也基本上不需要其他人的协作。另外也如寻正所说的学而
优则仕，国内医院里面的管理人员大部分来源于医生，他们走上管理岗位后通常
是不会放弃执业资格的。在一家正常的现代综合型医院里面，1：1.83的比例是
无论如何不能运转的。我所了解的医院里面，一线医生和其他人员的比例是1：4
左右，但不从事医疗工作执业医生却要多出不少，这或许是中国特色吧。】
我虽然精于数理统计，但造数据的事是不会为之的，我所在的体系不会为明
晃晃的数字给我奖励与提职，所以也缺乏这样的动机。找错认真读我的文章，就
知道关于中国的数据大多来源于中国卫生部，不妨向他们质疑去罢，很多时候那
是我想做的事情，由于意识到多半会得到白眼儿，终而至于不做，有人代劳，我
是很高兴的。荒唐比例是没有“合理”解释的，你说中国有足够的医生，赤脚医
生就算医生，我要医护比例，赤脚医生就不算医生？如果你有心复查我所列的数
据，你应当知道赤脚医生却多半是算作支持或其它人员的，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能
通过医师认证，而卫生部的统计数据在2002年起就只承认有执照的医生为医生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还高估了医生与支持人员的比例（如果你再细心读的话，我
在原文中的确是故意高估以求保守数据的）。我在讨论宏观大系统的时候，你就
得睁大眼睛，不要只盯着自已那三分地，你的1：4得要给我依据，随意编造，我
是不买账的。大系统与小系统不具有可比性，不然，我也可以给你几个有根据的
一个医生配置几十个护士的医院。宏微观有机统一，但不可简单对比，比如我常
说的经济学（宏观）你就得要用恶意来推测世人，但在（微观）实际管理一家医
院，一个机构时，你就得有善意的假定，否则你就很难成为一个合格的管理人员。
对于微观系统的管理，比如医院的管理，由于我曾经受到过这方面的系统训练，
我也将出专章讨论，敬请稍待。
你用什么来定义“正常的综合医院”的？你的思维显得不严密，能告诉大家
你的专业训练背景么？（我这里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告诉你随意贬损人会有什
么效果。）
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性，在此表示感谢。我的确原来是外科医生，出国后先后修
习了卫生管理，工商管理的硕士（都是职业性学位），后来又修习了卫生管理的
博士，专业是组织机构与管理学（主要专业）及卫生经济学（次要专业）。我大
致还算我所在领域的新丁，因此作此系列的确有赶鸭子上架的味道，不敢以专家
（有点专，未及家）自居，更多的是希望开启一个讨论，对中国将来卫生的走向
或有所贡献。
如何评议与接受我的观点是读者的事情，我唯一希望的是大家本着事实与逻
辑，不要添其它的料。我本来也以为谈清楚中国医疗体系中的障碍不是一件难事，
用不了太多的笔墨，但行文至此，而至于块头过大，很多时候不是我可以控制的。
我尽量考虑到读者的特点而未象学术性文章那样铺展，当然还适当地引入生活例
证以求易懂。功力不足之处，还望大家谅解。我的计划中是有英文版的，那时会
引入更多的学术论证，对我的文章认为学术性不够的人，还望暂时担待。
对于找错的质疑我会尽量地解释以求对他的尊重，但限于他对我作文篇幅的
要求，也力求精简。有许多地方我认为将在我的系列下文中解释的，这里就只是
提及，不作进一步的阐述。
首先我想再次申明，我的目的是引发讨论，我并不认为自已就是真理的化身，
但要转化我的观点与认识，必须要事实与逻辑两种元素，缺一不可。由于我不能
如期归国，受环境所限，我的资料有很大不足，提供事实与资料的，我万分感激，
因为那可以减少我观点与学术中的错失。
1·【医生在医院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在做专业的事情，把自己工作的环境整
理一下并无损于医生的尊严。寻正先生常年累月对着两扇脏兮兮的玻窗思考专业
问题，显然对医院环境的恶劣有了相当的忍受能力，干嘛非要跑到国外去呢？国
外的医生是否除了专业工作什么都不做？至少自己的办公桌得收拾一下吧。】
我正因为忍受不了恶烈的环境才逃到国外，我有了忍受能力，就得要忍下去？
你叫国外的医生做清洁？可以这样说，无论你在该系统中担任什么职位，明天就
开革你！
2·【中国的医生的收入与普通人相比并不低，但确实没有高到发达国家的
水平，但这与医德并无必然联系。个别医生固然可以很无耻地宣称：给老子这点
收入老子就得如何如何……医生如此，警察如此，教师如此，各行各业都如此，
狗日的，这他妈的还是“人”生活的世界吗？幸好，情况并不像寻正先生讲得那
么糟糕，实际情况是：中国依靠2%的医疗资源解决了世界上22%人口的健康问题，
而且也没有差到哪里去，我们的人均预期寿命就说明了中国的医疗体系的保障作
用是可靠的，我们医生的医德医风是靠得住的。说一句官话吧：主流是好的。】
中国医生的收入低不低，我在前面已经做了详细的阐述，还会进一步阐述，
不在这里讨论了。各行业收入的高低有自然的规律，我着重介绍人力抗天的后果，
医生争取合理的收入，那是他们的权利，叫天赋人权，一点都不可耻。中国依靠
2%的资源解决了22%的人口的健康问题，出自卫生部的长官，是一个数字游戏，
听起来很引人骄傲，实则很愚蠢，中医还未诞生之前，氏族首长可以说，我们没
用任何资源，解决了所有人的健康问题！难道中国回到二十年前，可以说中国用
世界上0.5%的医疗资源，解决了30%的人口的健康问题？咱们不妨把句式调整一
下，中国占全球22%的人口，却只得到了2%的医疗资源！这不，荣耀立马变成耻
辱，究竟是体面，还是失责，读者自已判断罢。用寿命来说明医疗体系的保障作
用，显得没有读懂我的文章，以后还有更多的阐述，不要边看电视边读我的文章。
提醒一句，不好好行医，七八十岁的老人照样提刀砍人的。
3·【中国的医生已经够苦的了，请寻正先生就不要再往他们身上泼脏水，
往他们的伤口上撒盐。这种话看似在为医生鸣不平，而言外之意确在暗示：中国
的医生不能尊重他们的病人。这和我们那些故意夸大医患矛盾的媒体何其相似，
实际上是在鼓动群众斗群众。】
所谓清者自清，我就是要找出那脏水的源泉，怪罪不到我的身上，找错也知
道医生苦，有伤口，我还以为你很满意于那2%换22%的数字游戏呢。我在此申明，
我的动机就是要鼓动群众斗无能的管理者，低效的医疗体系，医生么，去伪存精，
有什么样的帽子，都扣上来罢。中国医生是否尊重病人，所谓群众的眼睛是血
（雪）亮的，用不着你我为此大动干戈，找错在国内的话，不妨去作一个符合科
学规范的调查报告，填补填补这方面的空。我虽然是新丁，帮忙作科研设计还是
称职的。
4·【本人对这个数据的真实程度表示严重怀疑。寻正先生曾经工作过的中
国医院果真如此吗？您认为这样的医院如何能够运作下去？我没有第一手的数据
用来分析，但我想造成这个荒唐比例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中国有大量的单打独
斗的所谓赤脚医生，他们不需要护士，一个人包办所有的工作；我们的执业医生
也包括执业中医，他们也基本上不需要其他人的协作。另外也如寻正所说的学而
优则仕，国内医院里面的管理人员大部分来源于医生，他们走上管理岗位后通常
是不会放弃执业资格的。在一家正常的现代综合型医院里面，1：1.83的比例是
无论如何不能运转的。我所了解的医院里面，一线医生和其他人员的比例是1：4
左右，但不从事医疗工作执业医生却要多出不少，这或许是中国特色吧。】
我虽然精于数理统计，但造数据的事是不会为之的，我所在的体系不会为明
晃晃的数字给我奖励与提职，所以也缺乏这样的动机。找错认真读我的文章，就
知道关于中国的数据大多来源于中国卫生部，不妨向他们质疑去罢，很多时候那
是我想做的事情，由于意识到多半会得到白眼儿，终而至于不做，有人代劳，我
是很高兴的。荒唐比例是没有“合理”解释的，你说中国有足够的医生，赤脚医
生就算医生，我要医护比例，赤脚医生就不算医生？如果你有心复查我所列的数
据，你应当知道赤脚医生却多半是算作支持或其它人员的，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能
通过医师认证，而卫生部的统计数据在2002年起就只承认有执照的医生为医生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还高估了医生与支持人员的比例（如果你再细心读的话，我
在原文中的确是故意高估以求保守数据的）。我在讨论宏观大系统的时候，你就
得睁大眼睛，不要只盯着自已那三分地，你的1：4得要给我依据，随意编造，我
是不买账的。大系统与小系统不具有可比性，不然，我也可以给你几个有根据的
一个医生配置几十个护士的医院。宏微观有机统一，但不可简单对比，比如我常
说的经济学（宏观）你就得要用恶意来推测世人，但在（微观）实际管理一家医
院，一个机构时，你就得有善意的假定，否则你就很难成为一个合格的管理人员。
对于微观系统的管理，比如医院的管理，由于我曾经受到过这方面的系统训练，
我也将出专章讨论，敬请稍待。
你用什么来定义“正常的综合医院”的？你的思维显得不严密，能告诉大家
你的专业训练背景么？（我这里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告诉你随意贬损人会有什
么效果。）
释义篇（1）专（职）业精神
我在不少的地方都谈及了专业或职业精神，由于传统文化对专业不够重视，
习惯于通才，所谓一俊掩百丑，看看曾经加在毛主席身上的头衔你就知道了，父
亲曾经对我说，毛主席懂医，因为他在一篇文章中用血液循环作了比喻，令我当
时大笑不止。
国人做社会科学的老是爱寻经究典，不是孔子老子，就是马恩列斯，跟中国
的诗人做诗一样，常常落不到实处。我由于出身（农村），由于教养（一半是农
民，一半是医生），由于自以为是的科学精神，多半是不能被中国文化归于雅人
一类，读李白的诗，就常觉得无聊，很有些无病呻呤，这话说出来，有些对不住
那一打教导过我的语文教师，但我是他们教育失败的产品，实在也怪我不得。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管理学也是，我在读MBA时上财经学课程，教授非得认
为他所教的是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但其实不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最大
区别就在于事物的分类与定义。自然科学有严格的分类体系与定义，社会科学常
常没有，社会科学中一种新的思潮，新的理论，就往往起源于重新定义与分类现
有的社会现象。比如马克思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就来源于他定义阶级，对阶级
现象的研究，以及基于这样的分类与定义系统而形成的对世界的看法。
我这理要谈的专业或专业现象也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著名学
者安德鲁·阿波特就专门为解释这一现象而作过一本书，叫《专业系统论》，算
是这一领域的经典了。我在这里不是要详细阐述这一现象的社会学意义，而是要
明确我使用专业或职业精神一词时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不引用阿波特而用传
播更为广泛的媒体的定义。
专业相当于英文中的Profession。 在维基百科上是这样介绍的：A
professional is a worker required to possess a large body of knowledge
derived from extensive academic study (usually tertiary), with the
training almost always formalized.一个专业人员需要通过常常是正式的，高
级的，全面的学术性的学习而掌握了一门系统知识。又讲，Professions are at
least to a degree self-regulating, in that they control the training
and evaluation processes that admit new persons to the field, and in
judging whether the work done by their members is up to standard. 各种
专业起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律性，即它们自已掌控培养与评议新入成员以及判
定专业成员的工作是否符合专业标准。This differs from other kinds of
work where regulation (if considered necessary) is imposed by the state,
or where official quality standards are often lacking. 与之相对应的其
它行业，管理条规，如果需要的话，是由政府制定的，或者根本就缺乏正式的质
量标谁。
对于专业人员，维基说Professionals usually have autonomy in the
workplace - they are expected to utilize their independent judgment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in carrying out their responsibilities.专业人
员通常在工作上拥有自主性：他们应当通过他们自已独立的判断与行业道德标准
来完成他们的任务。 This holds true even if they are employees instead
of working on their own. 这一点在他们是雇员而不是独立责任人时同样有效。
Typically a professional provides a service (in exchange for payment
or salary), in accordance with established protocols for licensing,
ethics, procedures, standards of service and training / certification.
专业人员大多（为工资或报酬而）提供某种服务，该服务服从于现有的在执照、
道德、程序、服务质量、培训、与认证各方面的标准。
那么平常所说的职业，范围就要更大一些，凡是有专长需要特别培训的工作
大都可以算上。对职业的定义，就只具有些专业的特点，比如说需要培训，可以
有职业范围内的行业标准。在日常生活中，很多算不上专业的人员也用专业自称，
比如我工作医疗体系的清洁工人，常称他们为专业人员，其他人也不反对，因为
他们也的确拥有一个知识体系，让他们（清洁）工作的效率高于业外人员。
在日常生活中，哪些人算是专业人员呢？神职人员（包括和尚、尼姑、道
士），医生，教师，学者，护士，会计，律师，专职管理人员，等等。事实上，
随着社会分工的加深，专业人员会进一步分化，形成大专业内的小专业，比如医
生会形成更多的专科医生，教师也会专教某一门学问，学者就不用说了，科学分
支已经是成百上千了。同样一些职业，技术含量低至清洁工人，也会逐渐形成知
识体系，向专业化靠拢。
由于有自律性，专业人员可以逃避由政府出面制定规章约束（导致行业成本
增加），那专业内部常常有高于普通社会道德的要求，这种要求在各行业不一样，
大多有具体的细则。如果一言概括之，那就是我常提到的专业精神，职业精神，
以及敬业精神，对我来说，这些词汇有着细微差别，但大体是可以通用的。
这种道德或者说精神我有如下的定义，即从业者不计个人代价地追求完美的
服务品质。完美的服务品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专业知识的追求，二是对应
用专业知识的过程的追求。前者么，方舟子热爱科学，有生物学专业培训背景，
你在科学知识与生物学方面胡说八道，他跟你急，那就是专业精神的体现，尽管
这种讨论不一定会有社会效益。一个奇迹发生了，神职人员感谢上帝，以此为契
机教导人们向善，那也是专业精神的体现。在以科学为基础的专业范围内撒谎，
那是对专业知识的亵渎，是极度缺乏专业精神的体现。
接受现代医学培训的医生应当以科学为准则，排斥迷信与不可靠的诊疗手段，
与中医合谋病人的钱包，实在是缺乏专业精神，品行低下。对专业知识的追求，
还往往要求我们言行一致，就象华佗练五禽戏一样，专业知识内化到自已的行为
上来。作为科学知识的追求者，健康的维护人，不少医生本身还传播，力行没有
科学依据的陈旧知识体系，非常缺乏专业精神。比如说我见到不少中国受到现代
医学训练的人，甚至到国外还受到博士训练，生了小孩，还不愿接触冷水，即使
在暑天也不吃冷的食物，谓之曰不接触风寒！美国医生反而要求产妇用冷水冲浴
肿胀的阴部，以促使尽快恢复。
军人作战要勇敢，愿意为作战的胜利而献出生命，那是对应用专业知识与能
力的过程的追求，比如黄继光，董存瑞。雷锋不算，成天不在自已专业范围内追
求完美，不是好傍样。军人作战的目的不是为了胜利，而是为了自已的乡亲，老
百姓财产与生命得到保护，作战不力，逃入百姓中间，或是鼓惑没有武器的人民
起来反抗现代武器，是极度缺乏专业精神的表现，鼓吹人民战争与民族战争者就
是恶例，所谓输得体面，赢得漂亮，没有能力保护自已的人民，就应当教导人民
在恶烈的生存环境下取得最大利益，而不是一味的反抗。把平民当作保护伞从而
危及平民生命，无论如何，品行是卑劣的。
我对佛教有着定见，以为他们出世的方式与追求尽管也抚慰了失落的心灵，
缓解了低层社会危机（所谓人逢绝境加倍勇，很难预料绝境中的人会做什么），
但总的来说，佛教很容易变成失落者的集体（The community of losers），并
且佛教不鼓励人们积极追求创造社会财富，所以他们的社会作用很容易为他们对
社会财富的消耗所抵消。对宣扬克已，非暴力，追求出世的佛教徒而言，少林寺
无疑最没有专业精神的了：对暴力的宣染与追求，对社会财富不客气的攫取，居
然还卖壮阳丸？何其卑劣！
中国的警察的职业精神极为欠缺，在美国看西部片，当看到警察为后来执行
了死刑的犯人冒生命危险，保护其不为愤怒的众人所伤害时，我知道了什么是警
察应有的职业精神—保护法律的尊严。拼命追捕逃犯并不一定是具有职业精神，
因为当你也破坏法律时，你所有的行为都前功尽弃了。更不说与罪犯同流合污了。
前不久看到一位武汉人描述返乡后看到的武汉，其中有一个场景，几位女性拖着
卖家俱的老板非要低价买他的家俱，到场的警察劝说老板忍让。很多人看到这里
觉得这几位女性可笑，抑或可爱。但我就觉得这位警察混账无比，因为他亵渎了
法律，有这样的警察，中国法制再建全也没有用！
我最后想提及的就是教师了。教师在中国社会里享有特别的尊崇，有所谓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当这些“终身之父”被政府拖欠工资的时候，
也的确显得有些可怜，但现在教育产业化了，收入也长上来了，拖欠的工资也结
清了，咱们也该可以讨论讨论教师们的职业精神了。教师当中的混蛋不比医生少，
可能比医生更为欠缺专业精神。教育的目的是什么？考试么？学生为了一堆可能
有用，或者就根本没用的知识疲于奔命（学生劳作的时间是要远超过其他从业人
员的，有如旧时的童工，前不久回国，看到小侄儿早7点出发，晚11点归家，不
消说，努力去了）。当老师振振有词把追求考试成绩怪罪于高考指挥梆的失误时，
似乎忘记了所谓专业人员是要有独立的判断与应用，这责任可以乱推么？这教育
二字，一半教，一半育，中国的老师们，除了考虑拖欠的工资与学生补习的酬劳，
是否也应该反省反省自已教了多少，又育了多少。追求完美的知识与应用，在填
鸭式的追求分数的环境中，两者都很欠缺的罢。
中国职业精神，专业精神的缺乏，教育体系责任重大。我现在每天要花大量
的时间来撰写这一系列文章，方舟子也不付我稿酬，不为别的，因为我喜好，觉
得这样花时间比打游戏，看电视强。兴趣的指引，让我觉得我在专业上的追求成
本低下，因为我在追求过程中也得到了满足。
我幼时并没有那么确定将来要干什么，中学时我在物理学上就显得极有天赋，
当然最有天赋的还是语文了，我总是在第一周内把拿到手的语文课本读完。物理
老师很赞赏我的才华，一度把我当做尖子培养，但有点骄傲的我错过了老师“分
析”校内物理竞赛试题的良机，终而至于做错了一道大题而名落深山，于是尖子
的名号取消，特别培养也没有了，后来还参加物理竞赛，但总在刁钻的大题上跌
跟头，物理老师连看我的兴趣都没有了。但我总是认为要是能得到适当的培养，
我还是有可能拿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哈）！没办法，高考时由于自已“自由散
漫”，被学校挂了一个“刁民”的标签，最后进了有关系的医学院。中国的医学
院内也没得选择，没进校门，父亲就知道我将会成为临床医生，在讨论健康问题
时，也不由自主的带了些尊重的味道…
中国的教育系统就象种瓜，这里挖坑，搭架，牵藤，你的追求就是喘气寻求
阳光，你结什么瓜，瓜农早就算计好了。但我总觉得多少有些弱智（应该说弱德，
但不好意思造生词，故且用之）的老师并没有让中学时代的我们找到自已的兴趣
所在，填高考志愿也未必懂得所选的学校与专业是什么东东，所以当学到后来，
多有发现自已对本专业没有兴趣的了，但中国教育体系对瓜甜不甜没兴趣，所以
大家还是结瓜农事先定好的瓜。在我的同学中也有成功地在中国教育体系中转换
专业的，一位比我低一级的女生考取了文学的研究生，让人终身佩服。进了美国
的学校才知道教育可以这样办，我在读卫生管理硕士的同学近二十号人，几乎没
有相同（本科）专业背景的人！大学则给予你两年的时间选择专业，当然，之后
你如果要换专业，只需要达到该专业的课程需要就行了。
所谓强扭的瓜不甜，中国应该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发展他们的兴趣，培养他
们对专业的爱好，从而提高提升专（职）业精神，创建真正合谐的社会。唉，我
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习惯于通才，所谓一俊掩百丑，看看曾经加在毛主席身上的头衔你就知道了，父
亲曾经对我说，毛主席懂医，因为他在一篇文章中用血液循环作了比喻，令我当
时大笑不止。
国人做社会科学的老是爱寻经究典，不是孔子老子，就是马恩列斯，跟中国
的诗人做诗一样，常常落不到实处。我由于出身（农村），由于教养（一半是农
民，一半是医生），由于自以为是的科学精神，多半是不能被中国文化归于雅人
一类，读李白的诗，就常觉得无聊，很有些无病呻呤，这话说出来，有些对不住
那一打教导过我的语文教师，但我是他们教育失败的产品，实在也怪我不得。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管理学也是，我在读MBA时上财经学课程，教授非得认
为他所教的是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但其实不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最大
区别就在于事物的分类与定义。自然科学有严格的分类体系与定义，社会科学常
常没有，社会科学中一种新的思潮，新的理论，就往往起源于重新定义与分类现
有的社会现象。比如马克思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就来源于他定义阶级，对阶级
现象的研究，以及基于这样的分类与定义系统而形成的对世界的看法。
我这理要谈的专业或专业现象也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著名学
者安德鲁·阿波特就专门为解释这一现象而作过一本书，叫《专业系统论》，算
是这一领域的经典了。我在这里不是要详细阐述这一现象的社会学意义，而是要
明确我使用专业或职业精神一词时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不引用阿波特而用传
播更为广泛的媒体的定义。
专业相当于英文中的Profession。 在维基百科上是这样介绍的：A
professional is a worker required to possess a large body of knowledge
derived from extensive academic study (usually tertiary), with the
training almost always formalized.一个专业人员需要通过常常是正式的，高
级的，全面的学术性的学习而掌握了一门系统知识。又讲，Professions are at
least to a degree self-regulating, in that they control the training
and evaluation processes that admit new persons to the field, and in
judging whether the work done by their members is up to standard. 各种
专业起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律性，即它们自已掌控培养与评议新入成员以及判
定专业成员的工作是否符合专业标准。This differs from other kinds of
work where regulation (if considered necessary) is imposed by the state,
or where official quality standards are often lacking. 与之相对应的其
它行业，管理条规，如果需要的话，是由政府制定的，或者根本就缺乏正式的质
量标谁。
对于专业人员，维基说Professionals usually have autonomy in the
workplace - they are expected to utilize their independent judgment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in carrying out their responsibilities.专业人
员通常在工作上拥有自主性：他们应当通过他们自已独立的判断与行业道德标准
来完成他们的任务。 This holds true even if they are employees instead
of working on their own. 这一点在他们是雇员而不是独立责任人时同样有效。
Typically a professional provides a service (in exchange for payment
or salary), in accordance with established protocols for licensing,
ethics, procedures, standards of service and training / certification.
专业人员大多（为工资或报酬而）提供某种服务，该服务服从于现有的在执照、
道德、程序、服务质量、培训、与认证各方面的标准。
那么平常所说的职业，范围就要更大一些，凡是有专长需要特别培训的工作
大都可以算上。对职业的定义，就只具有些专业的特点，比如说需要培训，可以
有职业范围内的行业标准。在日常生活中，很多算不上专业的人员也用专业自称，
比如我工作医疗体系的清洁工人，常称他们为专业人员，其他人也不反对，因为
他们也的确拥有一个知识体系，让他们（清洁）工作的效率高于业外人员。
在日常生活中，哪些人算是专业人员呢？神职人员（包括和尚、尼姑、道
士），医生，教师，学者，护士，会计，律师，专职管理人员，等等。事实上，
随着社会分工的加深，专业人员会进一步分化，形成大专业内的小专业，比如医
生会形成更多的专科医生，教师也会专教某一门学问，学者就不用说了，科学分
支已经是成百上千了。同样一些职业，技术含量低至清洁工人，也会逐渐形成知
识体系，向专业化靠拢。
由于有自律性，专业人员可以逃避由政府出面制定规章约束（导致行业成本
增加），那专业内部常常有高于普通社会道德的要求，这种要求在各行业不一样，
大多有具体的细则。如果一言概括之，那就是我常提到的专业精神，职业精神，
以及敬业精神，对我来说，这些词汇有着细微差别，但大体是可以通用的。
这种道德或者说精神我有如下的定义，即从业者不计个人代价地追求完美的
服务品质。完美的服务品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专业知识的追求，二是对应
用专业知识的过程的追求。前者么，方舟子热爱科学，有生物学专业培训背景，
你在科学知识与生物学方面胡说八道，他跟你急，那就是专业精神的体现，尽管
这种讨论不一定会有社会效益。一个奇迹发生了，神职人员感谢上帝，以此为契
机教导人们向善，那也是专业精神的体现。在以科学为基础的专业范围内撒谎，
那是对专业知识的亵渎，是极度缺乏专业精神的体现。
接受现代医学培训的医生应当以科学为准则，排斥迷信与不可靠的诊疗手段，
与中医合谋病人的钱包，实在是缺乏专业精神，品行低下。对专业知识的追求，
还往往要求我们言行一致，就象华佗练五禽戏一样，专业知识内化到自已的行为
上来。作为科学知识的追求者，健康的维护人，不少医生本身还传播，力行没有
科学依据的陈旧知识体系，非常缺乏专业精神。比如说我见到不少中国受到现代
医学训练的人，甚至到国外还受到博士训练，生了小孩，还不愿接触冷水，即使
在暑天也不吃冷的食物，谓之曰不接触风寒！美国医生反而要求产妇用冷水冲浴
肿胀的阴部，以促使尽快恢复。
军人作战要勇敢，愿意为作战的胜利而献出生命，那是对应用专业知识与能
力的过程的追求，比如黄继光，董存瑞。雷锋不算，成天不在自已专业范围内追
求完美，不是好傍样。军人作战的目的不是为了胜利，而是为了自已的乡亲，老
百姓财产与生命得到保护，作战不力，逃入百姓中间，或是鼓惑没有武器的人民
起来反抗现代武器，是极度缺乏专业精神的表现，鼓吹人民战争与民族战争者就
是恶例，所谓输得体面，赢得漂亮，没有能力保护自已的人民，就应当教导人民
在恶烈的生存环境下取得最大利益，而不是一味的反抗。把平民当作保护伞从而
危及平民生命，无论如何，品行是卑劣的。
我对佛教有着定见，以为他们出世的方式与追求尽管也抚慰了失落的心灵，
缓解了低层社会危机（所谓人逢绝境加倍勇，很难预料绝境中的人会做什么），
但总的来说，佛教很容易变成失落者的集体（The community of losers），并
且佛教不鼓励人们积极追求创造社会财富，所以他们的社会作用很容易为他们对
社会财富的消耗所抵消。对宣扬克已，非暴力，追求出世的佛教徒而言，少林寺
无疑最没有专业精神的了：对暴力的宣染与追求，对社会财富不客气的攫取，居
然还卖壮阳丸？何其卑劣！
中国的警察的职业精神极为欠缺，在美国看西部片，当看到警察为后来执行
了死刑的犯人冒生命危险，保护其不为愤怒的众人所伤害时，我知道了什么是警
察应有的职业精神—保护法律的尊严。拼命追捕逃犯并不一定是具有职业精神，
因为当你也破坏法律时，你所有的行为都前功尽弃了。更不说与罪犯同流合污了。
前不久看到一位武汉人描述返乡后看到的武汉，其中有一个场景，几位女性拖着
卖家俱的老板非要低价买他的家俱，到场的警察劝说老板忍让。很多人看到这里
觉得这几位女性可笑，抑或可爱。但我就觉得这位警察混账无比，因为他亵渎了
法律，有这样的警察，中国法制再建全也没有用！
我最后想提及的就是教师了。教师在中国社会里享有特别的尊崇，有所谓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当这些“终身之父”被政府拖欠工资的时候，
也的确显得有些可怜，但现在教育产业化了，收入也长上来了，拖欠的工资也结
清了，咱们也该可以讨论讨论教师们的职业精神了。教师当中的混蛋不比医生少，
可能比医生更为欠缺专业精神。教育的目的是什么？考试么？学生为了一堆可能
有用，或者就根本没用的知识疲于奔命（学生劳作的时间是要远超过其他从业人
员的，有如旧时的童工，前不久回国，看到小侄儿早7点出发，晚11点归家，不
消说，努力去了）。当老师振振有词把追求考试成绩怪罪于高考指挥梆的失误时，
似乎忘记了所谓专业人员是要有独立的判断与应用，这责任可以乱推么？这教育
二字，一半教，一半育，中国的老师们，除了考虑拖欠的工资与学生补习的酬劳，
是否也应该反省反省自已教了多少，又育了多少。追求完美的知识与应用，在填
鸭式的追求分数的环境中，两者都很欠缺的罢。
中国职业精神，专业精神的缺乏，教育体系责任重大。我现在每天要花大量
的时间来撰写这一系列文章，方舟子也不付我稿酬，不为别的，因为我喜好，觉
得这样花时间比打游戏，看电视强。兴趣的指引，让我觉得我在专业上的追求成
本低下，因为我在追求过程中也得到了满足。
我幼时并没有那么确定将来要干什么，中学时我在物理学上就显得极有天赋，
当然最有天赋的还是语文了，我总是在第一周内把拿到手的语文课本读完。物理
老师很赞赏我的才华，一度把我当做尖子培养，但有点骄傲的我错过了老师“分
析”校内物理竞赛试题的良机，终而至于做错了一道大题而名落深山，于是尖子
的名号取消，特别培养也没有了，后来还参加物理竞赛，但总在刁钻的大题上跌
跟头，物理老师连看我的兴趣都没有了。但我总是认为要是能得到适当的培养，
我还是有可能拿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哈）！没办法，高考时由于自已“自由散
漫”，被学校挂了一个“刁民”的标签，最后进了有关系的医学院。中国的医学
院内也没得选择，没进校门，父亲就知道我将会成为临床医生，在讨论健康问题
时，也不由自主的带了些尊重的味道…
中国的教育系统就象种瓜，这里挖坑，搭架，牵藤，你的追求就是喘气寻求
阳光，你结什么瓜，瓜农早就算计好了。但我总觉得多少有些弱智（应该说弱德，
但不好意思造生词，故且用之）的老师并没有让中学时代的我们找到自已的兴趣
所在，填高考志愿也未必懂得所选的学校与专业是什么东东，所以当学到后来，
多有发现自已对本专业没有兴趣的了，但中国教育体系对瓜甜不甜没兴趣，所以
大家还是结瓜农事先定好的瓜。在我的同学中也有成功地在中国教育体系中转换
专业的，一位比我低一级的女生考取了文学的研究生，让人终身佩服。进了美国
的学校才知道教育可以这样办，我在读卫生管理硕士的同学近二十号人，几乎没
有相同（本科）专业背景的人！大学则给予你两年的时间选择专业，当然，之后
你如果要换专业，只需要达到该专业的课程需要就行了。
所谓强扭的瓜不甜，中国应该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发展他们的兴趣，培养他
们对专业的爱好，从而提高提升专（职）业精神，创建真正合谐的社会。唉，我
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6）医生的尊严
国人经过中国教育系统的，大约都记得这一句名言：“经济决定上层建筑”，
但真正理解这一句话人却不多。我在这里讨论的就是为什么中国医疗体系中的弊
端就在于医生收入低与国家无理的价格控制，并不是我一时心血来潮，为我以前
的同行叫曲，我也骂他们混蛋，但混蛋还是应该有混蛋的收入，并不因我们的喜
好而改变。
现代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奠基人是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达意的翻译
应叫民富论）中阐述了社会发展的一个原则，那就是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导致生
产力的显著提高，社会分工的基础，就是商业交换（不然不生产粮食的都无法生
存）。
社会分工带来的效益是显而易见的，所谓术业有专攻，让医生去种地，让农
民来行医，都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偏偏国人都干过！）。我以前当医生时，老
医生津津乐道一位著名解剖学家的故事，他在文革时被幸运地下放到了一家医院
当医生，为病人手术时，他总是习惯性地要分清楚所有的细微结构！为他帮手的
医生当然学到了很多的知识，但成为他的病人就很不幸了。
说一句俏皮话，社会分工是如此重要，连马克思都注意到了。但中国的管理
者们，未免太过不智，这一管理学的基本原则常常被他们忘记。群众运动并不因
为否定文化大革命而结束，只是新时代里换上了一副温柔的面孔。比如严打，忙
的是那些平时喝茶看报的警察，又如时至爱卫会的检查，医院里各个人员都忙得
鸡飞狗跳，护士长抓壮丁，指着两扇脏兮兮的玻窗，让我负责清扫，我虽然没有
义正词严地拒绝，却脚底摸油溜了，并不是自持身份崇高，实在是非我所长，一
不小心就掉窗外楼下去了，这英雄我是不当的，况且擦窗户摔断腿也评不了英雄
的。
这护士长可以支配医生干专业外的事，在中国并不新鲜，因为医生收入低下，
在商业环境中，无论那些管理人员是否有专业培训，几乎是本能地使用手中最便
宜的资源去完成某一个任务。当需要清结窗户时，护士长有三个选择，医院清洁
工人不够，显然不能依靠其它部门，第一个选择是雇用专业人员，但意味着成本
增加，在如前述的全成本控制环境中，显然护士长想也没想这个选择；第二个选
择是用护士，护士多是女士，危险性增加；第三个选择当然就是医生了，当医生
收入高，其机会成本大增，护士长多半会回到第一个选择，也就是社会最优选择
（符合社会分工原则）。
当医生因为收入低下而成为便宜资源时（记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用空
洞的言词把医生捧上天都没有用），医生就难以维持其应有的尊严与医德医风。
无论什么样的工作环境，琐事总会很多，当医生成为便宜资源时，他们就会成为
这些琐事的承担者，甚至许多需要使用其他专业人员的任务也会落到他们头上。
在他们不受到工作环境的尊重时，很难想象，他们会敬业地尊重他们的病人。
让事情变得更为糟糕的是，中国有一种“仕”文化，“学而优则仕”，国人
受教育的目的就是当官，当官之后就成了判官，专家，名教授。有一句名言，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体现的就是这种
“仕”文化，把科学知识，专业专长抹杀，代替为长官意志。“仕”文化的一个
核心内容就是以偏概全，比如常见的所谓“三好学生”，就只有一项考核指标。
当了官，不是专家，也成了专家。
在医疗系统中，“仕”文化造就了一个扭曲的医疗价值观念。首先医学管理
由一门技术蜕变成奖励系统，医而优则仕，成功的医生不是为其创造更为合理的
执业环境，集中精力于医疗活动，而是被提拔成为管理人员，分散其精力，由于
不懂管理，结果变成平庸的医生，无能的管理人员。其次在更大的范围内改变医
生的行为准则，医而优则仕并没有客观的指标，人情关系，社会交往有非常大的
影响力，医生不得不引入医学活动以外的竞争，让医疗活动边缘化。“仕”文化
还直接冲击医生的权威，当医疗活动陷入争议时，同行评议，专家意见让位于长
官意志。
在经典的医患关系中，医生是患者利益的代表与守护人，也就是说医生应当
从患者的利益出发从事诊疗活动，也因此而负主要责任，当受“仕”文化冲击时，
医生在医疗活动中的权威大减，相应地，医生降低了他们对患者的认同感，成就
感。“仕”文化还造就等级观念，实习医生要受医生的叱喝，资浅的医生又要绝
对听从资深的医生，而所有的医生又在权力前面低头。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中，
很难有公正公开的同行评议，缺乏有效的同行评议，医生成长严重受限。由于人
人皆有尊严受损，正如鲁迅所说，一旦有了机会，那就变本加利损回来，医生不
尊重病人，那是因为他们本身未能在现有的体系中受到应有的尊重。
在经验医学时代（传统中医而没有现代医学时），医生的胡须的长短与色泽
是判断医生医疗水准的重要指标，把健康交在新手手中是一件危险的事。白胡子
老医生并不事必躬亲的，他的学徒或抓药，或炼膏，井然有序，而老医生的就把
脉，开方，如要正骨的话，也就关键的那一下子。老医生的社会价值得到了充分
的利用。这种普通经济学原则得到充分的体现。
当医生成为廉价劳动力时，伴随巨大的资源浪费的同时，医疗质量大幅度下
降，产生系统危机。我在医学院二年级的时候，见到了一幕令我终身难忘的事故
抢救场面。一辆机动车翻至岩下，大约在四到五米的陡坡之下，救护人员来了，
并没有任何工具可以把坡下的人员搬弄上来，一个医生模样的人与其他热心人到
了坡下，医生并没有对伤患进行细致的检查，招乎着其人员扶着推着（没用担架）
受伤的人员上来了，我心中大讶，没有确定伤者是否有骨折，是否脊柱受损，这
上坡一过程可能让患者受到比初创更大的伤害！很明显，这位医生是不合格的，
他也没有被配置合格的工具与协助人员，幸好有热心人……
现代医疗更讲究团队精神，也就是说一位患者所受到的关怀是一个众人合作
的结果，这个团队有医生，有护士，有检验技术人员，也有病理医师，还包括患
者可能接触不到的管理人员。医生是领队也是沾合剂。当领队受到不公正待遇时，
很难想象他能维护团队的整体性与效能。当我谈医生收入低下、受到暴力攻击时，
护士们想来也愤愤不平，因为她们也收入低下，在暴力攻击中并不能因为是女性
而完全避免。我会有专门的章节谈护士与护理工作，这里我要说的是，当领队收
入低下而被当着廉价劳动力时，团队成员前景堪忧。
当医生这一关键性资源因为人为的关系定为廉价资源时，导致浪费（让医生
干不该干的事）与稀缺（让其干不成该干的事），质量下降为必然，更让处于其
下的资源配置显得过剩。医生是自主性与控制性的职业，而护士则是依附性与被
控制的职业，所谓上下关系并不指医生有高于护士的人格或者其它。用比较朴素
的语言讲，廉价的医生会被用来干很多需要转换为护士（及其他医务人员）工作
的事情，导致护士的需求大减。不仅仅护士需求大减，护士工作范围也受到压制，
护士缺少职业发展与展望。其它依附于医生的职业也面临相同的处境。
医而优则仕导致管理人员收入远远超过医生，扭曲了医生与管理人员之间的
关系。在任何一个适当的医疗体系中，医疗管理的地位应同护士差不多，是一个
从属性的专业，即管理当为医疗服务，为医生提供技术与物质支持。中国的现状
刚好相反，管理人员对医生拥有经济与物质上的优势，医生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医生失掉了应有的尊严。如同上述，当医生这一关键性资源被低估，医疗管理这
一下位资源也失却发展空间，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因为超越于医生他们就可
以得到应得的报酬，相反，他们的收入（不算上腐败部分）也远远低于应得的收
益。
医疗管理人员的价值低估与发展空间的压缩对中国医疗系统的打击是灾难性
的。管理学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学科，它有很大的科学成份，还有更多的技术成份，
但无疑的是，它同医学一样，非常专业化，拥有庞大的知识结构体系。学而优则
仕否定了国家管理，社会管理的复杂性，医而优则仕让医学管理庸俗化，如同前
述，一个一流的医生，在中国的医疗体系中，最终变成二流的医生，三流的管理
者。说句不那么题外的话，在中国，就怕领导人写诗，古有陈后主，今有毛主席，
诗写得好，思维中超越现实的成份愈重，与管理学注重现实与细节的思维模式是
背道而驰的。
我将在以后专门的章节中讨论中国护理人员与医疗管理人员的失职，在此不
赘述。医生失却尊严的社会后果严重，它导致了前述一系列的问题与困境，是中
国医疗卫生发展解套的关键，那在经济学上有什么后果呢？简而言之，资源配置
严重失衡。
俄国对医生的尊严破坏最为严重，结果医生多得如过江之鲫，尽管医生众多，
却不能保证适当的服务与民众健康。与医生配套的人员严重缺乏,而且设备不能
及时更新，整个服务体系效益低下，民众报怨众多。中国的民众已经不仅仅只是
抱怨了，许多时候直接代替司法部门执行示众、割刑、杖刑乃至死刑。
医生的最主要助手仍是护士，俄国为每一名医生配置了1.89名护士，加上其
他人员，每一名医生大概受到3位人员的支持（接生士、药剂、牙科、公共卫生
等不包括在内，其它国家列举时下同）。中国2006年有187万执业医生，141万注
册护士，每一名医生有0.75名护士，算上其它支持人员（包括药剂等在内所有医
技工勤人员），每名中国医生有1.83名支持人员。看来俄国人也想揍他们的医生，
但医生帮忙的多了，大家才相安无事？
中国不是唯一的医生数远超护士数量的国家，但就人员配置上而言，肯定是
最差的之一，在绝大多数对中国现状有对比意义的国家，医护人员的比例都是远
超过1:1的。美国护士是医生数的3.65倍，日本是3.94倍，新加坡是3.03倍，巴
西是3.33倍，尼加拉瓜是3.65倍，英国是5.27倍。比例较低的有韩国1.11倍，印
度1.34倍。墨西哥护士数低于医生数，每一个医生只有0.92个护士。墨西哥不幸
与美国相邻，护士收入差距达13倍左右，每年近10%的护士毕业生外流，不太适
于比较。
而在总体人员的配置上，美国为每一个医生配了18.97个支持人员，巴西是
8.53个，印度是3.05个，墨西哥是3.02个，英国是12.03个。换一个角度来说，
在美国，一个医生创造了19个工作机会，巴西创造了9个，印度与墨西哥3个，英
国12个，而中国医生只能创造少于2个的工作机会。难怪在中国工作不好找，简
单的道理，医生这种稀有资源不能被有效地利用，大量的应该做的工作就不会被
做，形成不了现实的市场需求，人力市场无限疲软。
合理的资源使用与搭配会远比低效的经济模式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这一点
起码中国人在宏观大市场内体会到了，但在微观管理中，往往被忽视，我前面所
提倒的那位投机药品器械而发的老板买下一家医院，其前题条件是原有人员不被
解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院如果取得成功，那它会扩大规模，提供更多的工
作机会，相反则会减少工作机会，在中国，不适当的管理者总是缺乏足够长远的
眼光，为局部利益所左右，在对待医生的收入，效益，配置与尊严上，体现了十
足十。
但真正理解这一句话人却不多。我在这里讨论的就是为什么中国医疗体系中的弊
端就在于医生收入低与国家无理的价格控制，并不是我一时心血来潮，为我以前
的同行叫曲，我也骂他们混蛋，但混蛋还是应该有混蛋的收入，并不因我们的喜
好而改变。
现代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奠基人是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达意的翻译
应叫民富论）中阐述了社会发展的一个原则，那就是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导致生
产力的显著提高，社会分工的基础，就是商业交换（不然不生产粮食的都无法生
存）。
社会分工带来的效益是显而易见的，所谓术业有专攻，让医生去种地，让农
民来行医，都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偏偏国人都干过！）。我以前当医生时，老
医生津津乐道一位著名解剖学家的故事，他在文革时被幸运地下放到了一家医院
当医生，为病人手术时，他总是习惯性地要分清楚所有的细微结构！为他帮手的
医生当然学到了很多的知识，但成为他的病人就很不幸了。
说一句俏皮话，社会分工是如此重要，连马克思都注意到了。但中国的管理
者们，未免太过不智，这一管理学的基本原则常常被他们忘记。群众运动并不因
为否定文化大革命而结束，只是新时代里换上了一副温柔的面孔。比如严打，忙
的是那些平时喝茶看报的警察，又如时至爱卫会的检查，医院里各个人员都忙得
鸡飞狗跳，护士长抓壮丁，指着两扇脏兮兮的玻窗，让我负责清扫，我虽然没有
义正词严地拒绝，却脚底摸油溜了，并不是自持身份崇高，实在是非我所长，一
不小心就掉窗外楼下去了，这英雄我是不当的，况且擦窗户摔断腿也评不了英雄
的。
这护士长可以支配医生干专业外的事，在中国并不新鲜，因为医生收入低下，
在商业环境中，无论那些管理人员是否有专业培训，几乎是本能地使用手中最便
宜的资源去完成某一个任务。当需要清结窗户时，护士长有三个选择，医院清洁
工人不够，显然不能依靠其它部门，第一个选择是雇用专业人员，但意味着成本
增加，在如前述的全成本控制环境中，显然护士长想也没想这个选择；第二个选
择是用护士，护士多是女士，危险性增加；第三个选择当然就是医生了，当医生
收入高，其机会成本大增，护士长多半会回到第一个选择，也就是社会最优选择
（符合社会分工原则）。
当医生因为收入低下而成为便宜资源时（记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用空
洞的言词把医生捧上天都没有用），医生就难以维持其应有的尊严与医德医风。
无论什么样的工作环境，琐事总会很多，当医生成为便宜资源时，他们就会成为
这些琐事的承担者，甚至许多需要使用其他专业人员的任务也会落到他们头上。
在他们不受到工作环境的尊重时，很难想象，他们会敬业地尊重他们的病人。
让事情变得更为糟糕的是，中国有一种“仕”文化，“学而优则仕”，国人
受教育的目的就是当官，当官之后就成了判官，专家，名教授。有一句名言，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体现的就是这种
“仕”文化，把科学知识，专业专长抹杀，代替为长官意志。“仕”文化的一个
核心内容就是以偏概全，比如常见的所谓“三好学生”，就只有一项考核指标。
当了官，不是专家，也成了专家。
在医疗系统中，“仕”文化造就了一个扭曲的医疗价值观念。首先医学管理
由一门技术蜕变成奖励系统，医而优则仕，成功的医生不是为其创造更为合理的
执业环境，集中精力于医疗活动，而是被提拔成为管理人员，分散其精力，由于
不懂管理，结果变成平庸的医生，无能的管理人员。其次在更大的范围内改变医
生的行为准则，医而优则仕并没有客观的指标，人情关系，社会交往有非常大的
影响力，医生不得不引入医学活动以外的竞争，让医疗活动边缘化。“仕”文化
还直接冲击医生的权威，当医疗活动陷入争议时，同行评议，专家意见让位于长
官意志。
在经典的医患关系中，医生是患者利益的代表与守护人，也就是说医生应当
从患者的利益出发从事诊疗活动，也因此而负主要责任，当受“仕”文化冲击时，
医生在医疗活动中的权威大减，相应地，医生降低了他们对患者的认同感，成就
感。“仕”文化还造就等级观念，实习医生要受医生的叱喝，资浅的医生又要绝
对听从资深的医生，而所有的医生又在权力前面低头。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中，
很难有公正公开的同行评议，缺乏有效的同行评议，医生成长严重受限。由于人
人皆有尊严受损，正如鲁迅所说，一旦有了机会，那就变本加利损回来，医生不
尊重病人，那是因为他们本身未能在现有的体系中受到应有的尊重。
在经验医学时代（传统中医而没有现代医学时），医生的胡须的长短与色泽
是判断医生医疗水准的重要指标，把健康交在新手手中是一件危险的事。白胡子
老医生并不事必躬亲的，他的学徒或抓药，或炼膏，井然有序，而老医生的就把
脉，开方，如要正骨的话，也就关键的那一下子。老医生的社会价值得到了充分
的利用。这种普通经济学原则得到充分的体现。
当医生成为廉价劳动力时，伴随巨大的资源浪费的同时，医疗质量大幅度下
降，产生系统危机。我在医学院二年级的时候，见到了一幕令我终身难忘的事故
抢救场面。一辆机动车翻至岩下，大约在四到五米的陡坡之下，救护人员来了，
并没有任何工具可以把坡下的人员搬弄上来，一个医生模样的人与其他热心人到
了坡下，医生并没有对伤患进行细致的检查，招乎着其人员扶着推着（没用担架）
受伤的人员上来了，我心中大讶，没有确定伤者是否有骨折，是否脊柱受损，这
上坡一过程可能让患者受到比初创更大的伤害！很明显，这位医生是不合格的，
他也没有被配置合格的工具与协助人员，幸好有热心人……
现代医疗更讲究团队精神，也就是说一位患者所受到的关怀是一个众人合作
的结果，这个团队有医生，有护士，有检验技术人员，也有病理医师，还包括患
者可能接触不到的管理人员。医生是领队也是沾合剂。当领队受到不公正待遇时，
很难想象他能维护团队的整体性与效能。当我谈医生收入低下、受到暴力攻击时，
护士们想来也愤愤不平，因为她们也收入低下，在暴力攻击中并不能因为是女性
而完全避免。我会有专门的章节谈护士与护理工作，这里我要说的是，当领队收
入低下而被当着廉价劳动力时，团队成员前景堪忧。
当医生这一关键性资源因为人为的关系定为廉价资源时，导致浪费（让医生
干不该干的事）与稀缺（让其干不成该干的事），质量下降为必然，更让处于其
下的资源配置显得过剩。医生是自主性与控制性的职业，而护士则是依附性与被
控制的职业，所谓上下关系并不指医生有高于护士的人格或者其它。用比较朴素
的语言讲，廉价的医生会被用来干很多需要转换为护士（及其他医务人员）工作
的事情，导致护士的需求大减。不仅仅护士需求大减，护士工作范围也受到压制，
护士缺少职业发展与展望。其它依附于医生的职业也面临相同的处境。
医而优则仕导致管理人员收入远远超过医生，扭曲了医生与管理人员之间的
关系。在任何一个适当的医疗体系中，医疗管理的地位应同护士差不多，是一个
从属性的专业，即管理当为医疗服务，为医生提供技术与物质支持。中国的现状
刚好相反，管理人员对医生拥有经济与物质上的优势，医生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医生失掉了应有的尊严。如同上述，当医生这一关键性资源被低估，医疗管理这
一下位资源也失却发展空间，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因为超越于医生他们就可
以得到应得的报酬，相反，他们的收入（不算上腐败部分）也远远低于应得的收
益。
医疗管理人员的价值低估与发展空间的压缩对中国医疗系统的打击是灾难性
的。管理学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学科，它有很大的科学成份，还有更多的技术成份，
但无疑的是，它同医学一样，非常专业化，拥有庞大的知识结构体系。学而优则
仕否定了国家管理，社会管理的复杂性，医而优则仕让医学管理庸俗化，如同前
述，一个一流的医生，在中国的医疗体系中，最终变成二流的医生，三流的管理
者。说句不那么题外的话，在中国，就怕领导人写诗，古有陈后主，今有毛主席，
诗写得好，思维中超越现实的成份愈重，与管理学注重现实与细节的思维模式是
背道而驰的。
我将在以后专门的章节中讨论中国护理人员与医疗管理人员的失职，在此不
赘述。医生失却尊严的社会后果严重，它导致了前述一系列的问题与困境，是中
国医疗卫生发展解套的关键，那在经济学上有什么后果呢？简而言之，资源配置
严重失衡。
俄国对医生的尊严破坏最为严重，结果医生多得如过江之鲫，尽管医生众多，
却不能保证适当的服务与民众健康。与医生配套的人员严重缺乏,而且设备不能
及时更新，整个服务体系效益低下，民众报怨众多。中国的民众已经不仅仅只是
抱怨了，许多时候直接代替司法部门执行示众、割刑、杖刑乃至死刑。
医生的最主要助手仍是护士，俄国为每一名医生配置了1.89名护士，加上其
他人员，每一名医生大概受到3位人员的支持（接生士、药剂、牙科、公共卫生
等不包括在内，其它国家列举时下同）。中国2006年有187万执业医生，141万注
册护士，每一名医生有0.75名护士，算上其它支持人员（包括药剂等在内所有医
技工勤人员），每名中国医生有1.83名支持人员。看来俄国人也想揍他们的医生，
但医生帮忙的多了，大家才相安无事？
中国不是唯一的医生数远超护士数量的国家，但就人员配置上而言，肯定是
最差的之一，在绝大多数对中国现状有对比意义的国家，医护人员的比例都是远
超过1:1的。美国护士是医生数的3.65倍，日本是3.94倍，新加坡是3.03倍，巴
西是3.33倍，尼加拉瓜是3.65倍，英国是5.27倍。比例较低的有韩国1.11倍，印
度1.34倍。墨西哥护士数低于医生数，每一个医生只有0.92个护士。墨西哥不幸
与美国相邻，护士收入差距达13倍左右，每年近10%的护士毕业生外流，不太适
于比较。
而在总体人员的配置上，美国为每一个医生配了18.97个支持人员，巴西是
8.53个，印度是3.05个，墨西哥是3.02个，英国是12.03个。换一个角度来说，
在美国，一个医生创造了19个工作机会，巴西创造了9个，印度与墨西哥3个，英
国12个，而中国医生只能创造少于2个的工作机会。难怪在中国工作不好找，简
单的道理，医生这种稀有资源不能被有效地利用，大量的应该做的工作就不会被
做，形成不了现实的市场需求，人力市场无限疲软。
合理的资源使用与搭配会远比低效的经济模式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这一点
起码中国人在宏观大市场内体会到了，但在微观管理中，往往被忽视，我前面所
提倒的那位投机药品器械而发的老板买下一家医院，其前题条件是原有人员不被
解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院如果取得成功，那它会扩大规模，提供更多的工
作机会，相反则会减少工作机会，在中国，不适当的管理者总是缺乏足够长远的
眼光，为局部利益所左右，在对待医生的收入，效益，配置与尊严上，体现了十
足十。
（5）都是价的错
2000年美国医学科学院（Institute of Medicine, IOM）出了一份报告，题
目叫“To Err Is Human”，其来自英谚，“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divine”。英谚的前半句说是人就会犯错，后半句说，谅解则天佑（谅解别人的
行为是神圣的）。这部报告批露了在美国的医疗系统中，每一年因医疗错失而有
44000到98000人死亡，医疗错失导致170亿到290亿美元的损失。该报告呼吁全社
会，全医疗系统的努力，要争取在5年内将医疗过错减少一半。显然报告的撰写
者们不认为原谅过错就是神圣的行为。
我的原意就是仿照英文原句式，用“To Err Is Price”来作标题的，翻译
成中文就是“都是价的错”。我在这里是继续讨论医生不合理收入的社会原因及
后果。
二十世纪计划经济的大规模的尝试与失败给类带来的最大的警示有两点，一
是人不能胜天，人力有限，人为地大规模地掌控经济及其发展是愚昧的行为，二
是人是自私的，那些自以为无私的人都会给社会带来毁灭性的困挠。中国近代的
落后，多半源于对经济的无理干预与重农抑商的国策，在此不赘述。
在自然条件下，人们对大多数商品的需求与价格与反比（低级的商品会例外，
比如大米相对于肉类，如果大米非常便宜，你不会买更多的大米，相反会用买米
节约的钱去买肉），医疗服务服从这样价格规律，这种价格规律的根本原因在于
不同的人对同一商品会有不同的价值评估，用朴素的话来说，有钱人花钱要大方
些，没钱的就吝嗇，就医疗服务而言，脸上有块疤或是鼻子长得有点向右，有钱
人会去整容，没钱人将就着也就过去了。
对任何商品而言，卖方最好的定价方式就是依需求曲线卖出商品，如果商品
成本是2元，那愿意出10元的卖他10元，愿意出5元的卖他5元，3元也卖，2元5角
也卖，2元及以下不卖，因为没钱赚了。中国人常去市场砍价，想来对这种交易
方式并不陌生，但遗憾的是，有钱人多半聪明而刁钻，常常扮了无钱的样子，明
明5元他也会买，他偏偏只出2元5角。另外砍价还价的方式导致交易成本大增，
商家往往只能有一个价，从而尽可能地降低交易成本，于是乎，定价2元5角，薄
利多销嘛。聪明的商家会在同一产品的性能、包装、以及服务上加以改变，用微
小的不同来区分购买者，从而达到让愿出高价者出高价，愿出低价者出低价，而
他们的利润得到最大化，这一商业策略，在经济与管理学中叫价格歧视，“歧视”
二字尽管听上去有点贬义，但在自由交换的商业环境中，却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
情：无论是商品的生产，还是服务，规模经济总是存在的，价格歧视会让有钱人
享受到更好的产品与服务，也会让原本无缘于该产品与服务的人得到它。比如前
面的例子，一个价商人会定3元或4元，而有了价格歧视时他就会定6元、4元与2
元5角，一部分原本不能买到该产品与服务的人，现在也能享受到了。
相对于物质交换，买东卖西，还一种制度叫配给制，货币与价格可有可无，
凡有了产品，大家要么平均分配，要么按分配者意志分配，数千年前的父系氏族
母系氏族多半就用这种方式，中国几十年前对此也不陌生。配给制的麻烦在于，
分配者尤如脚上屁股都长了永不愈合的脓疮，坐不下来，也站得不安，大家都不
干活，可分配的越来越少，需求却是愈来愈多。数千年前不怎么聪明的古人已抛
弃了这一方式，中国人现在也学乖了，就不多加讨论了。
鲁迅不懂经济学（这话说着危险，喜欢考证的朋友请指正），否则的话他会
这样写那位S城名医的那次出诊：“那时他已阔得不耐烦，又加之那求诊的人很
大气…于是他要了100元的高价…”。对经济学家而言，这一百元的高价，是局
部合理的（不合理的地方以后会讨论）。医生失却价格歧视的能力，整个社会结
构都会受到威胁，穷人会觉得医药费用日增，看不起病，怀疑医生因其无钱而不
尽力，医生该打，而富人会觉得他们没能得到他们应该享受到的医疗服务，医生
该打。医生成了鼓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
父亲有时会谈到他的授业老师，好象他的老师虽然出身医学世家，却并不成
材，只是他名义上的老师，而真正授业的还是老师的父亲，一个有名的中医医生。
他谈解放前的诊疗活动，偶会提及诊费的收益。老先生并不是吝嗇的人，他讲，
如果出诊到了佃户家，他会让他们喂饱他的骡子，再取一升或两升碗豆，而到有
钱的人家，多半收的是现洋。
以前的中医尚知同情贫苦，现代中国的医生医院却是那么面目可憎地见钱开
方，视钱过命，中国的报纸，三天两头就要挂上这样的消息，这一切，都是价的
错！医生生活的窘迫，与邻居相比的落差，只会造就势利的医生，其根源，就在
于没有价格歧视，不仅仅是没有价格歧视，医疗服务价格还被人为地定在一个低
得不能再低的水平，各种价格之间相对比例还缺乏合理性，于是医生的收益得到
最大的抑制，医疗服务市场无比扭曲。
收集中国医疗服务方面的信息是一件事倍功半的事，尤其远距离，有这方面
资料的人请指正。我手上关于国内医疗价格的是一份1998年（其研究时间，具体
实效性不知）的《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近几年应该没有大的变化罢，
我所了解的新的举措大约是允许医院在议定价格上浮动10%左右，随着国民经济
的增长，大约所列举的价格还会随物价指数上升，但中国以2000年为基数
（100），1998年是101，2005年是107，平均一年增长1%，所以目前为止，我所
要列举的数据应上浮9%。这份自诩为参照了国际医疗价格研究的文件允许：
急诊观察床位费 – 5.5元，现在就大约6元！大家要节省住旅馆的费用，装
病看急诊！
普通门诊检查费1.7元加挂号费0.8元，其2.5元，现在应不到3元。大家理发
一次费用是多少？
救护车五公里收费11元，以后每公里加1.1元。这不是打的士么？
特级护理，一天10元。茶馆内坐一天试试，这喝茶不给钱么？
大抢救一次40元，中抢救也是40元，小抢救一次10元。你说，这人能救活么？
脑血管造影、气脑造影、脑室碘水造影、脊髓(椎管)造影、静脉泌尿系造影、
肾盂穿刺造影、子宫输卵管碘油造影等等，只要18元(现在20元)，现在中国流行
按摩（不要想歪了，这里只谈按摩），按摩一次多少钱？
其它就不一一列举了，大家也莫问这些医疗活动在其它地方值多少钱，实在
是没有必要比较的。卫生部的高官发言说，医疗活动定价一定不能与成本挂钩，
这种从根本上违反经济学、管理学甚至常识的指导思想，居然出自卫生部的长官，
当然就会有无比荒谬价格体系了。
经济活动中没有不与成本挂钩的价格，这种价格存在的必要条件就是来自某
外在的补贴，补贴必须大于成本与价格之间的差距，即使这样，成本也还是与价
格挂钩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让医生掌握价格及价格歧视的能力，医生会自然而
然地让高收入者补贴低收入者。国家还可以进一步介入，直接提供补贴，让低收
者享受较低的价格。
政府强行干涉定低于成本的价格，其结果只能有一个，要么商人关门，要么
商人用另外的形式增加实际价格。以卖牛奶的为例，一斤牛奶成本4元，政府非
得要定价3元，牛奶商要么关门改卖牛皮，要么一斤牛奶掺一斤水，政府规定的
价格也卖得欢！中国的医疗界两种情况都在发生，服务的价格受到压制，医生大
量卖药，药品商也很高兴，就病人不高兴。此外任何一医疗活动，只要能挂钩的
项目，比如前面提到的大抢救，大到任何药品，小到针头，医院都要算账，总费
用再另加40元，即使这样，也有可能（很多时候的确如此）总价格还是低于成本，
那么医院医生唯一的选择就是降低成本到以医疗质量为代价的地步，假药及仿制
品的特点就是便宜，对于急于降低成本的医院医生当然一拍即合，难舍难分的了。
价格管制导致医疗活动的全成本控制，全然不顾质量，其结果对医生的损害
是无与伦比的，在这种环境下，好医生不会比差的医生得到更多的收益，这一点
我前面已经提到了，医生要提高收入，就得要下岗。医生显然也是经济人，经济
人的特点就是要做成本效益分析，做一个好医生，要有大量的时间精力上的投入，
投入没有收益，那是笨蛋才做的事情，而医生好象没有几个是笨蛋，尽管混蛋很
多。
生命无价，但医生是有价的。医生为降低成本压力所迫，不得不拒绝患者的
求助，我当医生的时候，不时也得对患者婉言相劝，让他们准备更多的费用，而
护士们很多时候则直言无忌，“账上没钱，就不发药了！”因为我们对生命的眷
顾，对健康的看重，世界各个文化都对医生的道德寄予远超于普通人的道德的要
求，那就是当生命受到威胁时，医生会义无反顾地施以援手，象白求恩那样，舍
已为人，这种道德要求也附合医生对维系健康与生命的职业追求。中国医生沦落
至这般状态，实在是不得已的选择，不愿作小蜜与二奶，就得要厚着脸皮向病人
要钱！
医疗卫生活动领域，最莫过于引人注目的无非是贫困求助了，各国皆然。商
品统一定价，受益最大的就是富有阶层，因为他们本来愿意出10元购买，现在只
支付了3元，而一旦有了价格歧视，受益者就是低收入阶层了，差不多的产品，
有钱人花8元，他们只花2元。回到医疗价格管制上，受益者就是高收入阶层，尽
管他们也满肚皮的怨言。
医疗价格歧视对赤贫者往往以两种方式出现，一是贫困救助，即患者就医时
直接免去费用，在众多的发达国家中就只有美国这一方式才有意义，其它国家都
实现了全民医疗保障，医院医生想为赤贫者救助，只有到外国进行慈善医疗活动
（不少见），美国医院医生大多有5%左右的贫困救助，据我所知，还有中国人短
期探亲也得到了贫困救助，享受了一番美式现代医疗，想是终身难忘。另一种方
式是坏账，即患者就医后拒绝付账，拒绝付账的，大抵是经济所限，没有能力付
账，坏账约占医院医生总收入的3~5%。
在我的印象中，中国的医院是不欠账的，当然也不是绝对不欠，我以前重症
病房的一位老干部就不受费用影响，欠多少都没问题。中国的报刊常见报导某患
者因为没钱而被拒之门外，甚至许多时候患者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没有现钱
而被拒绝医治！中国医生真的是外白内黑吗？不是，说穿了，贫困救助尽管医生
要做贡献，也还是要社会买单的，其形式，就体现在其它付费病人的成本增加，
价格上调，在政府强制管制价格后，这一条路行不通了，医生医院不愿独力承担
贫困救助的负担，以中国医生微薄的收入，实在是原谅则天佑（to forgive
divine）。
中国在过几代医生以后或许再也听不到老医生讲述他们当初去欠费患者家中
讨钱的辛苦了，中国医院见钱开方的历史渊源或许就要被人忘记了。在过去医生
是右派，贫民是红五类的时候，医生是先开方后收钱的，不收钱也不要紧，政府
包着呢。但亲兄弟，明算账，农民与无产阶级治病归治病，政府不开条子，那欠
账还是不能免的。这红五类挂的账，不改革开放，大概没人敢去收的，也没必要
去收，收了也不归你。但一改革开放，政府在医院的投入大减，收账就默许了，
而且与效益挂钩，不收不行。医生们收账，大概就跟他们没练武之前一样，温文
尔雅，缺少中国公安人员的那股杀气，所以钱没见几个，故事听了一大堆，腿也
跑软了，于是民主集中讨论后一致认定，不是我们不仗义，实在是病患太顽皮，
从此以后，不见钱，不处方，不入账，不拿药！
几年前回国参观了一个净资产二千万而负债四千万的厂，让我吃惊的是看了
一个又一个的库房，里面堆满了数十年几十年前的破铜烂铁，每一个库房还都有
专人看守，那些管理人员似乎就不知道什么是坏账，什么是适时报废。其实这也
不难理解，谁要报废，谁要注坏账，谁的账面就不好看，于是乎，一大堆的破铜
烂铁，还得派专人守着！中国的医院，还记着那一堆欠费罢…
回到贫困救助的问题上来，中国政府主管的医院在2006年的欠费率是1.32%，
这是卫生部的统计资料。这个病人欠费率不是一个太好懂的东东，究竟是曾经有
1.32%的费用被拖欠过（最终还是付了），还是有1.32%费在年底还欠着，还是按
病人的比例来（1.32%的病人曾经欠费）。按其英文翻译来看可能年底欠费与年
总收入的比率。欠费并不是都不还的，以中国医院的吝嗇与见钱开方的传统来看，
这些欠费大概是与贫困人员无缘的。政府医院尚且如此，还能指望其它医院有更
多的善心吗？
在目前中国价格管制体系中，得益最大的还不是愿意出高价的富人（因为他
们要接受服务品质降低的后果），而是权势者，他们付出他们所乐见的低价，医
生们还得尽心尽力服侍，绝不敢有丝毫的怠慢，更不要说质量上偷功减料了，就
这样，还可能被活活打死（见医患危机篇）。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卫生改革仍旧
是商品经济不能触及的宝地。儿女受教育可送到外国，但自己有病了，总不能打
一个飞机到美国去罢。
目叫“To Err Is Human”，其来自英谚，“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divine”。英谚的前半句说是人就会犯错，后半句说，谅解则天佑（谅解别人的
行为是神圣的）。这部报告批露了在美国的医疗系统中，每一年因医疗错失而有
44000到98000人死亡，医疗错失导致170亿到290亿美元的损失。该报告呼吁全社
会，全医疗系统的努力，要争取在5年内将医疗过错减少一半。显然报告的撰写
者们不认为原谅过错就是神圣的行为。
我的原意就是仿照英文原句式，用“To Err Is Price”来作标题的，翻译
成中文就是“都是价的错”。我在这里是继续讨论医生不合理收入的社会原因及
后果。
二十世纪计划经济的大规模的尝试与失败给类带来的最大的警示有两点，一
是人不能胜天，人力有限，人为地大规模地掌控经济及其发展是愚昧的行为，二
是人是自私的，那些自以为无私的人都会给社会带来毁灭性的困挠。中国近代的
落后，多半源于对经济的无理干预与重农抑商的国策，在此不赘述。
在自然条件下，人们对大多数商品的需求与价格与反比（低级的商品会例外，
比如大米相对于肉类，如果大米非常便宜，你不会买更多的大米，相反会用买米
节约的钱去买肉），医疗服务服从这样价格规律，这种价格规律的根本原因在于
不同的人对同一商品会有不同的价值评估，用朴素的话来说，有钱人花钱要大方
些，没钱的就吝嗇，就医疗服务而言，脸上有块疤或是鼻子长得有点向右，有钱
人会去整容，没钱人将就着也就过去了。
对任何商品而言，卖方最好的定价方式就是依需求曲线卖出商品，如果商品
成本是2元，那愿意出10元的卖他10元，愿意出5元的卖他5元，3元也卖，2元5角
也卖，2元及以下不卖，因为没钱赚了。中国人常去市场砍价，想来对这种交易
方式并不陌生，但遗憾的是，有钱人多半聪明而刁钻，常常扮了无钱的样子，明
明5元他也会买，他偏偏只出2元5角。另外砍价还价的方式导致交易成本大增，
商家往往只能有一个价，从而尽可能地降低交易成本，于是乎，定价2元5角，薄
利多销嘛。聪明的商家会在同一产品的性能、包装、以及服务上加以改变，用微
小的不同来区分购买者，从而达到让愿出高价者出高价，愿出低价者出低价，而
他们的利润得到最大化，这一商业策略，在经济与管理学中叫价格歧视，“歧视”
二字尽管听上去有点贬义，但在自由交换的商业环境中，却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
情：无论是商品的生产，还是服务，规模经济总是存在的，价格歧视会让有钱人
享受到更好的产品与服务，也会让原本无缘于该产品与服务的人得到它。比如前
面的例子，一个价商人会定3元或4元，而有了价格歧视时他就会定6元、4元与2
元5角，一部分原本不能买到该产品与服务的人，现在也能享受到了。
相对于物质交换，买东卖西，还一种制度叫配给制，货币与价格可有可无，
凡有了产品，大家要么平均分配，要么按分配者意志分配，数千年前的父系氏族
母系氏族多半就用这种方式，中国几十年前对此也不陌生。配给制的麻烦在于，
分配者尤如脚上屁股都长了永不愈合的脓疮，坐不下来，也站得不安，大家都不
干活，可分配的越来越少，需求却是愈来愈多。数千年前不怎么聪明的古人已抛
弃了这一方式，中国人现在也学乖了，就不多加讨论了。
鲁迅不懂经济学（这话说着危险，喜欢考证的朋友请指正），否则的话他会
这样写那位S城名医的那次出诊：“那时他已阔得不耐烦，又加之那求诊的人很
大气…于是他要了100元的高价…”。对经济学家而言，这一百元的高价，是局
部合理的（不合理的地方以后会讨论）。医生失却价格歧视的能力，整个社会结
构都会受到威胁，穷人会觉得医药费用日增，看不起病，怀疑医生因其无钱而不
尽力，医生该打，而富人会觉得他们没能得到他们应该享受到的医疗服务，医生
该打。医生成了鼓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
父亲有时会谈到他的授业老师，好象他的老师虽然出身医学世家，却并不成
材，只是他名义上的老师，而真正授业的还是老师的父亲，一个有名的中医医生。
他谈解放前的诊疗活动，偶会提及诊费的收益。老先生并不是吝嗇的人，他讲，
如果出诊到了佃户家，他会让他们喂饱他的骡子，再取一升或两升碗豆，而到有
钱的人家，多半收的是现洋。
以前的中医尚知同情贫苦，现代中国的医生医院却是那么面目可憎地见钱开
方，视钱过命，中国的报纸，三天两头就要挂上这样的消息，这一切，都是价的
错！医生生活的窘迫，与邻居相比的落差，只会造就势利的医生，其根源，就在
于没有价格歧视，不仅仅是没有价格歧视，医疗服务价格还被人为地定在一个低
得不能再低的水平，各种价格之间相对比例还缺乏合理性，于是医生的收益得到
最大的抑制，医疗服务市场无比扭曲。
收集中国医疗服务方面的信息是一件事倍功半的事，尤其远距离，有这方面
资料的人请指正。我手上关于国内医疗价格的是一份1998年（其研究时间，具体
实效性不知）的《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近几年应该没有大的变化罢，
我所了解的新的举措大约是允许医院在议定价格上浮动10%左右，随着国民经济
的增长，大约所列举的价格还会随物价指数上升，但中国以2000年为基数
（100），1998年是101，2005年是107，平均一年增长1%，所以目前为止，我所
要列举的数据应上浮9%。这份自诩为参照了国际医疗价格研究的文件允许：
急诊观察床位费 – 5.5元，现在就大约6元！大家要节省住旅馆的费用，装
病看急诊！
普通门诊检查费1.7元加挂号费0.8元，其2.5元，现在应不到3元。大家理发
一次费用是多少？
救护车五公里收费11元，以后每公里加1.1元。这不是打的士么？
特级护理，一天10元。茶馆内坐一天试试，这喝茶不给钱么？
大抢救一次40元，中抢救也是40元，小抢救一次10元。你说，这人能救活么？
脑血管造影、气脑造影、脑室碘水造影、脊髓(椎管)造影、静脉泌尿系造影、
肾盂穿刺造影、子宫输卵管碘油造影等等，只要18元(现在20元)，现在中国流行
按摩（不要想歪了，这里只谈按摩），按摩一次多少钱？
其它就不一一列举了，大家也莫问这些医疗活动在其它地方值多少钱，实在
是没有必要比较的。卫生部的高官发言说，医疗活动定价一定不能与成本挂钩，
这种从根本上违反经济学、管理学甚至常识的指导思想，居然出自卫生部的长官，
当然就会有无比荒谬价格体系了。
经济活动中没有不与成本挂钩的价格，这种价格存在的必要条件就是来自某
外在的补贴，补贴必须大于成本与价格之间的差距，即使这样，成本也还是与价
格挂钩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让医生掌握价格及价格歧视的能力，医生会自然而
然地让高收入者补贴低收入者。国家还可以进一步介入，直接提供补贴，让低收
者享受较低的价格。
政府强行干涉定低于成本的价格，其结果只能有一个，要么商人关门，要么
商人用另外的形式增加实际价格。以卖牛奶的为例，一斤牛奶成本4元，政府非
得要定价3元，牛奶商要么关门改卖牛皮，要么一斤牛奶掺一斤水，政府规定的
价格也卖得欢！中国的医疗界两种情况都在发生，服务的价格受到压制，医生大
量卖药，药品商也很高兴，就病人不高兴。此外任何一医疗活动，只要能挂钩的
项目，比如前面提到的大抢救，大到任何药品，小到针头，医院都要算账，总费
用再另加40元，即使这样，也有可能（很多时候的确如此）总价格还是低于成本，
那么医院医生唯一的选择就是降低成本到以医疗质量为代价的地步，假药及仿制
品的特点就是便宜，对于急于降低成本的医院医生当然一拍即合，难舍难分的了。
价格管制导致医疗活动的全成本控制，全然不顾质量，其结果对医生的损害
是无与伦比的，在这种环境下，好医生不会比差的医生得到更多的收益，这一点
我前面已经提到了，医生要提高收入，就得要下岗。医生显然也是经济人，经济
人的特点就是要做成本效益分析，做一个好医生，要有大量的时间精力上的投入，
投入没有收益，那是笨蛋才做的事情，而医生好象没有几个是笨蛋，尽管混蛋很
多。
生命无价，但医生是有价的。医生为降低成本压力所迫，不得不拒绝患者的
求助，我当医生的时候，不时也得对患者婉言相劝，让他们准备更多的费用，而
护士们很多时候则直言无忌，“账上没钱，就不发药了！”因为我们对生命的眷
顾，对健康的看重，世界各个文化都对医生的道德寄予远超于普通人的道德的要
求，那就是当生命受到威胁时，医生会义无反顾地施以援手，象白求恩那样，舍
已为人，这种道德要求也附合医生对维系健康与生命的职业追求。中国医生沦落
至这般状态，实在是不得已的选择，不愿作小蜜与二奶，就得要厚着脸皮向病人
要钱！
医疗卫生活动领域，最莫过于引人注目的无非是贫困求助了，各国皆然。商
品统一定价，受益最大的就是富有阶层，因为他们本来愿意出10元购买，现在只
支付了3元，而一旦有了价格歧视，受益者就是低收入阶层了，差不多的产品，
有钱人花8元，他们只花2元。回到医疗价格管制上，受益者就是高收入阶层，尽
管他们也满肚皮的怨言。
医疗价格歧视对赤贫者往往以两种方式出现，一是贫困救助，即患者就医时
直接免去费用，在众多的发达国家中就只有美国这一方式才有意义，其它国家都
实现了全民医疗保障，医院医生想为赤贫者救助，只有到外国进行慈善医疗活动
（不少见），美国医院医生大多有5%左右的贫困救助，据我所知，还有中国人短
期探亲也得到了贫困救助，享受了一番美式现代医疗，想是终身难忘。另一种方
式是坏账，即患者就医后拒绝付账，拒绝付账的，大抵是经济所限，没有能力付
账，坏账约占医院医生总收入的3~5%。
在我的印象中，中国的医院是不欠账的，当然也不是绝对不欠，我以前重症
病房的一位老干部就不受费用影响，欠多少都没问题。中国的报刊常见报导某患
者因为没钱而被拒之门外，甚至许多时候患者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没有现钱
而被拒绝医治！中国医生真的是外白内黑吗？不是，说穿了，贫困救助尽管医生
要做贡献，也还是要社会买单的，其形式，就体现在其它付费病人的成本增加，
价格上调，在政府强制管制价格后，这一条路行不通了，医生医院不愿独力承担
贫困救助的负担，以中国医生微薄的收入，实在是原谅则天佑（to forgive
divine）。
中国在过几代医生以后或许再也听不到老医生讲述他们当初去欠费患者家中
讨钱的辛苦了，中国医院见钱开方的历史渊源或许就要被人忘记了。在过去医生
是右派，贫民是红五类的时候，医生是先开方后收钱的，不收钱也不要紧，政府
包着呢。但亲兄弟，明算账，农民与无产阶级治病归治病，政府不开条子，那欠
账还是不能免的。这红五类挂的账，不改革开放，大概没人敢去收的，也没必要
去收，收了也不归你。但一改革开放，政府在医院的投入大减，收账就默许了，
而且与效益挂钩，不收不行。医生们收账，大概就跟他们没练武之前一样，温文
尔雅，缺少中国公安人员的那股杀气，所以钱没见几个，故事听了一大堆，腿也
跑软了，于是民主集中讨论后一致认定，不是我们不仗义，实在是病患太顽皮，
从此以后，不见钱，不处方，不入账，不拿药！
几年前回国参观了一个净资产二千万而负债四千万的厂，让我吃惊的是看了
一个又一个的库房，里面堆满了数十年几十年前的破铜烂铁，每一个库房还都有
专人看守，那些管理人员似乎就不知道什么是坏账，什么是适时报废。其实这也
不难理解，谁要报废，谁要注坏账，谁的账面就不好看，于是乎，一大堆的破铜
烂铁，还得派专人守着！中国的医院，还记着那一堆欠费罢…
回到贫困救助的问题上来，中国政府主管的医院在2006年的欠费率是1.32%，
这是卫生部的统计资料。这个病人欠费率不是一个太好懂的东东，究竟是曾经有
1.32%的费用被拖欠过（最终还是付了），还是有1.32%费在年底还欠着，还是按
病人的比例来（1.32%的病人曾经欠费）。按其英文翻译来看可能年底欠费与年
总收入的比率。欠费并不是都不还的，以中国医院的吝嗇与见钱开方的传统来看，
这些欠费大概是与贫困人员无缘的。政府医院尚且如此，还能指望其它医院有更
多的善心吗？
在目前中国价格管制体系中，得益最大的还不是愿意出高价的富人（因为他
们要接受服务品质降低的后果），而是权势者，他们付出他们所乐见的低价，医
生们还得尽心尽力服侍，绝不敢有丝毫的怠慢，更不要说质量上偷功减料了，就
这样，还可能被活活打死（见医患危机篇）。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卫生改革仍旧
是商品经济不能触及的宝地。儿女受教育可送到外国，但自己有病了，总不能打
一个飞机到美国去罢。
（4）医生的合理收入
经济学在常人眼里显得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又爱搬弄概念，
出具专家意见，总给人十台计算机才算出那样的结果的样子，尽管其结果到底与
事实如何相差甚远。
且说医学界的本优秀硕士毕业生面临就业，明显当一个医生实在对我不具有
那么大的吸引力，我一发奋，决定要追求时尚，考MBA去了，让当时与我同室的
有着几十年工龄的博士生老友佩服得不得了，年青人，有闯劲。有名的某大学就
在两里路外，我带着满腔热情到了它的招生办，却被不太热情的办事人员告知一
年后再来，因为起码要一年的工作经验。我感到气闷，老友的鼓励与赞赏还言尤
在耳，于是一鼓劲，问，“那我考经济学博士可不可以？”，回答说可以。于是
立马购买了一套考经济学博士的资料，回去研读去了，此间还联系过该校的一位
导师，导师带着我这位有志青年遍逛校园，以资鼓励。等到认真学习那些东东时，
我才知道天原来是如此之高。我本极有数学天份，进入高中前拿拿满分还不是太
难的事，但高中数学老师非要在黑板上演示1+1=2，我当时眼一翻，晕过去了，
课堂发晕的习惯还被带到了外国，题外话就不多说了。那考经济学的数学一科简
直就不是我一辈子可以望及的。于是我又乖乖地重操旧业，当医生去了。
俗话说，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一句谚语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我于二十
世纪末出国，在二十一世纪初既取得了MBA学位，也取得了卫生经济学方面的博
士学位。也算有资格谈论这一话题罢。
经济学是一门基于常识而加以思辨的学问，并不是象中国的“高等”学府那
样，非要搞得呼吸氰气氮气才能钻研，发布结果就像展示原子弹一样，专家是咋
回事你们不必知道，知道他们是专家就行。怪不得大家大量地做假要当专家。医
生该有何样的收入是一个关“天” 的问题，一个人很难回答，无论这个人是
“专家”，还是高官。
医生的服务跟其它产品服务没有两样，有供给，也有需求，供给与需求相遇，
就是一个大家认可的价格。用更为仆素的语言来解释，那就是S城的那位名医定
价32美元是因为这一价格让不至于因病人多而太劳累，也不因为病人少而太清闲，
他的收入与收益得到保障（最大化）。如果需要夜诊，他付出的成本增加，要出
城，成本更高，成本增加，他更不愿意出诊，所以其诊费一翻再翻。鲁迅先生说，
他阔得不耐烦而收了二千多美元的天价，说明那时他的收入很高，对闲暇就非常
看重，在经济学上叫机会成本增加，于是要了高价，而买方接受了他的价格，说
明了这价格是暂时合理的。
经济学的根基就是自由交换，中国人讲天人合一，求自然之道，往往看重于
花草树木、石头泥巴，却对社会的自然现象，关于人类的自然发展视而不见，实
在不算聪明。不仅仅在自然界，在人类社会中发生的现象，要加之合理二字，非
得自由自在的发生为是。医生收入必依此而定。
社会对某一产品的投入表明了社会总体对它的重视程度，也表明了对它的需
求，当需求高时，而这一产品供给又有限时，其价格就高，反之则低。纵观全球，
当经济发展时，社会在医疗卫生的投入就会增加。美国60年代卫生总费用占国民
经济比重与我们现在差不多，70年代长到8%左右，80年代长到10%左右，90年代
达14%，现在在16%左右。
中国人喜欢三七开，这也暗合各种健康的影响因子对健康的作用。首先经济
条件决定人的健康程度，也就是说，人的寿命70%归功于经济生活水准，古代的
寿星，活到七八十岁不是难事，那决不是什么什么医的功劳，中医没有资格领取
这一功劳，西医也没有。在医学上，这是很浅显的道理，优越的生活让人更有战
胜疾病的本钱，更少接触病原的机会。剩余的30%的功劳再次三七开，主要作用
归于公共卫生，次要作用归于医生与医疗活动。也就是说，一位百岁的寿星，70
年的功劳是归于吃饱穿暖，20年的功劳在于预防医学，剩下10年的功劳算在现代
医学身上。
当我们以寿命的贡献值来看医学投入时不免觉得医生医疗活动占有不个太不
相称的份额，公共卫生远超医疗活动贡献，却只得到了远低于医生医疗活动的投
入，各国均是如此，公共卫生在卫生总费用中只占10%左右。能解释这一点的有
两个因素，其一是公共卫生的投入有远远超出医疗活动的效益，其二是大部分的
医疗活动的目标并不是寿命，而是生活质量，忘记这点的人常常觉得日本的医疗
体系最好，因为其国民寿命是全世界最高的，而事实多半差得很远。我的一位卫
生管理硕士同学去日本实习管理，回来后认为其卫生体系与其一流的经济水平完
全不相符合，很多方面大有提高的必要。
看来我也有“经济学家”的习惯，谈了大半天没能告诉大家中国医生到底该
有多少收入或者是什么样的收入才算合理。对于希望得到确切数字的人，恐怕失
望是难免的，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东西部发展又极不平衡，即使你得
到任何一个数据，那也没有对你薪资的期望值有任何的参考意义。我在前两章谈
到医生可能得到的收入及低收入的后果，这一章更多的是介绍如何得到合理收入
的方法。
俄国医生没有俄医的困扰（猜测的，如有请指证），与中国同行做了难兄难
弟（难姐难妹也成，我可不歧视女性的，并且俄国女医生可能比男医生要多的
多），这根本原因是一致的。
我所知道的中国医生收入低的历史原因据说是这样的，一位第N夫人到一家
医院视察，接见护士时，护士们抱怨工资低下，而医生们（那时基本上是男人）
工资高出数倍，于是夫人发话了，这不像话嘛，同工不同酬，男人女人都应该平
等！把护士们的工资长上去显然不可能，把医生工资降下来么就成了唯一选择，
医院因此成本大降，何乐而不可为呢！
经济学家的故事多半不会这样生动，俄国与中国医生的境遇相同并非偶然，
在改革开放以前以俄国与中国为代表的公有制国家实行的实际上是长久的战略经
济，即国民经济的重点是为战争机器服务的，即使人民饿着肚皮，也要出口粮食
换费买武器，在这一种经济形态下，任何高薪行业都是打击的对象，同工同酬绝
不是为低薪者长工资，而是尽可能地压低高薪阶层的工资。
再换另一个层面上说，医学对于战争的贡献是极其微小的，伤员对部队还是
一个沉重的负担，医疗技术的提高，也就意味着更多的伤员，部队的战斗力反而
会降低。当然放任疾病的流传也会发生非战斗减员，蒙古人横行于世界时，据说
还会使用原始的生物武器，一定程度的医疗活动是必要的，主要集中于预防医疗
（中国预防医疗的成绩的确不错）。对于鼓励个人英雄主义的部队来说，让伤残
人员战斗到死亡，更是减少了医生的重要性。基于这样的历史渊源，医生的收入
想不低都不成。
当教授的不如卖茶叶蛋的，那是八十年代“有识中老年”的呼喊，结果是九
十年代末终于教育产业化，前不久阿亿教授给大家算了一下账，教授们还是穷，
但教授们肯定不用去卖茶叶蛋了，开着小车卖茶叶蛋，即使去做，也未必有生意。
医生们忙着开刀看病，后来又有红包可收，没有与卖茶叶蛋的比较，所以还被管
得死死的，陷在战时经济的老套子里。
中国的经济发展，及世界各国的发展都证明了一点，谁先被解套，谁的经济
能力与潜力就得到发展。被缚住手脚的医生，想不挨揍，是不可能的。只要医疗
价格不被管制，引入竞争机制，中国医生就会得到合理的收入，中国才会有真正
安全舒适的医疗。只有那时，国民自愿为医生付多少钱，才会得到真正的答案，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人民更为注重生活质量，武器先进与否，实在是遥远的事，
于是对医生的合理收入，我只能说，远比现在要高，多半比开小车的阿亿教授还
高。
在上一章中讲到开私人诊所的同学，收入就大至与我以前推算的中国国民所
能支付的水准相当，他虽然仍受价格管制，但市场成分大增，应当有参考意义，
不过直接用这一数据有相当大的危险，中国的现状与推算医生应得收入的状态相
去甚远，当产品质量有明显提高以及国民相对收入增加时（因为15%的节约），
国民对医疗的投入会提高，所以说适当的收入会比教授还高。如果参考外国的例
子，这不是太难达成的结论。
出具专家意见，总给人十台计算机才算出那样的结果的样子，尽管其结果到底与
事实如何相差甚远。
且说医学界的本优秀硕士毕业生面临就业，明显当一个医生实在对我不具有
那么大的吸引力，我一发奋，决定要追求时尚，考MBA去了，让当时与我同室的
有着几十年工龄的博士生老友佩服得不得了，年青人，有闯劲。有名的某大学就
在两里路外，我带着满腔热情到了它的招生办，却被不太热情的办事人员告知一
年后再来，因为起码要一年的工作经验。我感到气闷，老友的鼓励与赞赏还言尤
在耳，于是一鼓劲，问，“那我考经济学博士可不可以？”，回答说可以。于是
立马购买了一套考经济学博士的资料，回去研读去了，此间还联系过该校的一位
导师，导师带着我这位有志青年遍逛校园，以资鼓励。等到认真学习那些东东时，
我才知道天原来是如此之高。我本极有数学天份，进入高中前拿拿满分还不是太
难的事，但高中数学老师非要在黑板上演示1+1=2，我当时眼一翻，晕过去了，
课堂发晕的习惯还被带到了外国，题外话就不多说了。那考经济学的数学一科简
直就不是我一辈子可以望及的。于是我又乖乖地重操旧业，当医生去了。
俗话说，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一句谚语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我于二十
世纪末出国，在二十一世纪初既取得了MBA学位，也取得了卫生经济学方面的博
士学位。也算有资格谈论这一话题罢。
经济学是一门基于常识而加以思辨的学问，并不是象中国的“高等”学府那
样，非要搞得呼吸氰气氮气才能钻研，发布结果就像展示原子弹一样，专家是咋
回事你们不必知道，知道他们是专家就行。怪不得大家大量地做假要当专家。医
生该有何样的收入是一个关“天” 的问题，一个人很难回答，无论这个人是
“专家”，还是高官。
医生的服务跟其它产品服务没有两样，有供给，也有需求，供给与需求相遇，
就是一个大家认可的价格。用更为仆素的语言来解释，那就是S城的那位名医定
价32美元是因为这一价格让不至于因病人多而太劳累，也不因为病人少而太清闲，
他的收入与收益得到保障（最大化）。如果需要夜诊，他付出的成本增加，要出
城，成本更高，成本增加，他更不愿意出诊，所以其诊费一翻再翻。鲁迅先生说，
他阔得不耐烦而收了二千多美元的天价，说明那时他的收入很高，对闲暇就非常
看重，在经济学上叫机会成本增加，于是要了高价，而买方接受了他的价格，说
明了这价格是暂时合理的。
经济学的根基就是自由交换，中国人讲天人合一，求自然之道，往往看重于
花草树木、石头泥巴，却对社会的自然现象，关于人类的自然发展视而不见，实
在不算聪明。不仅仅在自然界，在人类社会中发生的现象，要加之合理二字，非
得自由自在的发生为是。医生收入必依此而定。
社会对某一产品的投入表明了社会总体对它的重视程度，也表明了对它的需
求，当需求高时，而这一产品供给又有限时，其价格就高，反之则低。纵观全球，
当经济发展时，社会在医疗卫生的投入就会增加。美国60年代卫生总费用占国民
经济比重与我们现在差不多，70年代长到8%左右，80年代长到10%左右，90年代
达14%，现在在16%左右。
中国人喜欢三七开，这也暗合各种健康的影响因子对健康的作用。首先经济
条件决定人的健康程度，也就是说，人的寿命70%归功于经济生活水准，古代的
寿星，活到七八十岁不是难事，那决不是什么什么医的功劳，中医没有资格领取
这一功劳，西医也没有。在医学上，这是很浅显的道理，优越的生活让人更有战
胜疾病的本钱，更少接触病原的机会。剩余的30%的功劳再次三七开，主要作用
归于公共卫生，次要作用归于医生与医疗活动。也就是说，一位百岁的寿星，70
年的功劳是归于吃饱穿暖，20年的功劳在于预防医学，剩下10年的功劳算在现代
医学身上。
当我们以寿命的贡献值来看医学投入时不免觉得医生医疗活动占有不个太不
相称的份额，公共卫生远超医疗活动贡献，却只得到了远低于医生医疗活动的投
入，各国均是如此，公共卫生在卫生总费用中只占10%左右。能解释这一点的有
两个因素，其一是公共卫生的投入有远远超出医疗活动的效益，其二是大部分的
医疗活动的目标并不是寿命，而是生活质量，忘记这点的人常常觉得日本的医疗
体系最好，因为其国民寿命是全世界最高的，而事实多半差得很远。我的一位卫
生管理硕士同学去日本实习管理，回来后认为其卫生体系与其一流的经济水平完
全不相符合，很多方面大有提高的必要。
看来我也有“经济学家”的习惯，谈了大半天没能告诉大家中国医生到底该
有多少收入或者是什么样的收入才算合理。对于希望得到确切数字的人，恐怕失
望是难免的，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东西部发展又极不平衡，即使你得
到任何一个数据，那也没有对你薪资的期望值有任何的参考意义。我在前两章谈
到医生可能得到的收入及低收入的后果，这一章更多的是介绍如何得到合理收入
的方法。
俄国医生没有俄医的困扰（猜测的，如有请指证），与中国同行做了难兄难
弟（难姐难妹也成，我可不歧视女性的，并且俄国女医生可能比男医生要多的
多），这根本原因是一致的。
我所知道的中国医生收入低的历史原因据说是这样的，一位第N夫人到一家
医院视察，接见护士时，护士们抱怨工资低下，而医生们（那时基本上是男人）
工资高出数倍，于是夫人发话了，这不像话嘛，同工不同酬，男人女人都应该平
等！把护士们的工资长上去显然不可能，把医生工资降下来么就成了唯一选择，
医院因此成本大降，何乐而不可为呢！
经济学家的故事多半不会这样生动，俄国与中国医生的境遇相同并非偶然，
在改革开放以前以俄国与中国为代表的公有制国家实行的实际上是长久的战略经
济，即国民经济的重点是为战争机器服务的，即使人民饿着肚皮，也要出口粮食
换费买武器，在这一种经济形态下，任何高薪行业都是打击的对象，同工同酬绝
不是为低薪者长工资，而是尽可能地压低高薪阶层的工资。
再换另一个层面上说，医学对于战争的贡献是极其微小的，伤员对部队还是
一个沉重的负担，医疗技术的提高，也就意味着更多的伤员，部队的战斗力反而
会降低。当然放任疾病的流传也会发生非战斗减员，蒙古人横行于世界时，据说
还会使用原始的生物武器，一定程度的医疗活动是必要的，主要集中于预防医疗
（中国预防医疗的成绩的确不错）。对于鼓励个人英雄主义的部队来说，让伤残
人员战斗到死亡，更是减少了医生的重要性。基于这样的历史渊源，医生的收入
想不低都不成。
当教授的不如卖茶叶蛋的，那是八十年代“有识中老年”的呼喊，结果是九
十年代末终于教育产业化，前不久阿亿教授给大家算了一下账，教授们还是穷，
但教授们肯定不用去卖茶叶蛋了，开着小车卖茶叶蛋，即使去做，也未必有生意。
医生们忙着开刀看病，后来又有红包可收，没有与卖茶叶蛋的比较，所以还被管
得死死的，陷在战时经济的老套子里。
中国的经济发展，及世界各国的发展都证明了一点，谁先被解套，谁的经济
能力与潜力就得到发展。被缚住手脚的医生，想不挨揍，是不可能的。只要医疗
价格不被管制，引入竞争机制，中国医生就会得到合理的收入，中国才会有真正
安全舒适的医疗。只有那时，国民自愿为医生付多少钱，才会得到真正的答案，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人民更为注重生活质量，武器先进与否，实在是遥远的事，
于是对医生的合理收入，我只能说，远比现在要高，多半比开小车的阿亿教授还
高。
在上一章中讲到开私人诊所的同学，收入就大至与我以前推算的中国国民所
能支付的水准相当，他虽然仍受价格管制，但市场成分大增，应当有参考意义，
不过直接用这一数据有相当大的危险，中国的现状与推算医生应得收入的状态相
去甚远，当产品质量有明显提高以及国民相对收入增加时（因为15%的节约），
国民对医疗的投入会提高，所以说适当的收入会比教授还高。如果参考外国的例
子，这不是太难达成的结论。
（3）医生的堕落与流失
前一阵子饶医生与赵老师闹得沸沸扬扬，网友多对赵老师有非议，认为其人
格低下，实情究竟如何，大抵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但由此事大可观中国
医生现在的境况，中国的医生已经沦落到了作人小蜜与二奶的地步，实在是可悲
可叹。很难想象，地位如二奶般的医生会潜心学问与提供不落后于时代的医疗服
务。
中国人常讲，穷则思变，又讲穷山恶水出刁民，俄国医生的境遇就是医生待
遇不公时极端行为的体现，所谓“富贵不能屈”，“安贫乐业”的道德高姿态，
都是骗人的东东，只有衣食无忧的人，才会发出“粪土当年万户候”的豪言的。
陶渊民之不为五斗米折腰，那是因为五斗米太少，不是他有多么清高。
即使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那些国家，其医生的待遇远超过中国，
无论是绝对收入，还是相对收入，它们都面临医生的大量流失，印度更是被称为
“世界医生的供给地”。在一篇对众多移民医生的调查报告中，90%以上的医生
认为收入是他们移民到外国工作的原因，80%以上的医生认为改善工作环境会吸
引医生回流。
我对中国医生不安于现状最早的记忆是父亲在70年代对资本主义的尝试，医
生的收入不够他维持一家的生活，他与人合伙做起生意来了，尽管他没有取得多
少成功，他却在卫生系统内因此出了名，多次会议点名批评。在八十年代他也曾
再次尝试从事商业活动，以更大的失败告终。父亲不是一个合格的现代医学的医
生（可能算是一个合格的中医医生），但他在他的病患人口中确是大有名气，也
曾多次获奖及各种名誉，与他同等资历的医生相比，他的收入要高出很多档次，
这样的医生尚且如此，其他医生可想而知。
由于父亲的供给，我在未出校门前是不担心经济生活的，硕士毕业成了外科
医生，才知道生活并非那么一帆风顺的，外科医生的收入应当是高的了，我当时
确实也不穷，但还得与别人拥挤在一间房里，实在是纠纷众多，医学杂志是不看
的，满脑子就为生活生存奔波。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最后通过贿赂医院管理人
员找到一个单间，一张床就占去了房间80%的空间。后来由于懂英语，得到了一
份为别人翻译涉外项目的材料，短短二十天，我挣到了当外科医生三个月的收入，
当时的忙呀，每天工作到凌晨二三点，有一次还得扶着腰，为来访的“奥比斯飞
机医院”的护士作翻译！
所幸我当时进重症监护室工作，对啦，就是重症监护室，如果不在那里，恐
怕二十天完成十多万字的翻译工作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大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带有
捞钱性质，本医生被患者人身攻击时就发生在那里，当时确实也该打，我的大部
分时间都花在翻译上了，少量时间巡视我的病人。一次我不在岗，一个患者发生
意外，医院发现了，罚了我一百元，患者的意外为值班的护士处理了，我当时认
罪认罚态度良好。
我父亲年青时尽管也曾尝试商业活动，但他还是常看医学杂志的，起码在他
众多的神吹闲侃过程中，他常提到他的某一方子方法源自某种医学杂志，我想他
之所以成为名医，大概多看点书还是有益的。我是一个喜欢寻根究底的人，查书
阅刊是我的爱好，却为生存所累，对不起患者，也让我生活得特窝囊，我出身于
医学界，大部分朋友也是医生，遍布各个专业，不为生活所累的，没有见过。同
是医学界的朋友们见面，讨论的不是生活的难处，就是人际关系的忧患，要说医
学问题，可以说是没有。
中国医生的收入肯定够用（不象俄罗斯），人都会有自已的活法不是？我的
大学同学也有外科医生，与之相遇就感受到生活的窘迫，朋友中也有银行中的职
员，一进其家就感受到一种大气，医生并不生活在真空中，如果社会不能为他们
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难以想象他们会成为合格的现代医学医生。医学质量
控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在中国复杂可以变得简单，我以前的医院，医院质
控办就管算各个科室的奖金。遇得上级检查（质量？），护士长大量下发满意度
调查表，收回来后细心较对修改，我们的患者文化程度低不是？
回国与众多同学相会，在教学医院的收入比非教学医院高不假，但两鬓白发，
未老先衰，几乎与在国外操劳的我不相上下了，而数年前下岗的同学，自开诊所，
反而容光焕发，别人要打的，他驾着自已的小车晃荡。医学博大精深，就专业知
识而言，开小车的同学绝不会把他同其他同学相比，更不能与教学医院的同学相
比，想当初下岗之时，是何等的悲伤，现在又何尝不是庆幸。
医生患贫，也患不均，中国的医生要改善境遇，不需要罢工，主动下岗便是！
而事实上越早下岗的医生，越是富得流油！一次回国被邀请参观一家正在转民营
的医院，其老板以前就是一位医生，因收入低下及与科内人事斗争占到下风而愤
然辞职，他转而投机于药品与医疗器械买卖，现在他要让众多的医生为他打工，
也一出以前“受欺”的恶气。
危机就在眼前，但偏偏就只有持拳执械的打人的“刁民”才能意识到，国人
之不智，忍受力之强，实在让人佩服。咱们不妨查查卫生部的统计数据罢。
中国2001年医药卫生高校毕业生62638人，2002年79500人，2003年111356人，
2004年154187人，2005年202577人，且不表这不可思议的增长率，单是这白花花
的数字应当让人欢呼雀跃的了。算上中专毕业人数，中国卫生体系在2001年净增
20多万毕业生，2002年是22万多毕业生，2003年41万多毕业生，2004年是49万多
毕业生，而2005年是53万多毕业生。由于在2002年统计方式发生了变化，我们从
2003年开始算，2003年中国卫生技术人员净增36692人，全医疗卫生体系净增
36707人，2004年卫生技术人员净增86437人，卫生体系总数净增81803人，2005
年卫生技术人员净增67279人，总数净增70262人。
我们的教育系统撑死了扩招，在2005年产出53万，却只是让整个卫生系统添
加了不到7万人，人到哪里去了？根据卫生部在1997年所做的一次大型统计，在
综合性医院卫生技术人员在45~54岁年龄段的人占总人数的12%，在乡村卫生院该
年龄段的人占17%，假如在这个十年段内年龄平均分布（即使不平均分布，1997
到2005年也接近中位年龄数），那么估算达退休年龄的人应在1.2%到1.7%之间，
我们取尽可能高的值1.7%，2003年卫生技术人员的退休人数是72000人（精确到
千位），全系统是88000人，2004年分别是73000与89000人，2005年分别是74000
与91000人。也就是说，53万的毕业生只让卫生系统增加了14万人，流失了39万！
在2004年流失34万，在2003年是30万。
流失的人大约是两种情况，中国高校撑死了扩招，中国回到了大炼钢铁的时
代，毕业生不合格，但70%的不合格率未免太高了。我有一堂弟，在医学院校毕
业，现在在搞房地产（还是打工身份，不是老板），收入嘛，我想要是他真的当
医生，开私人诊所，或许有现在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到大医院，或许有现在收入
的1/5到1/4。
人们批评医生不敬业，以致于要血光相见，那是因为健康实在是太过于重要，
哪有比误人性命更恶劣的呢。但谈敬业精神，医生或许并不比误人子弟的老师差，
更要强过缺少法制精神的警察。日前偶然看到东方卫视的一个采访，一个中国靓
妹（大概是导游罢）为奥运作准备，她说，“在中国人面前胡说八道都可以，但
面对外国人，那我就代表了一个国家…”这是什么样的职业精神？政府官员都说
要把陋习留在国内，我就不在此柯责了。中国医生练武自卫，显得没有血性，要
是有血性，他们应该回到他们的母校，揪出以前的外语老师狠揍，中国的外语老
师大部分尽管外语知识丰厚，却不会讲外语，教出来的学生，实在是没几个象样
的。要是中国医生外语过关，不出三年，在中国找不出几个象样的医生，那时世
界医生的供给地又要给中国摘取了，而中国医生的境遇将会得到极大提高。
提高医生收入绝对不是换救中国医疗体系的唯一举措，但却是关键所在。什
么样的收入才算合理呢？对于以冥想为主要研究手段的中国社会科学人员来说或
许是一个艰深的课题，但在经济学中却不是一个大问题。这一问题，我留在下一
章讨论罢。
格低下，实情究竟如何，大抵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但由此事大可观中国
医生现在的境况，中国的医生已经沦落到了作人小蜜与二奶的地步，实在是可悲
可叹。很难想象，地位如二奶般的医生会潜心学问与提供不落后于时代的医疗服
务。
中国人常讲，穷则思变，又讲穷山恶水出刁民，俄国医生的境遇就是医生待
遇不公时极端行为的体现，所谓“富贵不能屈”，“安贫乐业”的道德高姿态，
都是骗人的东东，只有衣食无忧的人，才会发出“粪土当年万户候”的豪言的。
陶渊民之不为五斗米折腰，那是因为五斗米太少，不是他有多么清高。
即使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那些国家，其医生的待遇远超过中国，
无论是绝对收入，还是相对收入，它们都面临医生的大量流失，印度更是被称为
“世界医生的供给地”。在一篇对众多移民医生的调查报告中，90%以上的医生
认为收入是他们移民到外国工作的原因，80%以上的医生认为改善工作环境会吸
引医生回流。
我对中国医生不安于现状最早的记忆是父亲在70年代对资本主义的尝试，医
生的收入不够他维持一家的生活，他与人合伙做起生意来了，尽管他没有取得多
少成功，他却在卫生系统内因此出了名，多次会议点名批评。在八十年代他也曾
再次尝试从事商业活动，以更大的失败告终。父亲不是一个合格的现代医学的医
生（可能算是一个合格的中医医生），但他在他的病患人口中确是大有名气，也
曾多次获奖及各种名誉，与他同等资历的医生相比，他的收入要高出很多档次，
这样的医生尚且如此，其他医生可想而知。
由于父亲的供给，我在未出校门前是不担心经济生活的，硕士毕业成了外科
医生，才知道生活并非那么一帆风顺的，外科医生的收入应当是高的了，我当时
确实也不穷，但还得与别人拥挤在一间房里，实在是纠纷众多，医学杂志是不看
的，满脑子就为生活生存奔波。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最后通过贿赂医院管理人
员找到一个单间，一张床就占去了房间80%的空间。后来由于懂英语，得到了一
份为别人翻译涉外项目的材料，短短二十天，我挣到了当外科医生三个月的收入，
当时的忙呀，每天工作到凌晨二三点，有一次还得扶着腰，为来访的“奥比斯飞
机医院”的护士作翻译！
所幸我当时进重症监护室工作，对啦，就是重症监护室，如果不在那里，恐
怕二十天完成十多万字的翻译工作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大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带有
捞钱性质，本医生被患者人身攻击时就发生在那里，当时确实也该打，我的大部
分时间都花在翻译上了，少量时间巡视我的病人。一次我不在岗，一个患者发生
意外，医院发现了，罚了我一百元，患者的意外为值班的护士处理了，我当时认
罪认罚态度良好。
我父亲年青时尽管也曾尝试商业活动，但他还是常看医学杂志的，起码在他
众多的神吹闲侃过程中，他常提到他的某一方子方法源自某种医学杂志，我想他
之所以成为名医，大概多看点书还是有益的。我是一个喜欢寻根究底的人，查书
阅刊是我的爱好，却为生存所累，对不起患者，也让我生活得特窝囊，我出身于
医学界，大部分朋友也是医生，遍布各个专业，不为生活所累的，没有见过。同
是医学界的朋友们见面，讨论的不是生活的难处，就是人际关系的忧患，要说医
学问题，可以说是没有。
中国医生的收入肯定够用（不象俄罗斯），人都会有自已的活法不是？我的
大学同学也有外科医生，与之相遇就感受到生活的窘迫，朋友中也有银行中的职
员，一进其家就感受到一种大气，医生并不生活在真空中，如果社会不能为他们
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难以想象他们会成为合格的现代医学医生。医学质量
控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在中国复杂可以变得简单，我以前的医院，医院质
控办就管算各个科室的奖金。遇得上级检查（质量？），护士长大量下发满意度
调查表，收回来后细心较对修改，我们的患者文化程度低不是？
回国与众多同学相会，在教学医院的收入比非教学医院高不假，但两鬓白发，
未老先衰，几乎与在国外操劳的我不相上下了，而数年前下岗的同学，自开诊所，
反而容光焕发，别人要打的，他驾着自已的小车晃荡。医学博大精深，就专业知
识而言，开小车的同学绝不会把他同其他同学相比，更不能与教学医院的同学相
比，想当初下岗之时，是何等的悲伤，现在又何尝不是庆幸。
医生患贫，也患不均，中国的医生要改善境遇，不需要罢工，主动下岗便是！
而事实上越早下岗的医生，越是富得流油！一次回国被邀请参观一家正在转民营
的医院，其老板以前就是一位医生，因收入低下及与科内人事斗争占到下风而愤
然辞职，他转而投机于药品与医疗器械买卖，现在他要让众多的医生为他打工，
也一出以前“受欺”的恶气。
危机就在眼前，但偏偏就只有持拳执械的打人的“刁民”才能意识到，国人
之不智，忍受力之强，实在让人佩服。咱们不妨查查卫生部的统计数据罢。
中国2001年医药卫生高校毕业生62638人，2002年79500人，2003年111356人，
2004年154187人，2005年202577人，且不表这不可思议的增长率，单是这白花花
的数字应当让人欢呼雀跃的了。算上中专毕业人数，中国卫生体系在2001年净增
20多万毕业生，2002年是22万多毕业生，2003年41万多毕业生，2004年是49万多
毕业生，而2005年是53万多毕业生。由于在2002年统计方式发生了变化，我们从
2003年开始算，2003年中国卫生技术人员净增36692人，全医疗卫生体系净增
36707人，2004年卫生技术人员净增86437人，卫生体系总数净增81803人，2005
年卫生技术人员净增67279人，总数净增70262人。
我们的教育系统撑死了扩招，在2005年产出53万，却只是让整个卫生系统添
加了不到7万人，人到哪里去了？根据卫生部在1997年所做的一次大型统计，在
综合性医院卫生技术人员在45~54岁年龄段的人占总人数的12%，在乡村卫生院该
年龄段的人占17%，假如在这个十年段内年龄平均分布（即使不平均分布，1997
到2005年也接近中位年龄数），那么估算达退休年龄的人应在1.2%到1.7%之间，
我们取尽可能高的值1.7%，2003年卫生技术人员的退休人数是72000人（精确到
千位），全系统是88000人，2004年分别是73000与89000人，2005年分别是74000
与91000人。也就是说，53万的毕业生只让卫生系统增加了14万人，流失了39万！
在2004年流失34万，在2003年是30万。
流失的人大约是两种情况，中国高校撑死了扩招，中国回到了大炼钢铁的时
代，毕业生不合格，但70%的不合格率未免太高了。我有一堂弟，在医学院校毕
业，现在在搞房地产（还是打工身份，不是老板），收入嘛，我想要是他真的当
医生，开私人诊所，或许有现在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到大医院，或许有现在收入
的1/5到1/4。
人们批评医生不敬业，以致于要血光相见，那是因为健康实在是太过于重要，
哪有比误人性命更恶劣的呢。但谈敬业精神，医生或许并不比误人子弟的老师差，
更要强过缺少法制精神的警察。日前偶然看到东方卫视的一个采访，一个中国靓
妹（大概是导游罢）为奥运作准备，她说，“在中国人面前胡说八道都可以，但
面对外国人，那我就代表了一个国家…”这是什么样的职业精神？政府官员都说
要把陋习留在国内，我就不在此柯责了。中国医生练武自卫，显得没有血性，要
是有血性，他们应该回到他们的母校，揪出以前的外语老师狠揍，中国的外语老
师大部分尽管外语知识丰厚，却不会讲外语，教出来的学生，实在是没几个象样
的。要是中国医生外语过关，不出三年，在中国找不出几个象样的医生，那时世
界医生的供给地又要给中国摘取了，而中国医生的境遇将会得到极大提高。
提高医生收入绝对不是换救中国医疗体系的唯一举措，但却是关键所在。什
么样的收入才算合理呢？对于以冥想为主要研究手段的中国社会科学人员来说或
许是一个艰深的课题，但在经济学中却不是一个大问题。这一问题，我留在下一
章讨论罢。
（2）医生患穷也患不均
2005年12月20日在不列颠医刊（BMJ）有一篇报道，俄国一位医龄长达二十
年的医生因向瘾君子售卖安定而入狱，她用五支安定交换了100卢布（不到三十
元人民币），一条廉价的萨拉米腊肠，及一瓶伏特加。在她所在的罗斯多福
（Rostov俄联帮89个区中的一个），一年中有二十多个医务人员为类似的行为判
罪。在这之前2000年底纽约时报曾以“俄国医生，上班讨口，回家叫花”为题描
写了俄国医生们艰难的处境。
俄国医生的收入大约只有一年3240美元，远不如鲁迅先生描述那位名医两次
重症诊费的收入（4456美元）。俄国医生的收入只有人均国民收入的73%，让人
难以置信，但我查到多份非正式报道，不少数据比这还低，相信大体错不了（会
俄语的请帮忙查查统计数据）。俄罗斯显然为此付出了代价，尽管俄罗斯是全球
医生密度最高的国家（每215人就有一个医生），它的卫生体系却是极差，在八
十年代其人均寿命是70岁，2002年是男性53岁女性64岁。
从三门峡市的医生齐心练武，到深圳市医护人员戴着钢盔上班（2006年底的
报道），中国医生付出血与生命的代价，他们的收入大约是一年3132美元，低于
俄国同行的收入。评估中国医生的平均收入是比较困难的，政府部门的卫生服务
研究对医生的收入是不感兴趣的，这一数据源于一篇国际性研究文章，可能偏高。
对照自身的经历与众多的非正式报道，觉得它对城市医生收入有较大的代表性。
发达国家医生的收入是中国同行的40倍左右，其中人口多于一亿的发达国家，
美国医生是59倍，日本医生是中国医生的35倍。不发达国家中人口多于一亿的国
家，墨西哥是中国的5倍，巴西是中国的15倍，巴基斯坦是中国的6倍，印度是中
国的35倍，孟加拉国与尼日利亚的卫生系统是一塌湖涂，我未能找到任何数据，
相信即使有数据，也不太具有可比性。
再与我们其它的远亲与近邻相比，香港的医生收入是中国医生的22倍，台湾
是中国的14倍，新加坡是中国的48倍，韩国是中国的26倍。
对众多的国家的比较中，我还未找到医生平均收入比中国医生收入低的国家
（不是没有，在我的印象中有这样的国家，只是人口与经济条件完全不具有可比
性，就没有花时间查找了）。批评者大约会注意到这种粗略比较忽略了各国的经
济水准，而这里列举的大多数国家人均收入都比中国高（只有巴基斯坦与印度远
低于中国人均收入）。这种比较并不是全没有意义，因为许多地方医生们会有相
同的投入，比如到国外旅游，大型设备的购买，以及国际交流。
就相对购买力而言，中国医生收入是国民平均收入的1.8倍，在所有以上对
比过的国家中，就只比俄国高。在除开尼日利亚、孟加拉国、及俄国外的所有一
亿以上人口国家中，用医生人口加权平均，除开中国医生外，医生收入是国民平
均收入的47倍，包括中国医生在内是26倍。如果包括俄国医生在内，医生收入是
人均国民收入的23倍。众多的发达国家中，医生收入大概是国民平均收入的4倍。
在以汉人为主的国家与地区中，台湾是3倍，香港是2.5倍，新加坡是5.5倍。我
们的近邻韩国医生收入是国民平均收入的5倍。
通过以上对比，我们无疑可以结论中医生无论在绝对收入还是相对收入上都
是世界上最差的，再次与俄国作了难兄难弟，与中国医生付出的代价（医学上的
贡献与血的代价）远远不能相符。医生患贫也患不均，难兄在苦寒的西伯利亚偷
药卖，难弟在中国吃回扣。中国医疗费用高达50%花在药费上，大量的药通过医
生促销到了病人手上，口中，消化了，不知几多是没有必要的药，不知几多根本
就是对病人有害的药。除药外，医疗器械与检查也有大量的回扣，其安全性有待
进一步研究。
中国人现在腰粗了，声音壮了，要是十年二十年前我来探讨这一话题，批评
者大约首先就要哭穷，现在腰缠万贯（看看外汇储备就知道了），这一招大约不
太好意思用了罢。我说医生患穷也患不均（这里的均指合理的分配，不是平均分
配），就是要进步证明中国并不穷，中国不是养不起它的医生，相反，中国有大
量的潜力为它的医生提供更好收入与改善工作环境。
2005年中国国民收入的5.55%花在医疗卫生上，与之相比，韩国接近，5.6%，
但韩国为医生提供了超出5倍人均国民收入的收入。新加坡与香港只花了大约4%
的国民经济于医疗卫生上，分别提供了5.5与2.5倍国民人均收入于医生。台湾花
了6.2%的国民经济于医疗卫生事业上，提供了3倍于国民人均收入的收入予医生。
这四个邻近的地区无一不实现了全民医疗保障，哪象中国经常报道惨熙熙的患者
无钱就医！
医生不是不会算账，而是没有太多的机会算账。中国2005年的人均收入达到
了1740美元，即使人均收入没有增长，2007年也有23000亿美元GDP，如果仍旧花
费5.55%在医疗卫生上，那医疗卫生总费用将有1277亿美元。估计其中10%会用于
公共卫生，医疗活动将会余1149亿美元。按照2005年医疗体系人员增长趋势，现
在中国大约有557万从业人员，其中医生205万。假如我们按照卫生部1997年所做
一次大型调查综合性医院（不包括中医院，中医院的数据高出许多）19%的支出
用于人员经费，可以得到218亿美元用于所有医疗体系人员收入，我们假如医生
得到普通从业人员多一倍的收入，那么医生的人均收入会有5730美元，3.3倍于
国民平均收入，而其他从业人员将会有2865美元，1.65倍于国民平均收入。再假
如普通从业人员只得到国民平均收入，那医生会有7664美元的收入，4.4倍于国
民平均收入，一个比较对得起观众的数据。
增加医生收入将会极大减少医生寻求回扣的压力，我们再次假如医生不再寻
求药品回扣，国人不再乱吃药，美国医药总费用的13%用于药品，一篇台湾医院
的报道，其药品支出只占收入的7%，我们取一个尽可能高的值，20%的药品费用，
于是在总费用中我们可以节约30%的成本，我们进一步假设病人与医生同时得利，
也就是说病人愿意将节约的资金50%回赠于医生，那医生总收入将净增172亿美元，
如果算上器械与检查回扣，医生的总收入还会有更大的增加空间，医生的人均收
入将净增加8412美元！
我们结合如上分析，中国医生的人均收入可以达到15000美元以上而不增加
国民人均医疗费用的支出，相反，中国的患者可以节约高达15%医药费用！
经常看到医院拒绝接收没钱入院的病人，或者是亲友泣血求告筹集救命的资
金，中国的医生，以及那良善的国民，忍不住要问，中国国民所花费的血汗钱，
中国医生所挣的血汗钱，到底到哪里去了？
我做了一个梦，我成了为鲁迅父亲治病的庸医，哈哈大笑着醒来…
年的医生因向瘾君子售卖安定而入狱，她用五支安定交换了100卢布（不到三十
元人民币），一条廉价的萨拉米腊肠，及一瓶伏特加。在她所在的罗斯多福
（Rostov俄联帮89个区中的一个），一年中有二十多个医务人员为类似的行为判
罪。在这之前2000年底纽约时报曾以“俄国医生，上班讨口，回家叫花”为题描
写了俄国医生们艰难的处境。
俄国医生的收入大约只有一年3240美元，远不如鲁迅先生描述那位名医两次
重症诊费的收入（4456美元）。俄国医生的收入只有人均国民收入的73%，让人
难以置信，但我查到多份非正式报道，不少数据比这还低，相信大体错不了（会
俄语的请帮忙查查统计数据）。俄罗斯显然为此付出了代价，尽管俄罗斯是全球
医生密度最高的国家（每215人就有一个医生），它的卫生体系却是极差，在八
十年代其人均寿命是70岁，2002年是男性53岁女性64岁。
从三门峡市的医生齐心练武，到深圳市医护人员戴着钢盔上班（2006年底的
报道），中国医生付出血与生命的代价，他们的收入大约是一年3132美元，低于
俄国同行的收入。评估中国医生的平均收入是比较困难的，政府部门的卫生服务
研究对医生的收入是不感兴趣的，这一数据源于一篇国际性研究文章，可能偏高。
对照自身的经历与众多的非正式报道，觉得它对城市医生收入有较大的代表性。
发达国家医生的收入是中国同行的40倍左右，其中人口多于一亿的发达国家，
美国医生是59倍，日本医生是中国医生的35倍。不发达国家中人口多于一亿的国
家，墨西哥是中国的5倍，巴西是中国的15倍，巴基斯坦是中国的6倍，印度是中
国的35倍，孟加拉国与尼日利亚的卫生系统是一塌湖涂，我未能找到任何数据，
相信即使有数据，也不太具有可比性。
再与我们其它的远亲与近邻相比，香港的医生收入是中国医生的22倍，台湾
是中国的14倍，新加坡是中国的48倍，韩国是中国的26倍。
对众多的国家的比较中，我还未找到医生平均收入比中国医生收入低的国家
（不是没有，在我的印象中有这样的国家，只是人口与经济条件完全不具有可比
性，就没有花时间查找了）。批评者大约会注意到这种粗略比较忽略了各国的经
济水准，而这里列举的大多数国家人均收入都比中国高（只有巴基斯坦与印度远
低于中国人均收入）。这种比较并不是全没有意义，因为许多地方医生们会有相
同的投入，比如到国外旅游，大型设备的购买，以及国际交流。
就相对购买力而言，中国医生收入是国民平均收入的1.8倍，在所有以上对
比过的国家中，就只比俄国高。在除开尼日利亚、孟加拉国、及俄国外的所有一
亿以上人口国家中，用医生人口加权平均，除开中国医生外，医生收入是国民平
均收入的47倍，包括中国医生在内是26倍。如果包括俄国医生在内，医生收入是
人均国民收入的23倍。众多的发达国家中，医生收入大概是国民平均收入的4倍。
在以汉人为主的国家与地区中，台湾是3倍，香港是2.5倍，新加坡是5.5倍。我
们的近邻韩国医生收入是国民平均收入的5倍。
通过以上对比，我们无疑可以结论中医生无论在绝对收入还是相对收入上都
是世界上最差的，再次与俄国作了难兄难弟，与中国医生付出的代价（医学上的
贡献与血的代价）远远不能相符。医生患贫也患不均，难兄在苦寒的西伯利亚偷
药卖，难弟在中国吃回扣。中国医疗费用高达50%花在药费上，大量的药通过医
生促销到了病人手上，口中，消化了，不知几多是没有必要的药，不知几多根本
就是对病人有害的药。除药外，医疗器械与检查也有大量的回扣，其安全性有待
进一步研究。
中国人现在腰粗了，声音壮了，要是十年二十年前我来探讨这一话题，批评
者大约首先就要哭穷，现在腰缠万贯（看看外汇储备就知道了），这一招大约不
太好意思用了罢。我说医生患穷也患不均（这里的均指合理的分配，不是平均分
配），就是要进步证明中国并不穷，中国不是养不起它的医生，相反，中国有大
量的潜力为它的医生提供更好收入与改善工作环境。
2005年中国国民收入的5.55%花在医疗卫生上，与之相比，韩国接近，5.6%，
但韩国为医生提供了超出5倍人均国民收入的收入。新加坡与香港只花了大约4%
的国民经济于医疗卫生上，分别提供了5.5与2.5倍国民人均收入于医生。台湾花
了6.2%的国民经济于医疗卫生事业上，提供了3倍于国民人均收入的收入予医生。
这四个邻近的地区无一不实现了全民医疗保障，哪象中国经常报道惨熙熙的患者
无钱就医！
医生不是不会算账，而是没有太多的机会算账。中国2005年的人均收入达到
了1740美元，即使人均收入没有增长，2007年也有23000亿美元GDP，如果仍旧花
费5.55%在医疗卫生上，那医疗卫生总费用将有1277亿美元。估计其中10%会用于
公共卫生，医疗活动将会余1149亿美元。按照2005年医疗体系人员增长趋势，现
在中国大约有557万从业人员，其中医生205万。假如我们按照卫生部1997年所做
一次大型调查综合性医院（不包括中医院，中医院的数据高出许多）19%的支出
用于人员经费，可以得到218亿美元用于所有医疗体系人员收入，我们假如医生
得到普通从业人员多一倍的收入，那么医生的人均收入会有5730美元，3.3倍于
国民平均收入，而其他从业人员将会有2865美元，1.65倍于国民平均收入。再假
如普通从业人员只得到国民平均收入，那医生会有7664美元的收入，4.4倍于国
民平均收入，一个比较对得起观众的数据。
增加医生收入将会极大减少医生寻求回扣的压力，我们再次假如医生不再寻
求药品回扣，国人不再乱吃药，美国医药总费用的13%用于药品，一篇台湾医院
的报道，其药品支出只占收入的7%，我们取一个尽可能高的值，20%的药品费用，
于是在总费用中我们可以节约30%的成本，我们进一步假设病人与医生同时得利，
也就是说病人愿意将节约的资金50%回赠于医生，那医生总收入将净增172亿美元，
如果算上器械与检查回扣，医生的总收入还会有更大的增加空间，医生的人均收
入将净增加8412美元！
我们结合如上分析，中国医生的人均收入可以达到15000美元以上而不增加
国民人均医疗费用的支出，相反，中国的患者可以节约高达15%医药费用！
经常看到医院拒绝接收没钱入院的病人，或者是亲友泣血求告筹集救命的资
金，中国的医生，以及那良善的国民，忍不住要问，中国国民所花费的血汗钱，
中国医生所挣的血汗钱，到底到哪里去了？
我做了一个梦，我成了为鲁迅父亲治病的庸医，哈哈大笑着醒来…
（1）医患关系
最近看到一个报道，“专家”预测未来中国最赚钱的十个行业，居然医生也
会在列，虽然排在末位，也让我感到吃惊。中国的医生比护士还廉价，同等的学
历，护士的收入会比医生高出许多。对这种特廉价的产品，国人向来是不怎么尊
重的。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我医学院毕业在九十年代，现在风气也大约不变，
用比较粗俗的语言，那就是大家挤破了头也要钻进外科，现在医学院的学子们大
约不会听到老前辈感叹的了，想当年，我老人家是找了好几个关系才搞定内科的！
那时内外科没有收入上的差别，但外科太苦太累…
如果论当医生有的选择，我绝不当现在中国的医生，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
鲁迅在《父亲的病》开始时是这样的描述：
大约十多年前吧，Ｓ城中曾经盛传过一个名医的故事：——
他出诊原来是一元四角，特拔十元，深夜加倍，出城又加倍。有一夜，一家
城外人家的闺女生急病，来请他了，因为他其时已经阔得不耐烦，便非一百元不
去。 他们只得都依他。待去时，却只是草草地一看，说道“不要紧的”，开一
张方，拿了一百元就走。那病家似乎很有钱，第二天又来请了。他一到门，只见
主人笑面承 迎，道，“昨晚服了先生的药，好得多了，所以再请你来复诊一
回。”仍旧引到房里，老妈子便将病人的手拉出帐外来。他一按，冷冰冰的，也
没有脉，于是点点头 道，“唔，这病我明白了。”从从容容走到桌前，取了药
方纸，提笔写道：——
“凭票付英洋壹百元正。”下面是署名，画押。
“先生，这病看来很不轻了，用药怕还得重一点罢。”主人在背后说。
“可以，”他说。于是另开了一张方：——
“凭票付英洋贰百元正。”下面仍是署名，画押。
这样，主人就收了药方，很客气地送他出来了。
几十年后这位名医的同行就没有那么幸运的了。先说那一元四角的诊费，要
找到其比价十分不易（有这方面资料的请帮忙），按当时的兑换价与美元大约是
1:1 的，而美元从1896年（鲁迅父亲逝世年）到2006年涨了23.7倍，也就是说，
这位名医出诊要收相当于2006年的32美元。这位医生的收费标准大概要与现在的
美国医生持平。这位名医出诊收了2006年的2273美元的诊费，病人却死了，最终
退回诊费又赔了2273美元了事。我父亲当年因救人性命而大收义子义女的时代
（80年代初），我依稀记得他的诊费是0.1 或是0.15元人民币，出诊很远也只是
那么多钱，当然中西医结合可以多写一张处方，也算变相地加了一倍。现在他成
了名老中西结合医生，诊费也就两元人民币。要是父亲的医疗事故只是赔一倍的
诊费，我相信他做梦都会笑得特别香甜。
文革的武斗大约也改变了中国人的基因，暴力倾向猛增。现在的医生，实在
太可怜了。2005年8月12日，福建中医学院的戴春福（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在
医院坐诊时被他以前的患者杀害。在这之前，2003年8月25日，武汉市汉口区同
济来福康门诊部，患者杨克爽持刀连杀6名医务人员后自杀死亡，其中副主任医
师梅某和另一余姓医生死亡。同年7月7日，河北省任县县医院内科主任徐春平医
师被任县司法局局长耿玉海等人打死。今年的6月13日，新乡市第二人民医院代
文红医生被五年前的患者连捅11刀而死亡。
除开这些死亡的医生，2001年4月17日，病人何海军将四川华西医大附属第
一医院曾为其作鼻息肉手术的医生王恺砍了13刀，致重度残疾。2001年7月25日，
一位患者的家属攻击北京协和医院脑外科医生王任直教授致重度残疾。2002年5
月11日，湖南衡阳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值班医生袁小平被患者的亲友攻击，被逼
抱着死亡幼儿游街示众，长达数小时，袁医生被重伤。2003年7月24日患者金道
礼在凤阳第一人民医院因麻醉意外死亡，患者家属将麻醉医生进行殴打后强迫他
在死者面前默立了整整8 个小时，第二天，死者的家属纠集了100多人打伤致少4
名医生，其中曹凤光医生重伤。
更多的攻击医务人员的事件，我已用不着一一例举了，相信常阅报刊网络的
人已经是非常熟悉的了。中国人向来平和，恐怖活动听来是很遥远的事，但2001
年11月14日一位患有视网膜脱落的病人包季厚居然用肉弹将重庆市第三民医院给
炸了，炸死5人，伤35人，其中6人伤势严重，据说这是世界上首起、也是惟一的
一起成功的针对医院的恐怖事件。同年12月26日，郑州康复中心医院也几乎受到
患者炸弹攻击，但幸而未遂。
医生的可怜还不仅仅只是受到患者及其亲友的攻击，一位心血管内科医生于
2004年底向《光明日报》投稿公开辞职，因为他揭发同行内幕，不良行为，为患
者作想的做法让他门庭若市而同行收益大减，他先后受到各种人生威胁，曾于
1999年受同行攻击而致身体残疾。
医生面对日益增加的人身威胁缺乏应对举措。2006年曾有报道河南三门峡市
某家医院医务人员集体练武以抗拒患者及其亲友的暴力行为。想来其场面何其壮
观，也算回到了华陀他老人家创五禽戏言行合一的正道，只是无论如何让人有啼
笑皆非的感觉。
2004年成都有一个特别的坐谈会，几十家医院的院长（来自四川各大城市）
相聚讨论因应针对医生的暴力，很明显，坐谈会没有讨论出任何有建设性的因应
手段。当地的报纸建议四川的医生雇保镖保护着上班。不少医院的领导人都表示
针对医务人员的暴力行为年发生率到十多次甚至二十多次。
用中文搜索针对医生的暴力行为（比如“打医生”），无论是哪一个引擎，
你会得到一连串惊人的消息，来自中国大陆的大江南北，上至医学院校附院，下
至各种卫生所，大多要见血，伤残及至死亡都很常见。如果你用英文搜索，你也
会得到很多结果，但几乎找不出相关条目，更多的是医生在这类事件中的作用。
中国的危机到了医生与患者拳脚相加，甚至于各自要为下一场打斗而勤苦练
武准备之际，我们尚不加以认知，中国真的要象某些报道上说的那样，直到二十
年后中国再也找不到象样的医生才悔误吗？国外也有针对医生的暴力行为，基本
上发生于两种情行，一是当事人酒醉难醒，二是患者本身有精神疾患，这些暴力
行为大多为医生所原谅。中国的医生与患者及其家属看来结的是血仇，很多时候
闹得同归于尽！
中国的医生可怜到了极点，不是因为他们被“欺负”到这般地步，而是因为
在目下的中国，已经不太容易找到好医生了，那位因受同行拳脚而致伤残的医生
已经为我们埋下了这一注角，他是属于不该打的那一类，反而受到同行攻击。如
果我们回放到以前讨论的其它案例，那些受“迫害”的医生也许并不那么纯洁，
我相信那些患者及其家属未必就是丧心病狂的人，他们中的许多还多半是懂得知
恩图报的人。
我也曾是一个受到患者攻击的医生。当时患者是在手术后，他来自农村，尽
管他强烈相求不住重症监护室，但主管医生还是让他留在了重症监护室内，因此
他每日要多付出很多的住院费用，显然这激怒了他，在一天夜里他突然攻击医务
人员，他手持输液架（铁的，真打的话，要人命的），我时逢值班，急忙操起了
椅子防守，在其他人员逃了后我才撤退（实情如此，不是自夸英雄）。在我与患
者对峙过程中，我注意到他对他的武器有着非常良好的控制，要是他真的发动突
然龚击，我们会有重伤的，另外的医生在他追击我们的过程中轻而易举地从后面
制住了他，其后他根本就没有反抗。他在此后装做精神异常过关，而我与他的主
管医生大吵了一通。我从来就没有认为这位患者是错的，他聪明地达到了他的目
的，尽管他给了我很大惊骇，我反而一直对他充满歉疚。
我并不对我所列举的案例都了解细节，但起码以湖南的袁医生为例，居然会
叫患者家属到其它科室去借温度计，他居然会没有温度计，实在是不可思议。说
白了，就是讨打类型的。
中国医生的恶劣，是他们外国的同行难以想象的。时值我在一次实习值班的
时候来了一位胆管结石的病人。对实习生来说，没有比这更为兴奋的了，但显然
值班的医生并不这样看。他是一位资深的医生，已经是该科的主任了。我们顺利
地把病人送上了手术台，在我们的闲聊过程中，患者想来是插了胃管非常难受，
他动手把胃管拔出来了！主任勃然大怒，在粗口大骂声中，他跳到了患者身旁，
两计响亮的耳光后，他动作出奇地快，非常粗暴地又把胃管给病人插进去了！他
是我看到的插胃管迄今为止最快的人！
当然那位主任是没法跟河南省新郑市的外科主任刘书君医生相比的。2003年
11月17日，他在院长的授意下，领着三个人把一位因车祸受伤而失忆的人丢到了
荒野，后者伤病加重，很快死亡。前不久报导的数位医生摘取活人器官只是中国
医生道德沦丧的又一佐证，他们缺乏西医鼻祖希波克拉底用其经典的希氏誓言所
描述的现代医学的灵魂——以人为本。
没有以人为本的医疗，中国从严格意义上说缺乏现代医疗，走上了与传统中
医学稍有区别的老路——区别在于疗效得到了提高，老路是医生还是一群混蛋。
混蛋医生的标志就在于见病不见人，认钱不认人。中国的医疗体系对人缺乏起码
的尊重。尽管医生们习惯于只对患者家属讲绝症晚期的病情，但许多教授一旦面
对众多实习生及下级医生高谈阔论时，毫不顾及患者及其家属的感受时，那种努
力就付之东去，更多的是让患者及家属动手找到了理由。许多时候教授们不会征
求患者的意见就让实习生参与诊疗，甚至强行患者按受医学实习观摩（比如比较
隐私的部位）。拥挤的医院诊室让大多数患者缺乏隐私保护，病人的医疗信息在
医院内几乎触手可及（比如候领的化验单），患者在医院内甚至会受到地勤人员
的叱喝。在我的印象中，医生护士偶而也会照顾患者的隐私与感受，但大多数时
候，医生的行为有两个目的，一是方便诊疗活动，二是医院与自已的利益。中国
现在的医生，即使有心做一个好医生，也未必知道如何做！
现在中国医生的处境只能说是凄惨的，因为一旦医疗事故发生，或者是没有
医疗事故，只要是医疗纠纷发生，他们在群众那里得不到一丝一毫的同情，围观
者还往往推波助澜，唯恐医生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前面提到的戴医生，在他死后
骂他该死的不知几多，据说在该事件报道的网站上80%的人都留言支持凶手。今
年3月20日，数百人聚集在武汉市第十一医院门口，支援一患者家属对医院误诊
的索赔要求(在业内人看来，该要求未必合理)。
民众对医生信心的丧失，也在医生那里得到了回应（下文摘自文学城2007年
6月3日的一篇报道）。
一位带着满腔热情开始工作的年轻住院医生，曾经在一篇小说中这样描写她
的困惑：
有一回大家在看报纸，记者煽情地写了一个故事：某个伟大的医生，在飞机
上碰到一个突发气胸的急症，于是灵机一动，就地取材，拿出水果刀，开了一孔，
用钢笔筒当引流。下面就是家属如何感激涕零之类。看得我心潮澎湃，不由得问
梁主治医：“梁老师，要是你在街上碰到一个喉头水肿或是气胸什么的病人，你
会怎么做？”
梁主治头也不抬：“关我什么事？！他家属送到医院来，我就处理。”
我无奈：“要是在荒郊野地里，送不到医院来，那怎么办？”
梁主治：“我又不会到荒郊野外去！”
我追问：“那万一呢！万一你就是在一个荒郊野外，没有别人，只有你，只
有你可能救他！你会救他吗？”
梁主治终于抬起了头：“这可不是你逞英雄的时候！你想过没有，你就能保
证救得了他？万一他病情加重死了，你该负什么责任啊？有病历记录吗？有人证
吗？你保证你是为了救人，人家会怎么想？”
一位美国医生在学会的报告中说，他一次遇到了拦路抢劫，一个高大魁梧的
人对着他亮出了武器，接着迟疑地打量着他，正在他为自已命运担忧的时候，那
人问他，“你是X医生吗？”，他说是的，那人马上羞愧地收起了武器，说，
“医生，很高兴见到您，对不起，我对您的冒犯，希望你没有受到惊吓。我很感
激您上次对我的医治！”这位年届退休的医生对他的同行说，每当你们在做要否
为穷人治病的时候，希望你们能想起我身上所发生的这一事情。
当我在撰写一篇关于美国贫穷救助医疗的文章的时候，我读到了这一个故事，
之后就陷于长久的默哀中，这个故事的中国版愈来愈象这个样子：
一位中国医生行走在一条黑暗荒晾的路上遇到了抢劫，一个高大魁梧的人对
着他亮出了武器，接着迟疑地打量着他，正当他为自己命运担忧的时候，那人问
他，“你是X医生吗？”，他说是的，那人马上眼露凶光……
中医假是假，吹也吹，但疗效的缺失让以之为生的人另辟捷径，那就是溶入
诊疗过程中的人文关怀，加之中医生健谈善侃，比之心理医生都不差，正好弥补
了中国心理医生缺乏的不足。另类医疗即使是在美国也没有衰败的迹象，而另类
医疗的卖点，就是这种关怀（认识到这一点这是我对另类医疗研究活动中的最大
收获）。换句话说，中药多半有假，但求医过程未必不是一种享受，药假也值了！
人，毕竟是有尊严的。大约这就是中医维护者们辞不达意一再强调的“整体观”。
病人是医生谋生的来源，医生是患者健康的保证，从未见过象现在的中国，
正逐渐变成生死冤家，可悲的是，冷水煮青蛙，都要到沸点了，国人尚不自知，
清醒清醒吧，还想成为世界强国……
会在列，虽然排在末位，也让我感到吃惊。中国的医生比护士还廉价，同等的学
历，护士的收入会比医生高出许多。对这种特廉价的产品，国人向来是不怎么尊
重的。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我医学院毕业在九十年代，现在风气也大约不变，
用比较粗俗的语言，那就是大家挤破了头也要钻进外科，现在医学院的学子们大
约不会听到老前辈感叹的了，想当年，我老人家是找了好几个关系才搞定内科的！
那时内外科没有收入上的差别，但外科太苦太累…
如果论当医生有的选择，我绝不当现在中国的医生，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
鲁迅在《父亲的病》开始时是这样的描述：
大约十多年前吧，Ｓ城中曾经盛传过一个名医的故事：——
他出诊原来是一元四角，特拔十元，深夜加倍，出城又加倍。有一夜，一家
城外人家的闺女生急病，来请他了，因为他其时已经阔得不耐烦，便非一百元不
去。 他们只得都依他。待去时，却只是草草地一看，说道“不要紧的”，开一
张方，拿了一百元就走。那病家似乎很有钱，第二天又来请了。他一到门，只见
主人笑面承 迎，道，“昨晚服了先生的药，好得多了，所以再请你来复诊一
回。”仍旧引到房里，老妈子便将病人的手拉出帐外来。他一按，冷冰冰的，也
没有脉，于是点点头 道，“唔，这病我明白了。”从从容容走到桌前，取了药
方纸，提笔写道：——
“凭票付英洋壹百元正。”下面是署名，画押。
“先生，这病看来很不轻了，用药怕还得重一点罢。”主人在背后说。
“可以，”他说。于是另开了一张方：——
“凭票付英洋贰百元正。”下面仍是署名，画押。
这样，主人就收了药方，很客气地送他出来了。
几十年后这位名医的同行就没有那么幸运的了。先说那一元四角的诊费，要
找到其比价十分不易（有这方面资料的请帮忙），按当时的兑换价与美元大约是
1:1 的，而美元从1896年（鲁迅父亲逝世年）到2006年涨了23.7倍，也就是说，
这位名医出诊要收相当于2006年的32美元。这位医生的收费标准大概要与现在的
美国医生持平。这位名医出诊收了2006年的2273美元的诊费，病人却死了，最终
退回诊费又赔了2273美元了事。我父亲当年因救人性命而大收义子义女的时代
（80年代初），我依稀记得他的诊费是0.1 或是0.15元人民币，出诊很远也只是
那么多钱，当然中西医结合可以多写一张处方，也算变相地加了一倍。现在他成
了名老中西结合医生，诊费也就两元人民币。要是父亲的医疗事故只是赔一倍的
诊费，我相信他做梦都会笑得特别香甜。
文革的武斗大约也改变了中国人的基因，暴力倾向猛增。现在的医生，实在
太可怜了。2005年8月12日，福建中医学院的戴春福（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在
医院坐诊时被他以前的患者杀害。在这之前，2003年8月25日，武汉市汉口区同
济来福康门诊部，患者杨克爽持刀连杀6名医务人员后自杀死亡，其中副主任医
师梅某和另一余姓医生死亡。同年7月7日，河北省任县县医院内科主任徐春平医
师被任县司法局局长耿玉海等人打死。今年的6月13日，新乡市第二人民医院代
文红医生被五年前的患者连捅11刀而死亡。
除开这些死亡的医生，2001年4月17日，病人何海军将四川华西医大附属第
一医院曾为其作鼻息肉手术的医生王恺砍了13刀，致重度残疾。2001年7月25日，
一位患者的家属攻击北京协和医院脑外科医生王任直教授致重度残疾。2002年5
月11日，湖南衡阳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值班医生袁小平被患者的亲友攻击，被逼
抱着死亡幼儿游街示众，长达数小时，袁医生被重伤。2003年7月24日患者金道
礼在凤阳第一人民医院因麻醉意外死亡，患者家属将麻醉医生进行殴打后强迫他
在死者面前默立了整整8 个小时，第二天，死者的家属纠集了100多人打伤致少4
名医生，其中曹凤光医生重伤。
更多的攻击医务人员的事件，我已用不着一一例举了，相信常阅报刊网络的
人已经是非常熟悉的了。中国人向来平和，恐怖活动听来是很遥远的事，但2001
年11月14日一位患有视网膜脱落的病人包季厚居然用肉弹将重庆市第三民医院给
炸了，炸死5人，伤35人，其中6人伤势严重，据说这是世界上首起、也是惟一的
一起成功的针对医院的恐怖事件。同年12月26日，郑州康复中心医院也几乎受到
患者炸弹攻击，但幸而未遂。
医生的可怜还不仅仅只是受到患者及其亲友的攻击，一位心血管内科医生于
2004年底向《光明日报》投稿公开辞职，因为他揭发同行内幕，不良行为，为患
者作想的做法让他门庭若市而同行收益大减，他先后受到各种人生威胁，曾于
1999年受同行攻击而致身体残疾。
医生面对日益增加的人身威胁缺乏应对举措。2006年曾有报道河南三门峡市
某家医院医务人员集体练武以抗拒患者及其亲友的暴力行为。想来其场面何其壮
观，也算回到了华陀他老人家创五禽戏言行合一的正道，只是无论如何让人有啼
笑皆非的感觉。
2004年成都有一个特别的坐谈会，几十家医院的院长（来自四川各大城市）
相聚讨论因应针对医生的暴力，很明显，坐谈会没有讨论出任何有建设性的因应
手段。当地的报纸建议四川的医生雇保镖保护着上班。不少医院的领导人都表示
针对医务人员的暴力行为年发生率到十多次甚至二十多次。
用中文搜索针对医生的暴力行为（比如“打医生”），无论是哪一个引擎，
你会得到一连串惊人的消息，来自中国大陆的大江南北，上至医学院校附院，下
至各种卫生所，大多要见血，伤残及至死亡都很常见。如果你用英文搜索，你也
会得到很多结果，但几乎找不出相关条目，更多的是医生在这类事件中的作用。
中国的危机到了医生与患者拳脚相加，甚至于各自要为下一场打斗而勤苦练
武准备之际，我们尚不加以认知，中国真的要象某些报道上说的那样，直到二十
年后中国再也找不到象样的医生才悔误吗？国外也有针对医生的暴力行为，基本
上发生于两种情行，一是当事人酒醉难醒，二是患者本身有精神疾患，这些暴力
行为大多为医生所原谅。中国的医生与患者及其家属看来结的是血仇，很多时候
闹得同归于尽！
中国的医生可怜到了极点，不是因为他们被“欺负”到这般地步，而是因为
在目下的中国，已经不太容易找到好医生了，那位因受同行拳脚而致伤残的医生
已经为我们埋下了这一注角，他是属于不该打的那一类，反而受到同行攻击。如
果我们回放到以前讨论的其它案例，那些受“迫害”的医生也许并不那么纯洁，
我相信那些患者及其家属未必就是丧心病狂的人，他们中的许多还多半是懂得知
恩图报的人。
我也曾是一个受到患者攻击的医生。当时患者是在手术后，他来自农村，尽
管他强烈相求不住重症监护室，但主管医生还是让他留在了重症监护室内，因此
他每日要多付出很多的住院费用，显然这激怒了他，在一天夜里他突然攻击医务
人员，他手持输液架（铁的，真打的话，要人命的），我时逢值班，急忙操起了
椅子防守，在其他人员逃了后我才撤退（实情如此，不是自夸英雄）。在我与患
者对峙过程中，我注意到他对他的武器有着非常良好的控制，要是他真的发动突
然龚击，我们会有重伤的，另外的医生在他追击我们的过程中轻而易举地从后面
制住了他，其后他根本就没有反抗。他在此后装做精神异常过关，而我与他的主
管医生大吵了一通。我从来就没有认为这位患者是错的，他聪明地达到了他的目
的，尽管他给了我很大惊骇，我反而一直对他充满歉疚。
我并不对我所列举的案例都了解细节，但起码以湖南的袁医生为例，居然会
叫患者家属到其它科室去借温度计，他居然会没有温度计，实在是不可思议。说
白了，就是讨打类型的。
中国医生的恶劣，是他们外国的同行难以想象的。时值我在一次实习值班的
时候来了一位胆管结石的病人。对实习生来说，没有比这更为兴奋的了，但显然
值班的医生并不这样看。他是一位资深的医生，已经是该科的主任了。我们顺利
地把病人送上了手术台，在我们的闲聊过程中，患者想来是插了胃管非常难受，
他动手把胃管拔出来了！主任勃然大怒，在粗口大骂声中，他跳到了患者身旁，
两计响亮的耳光后，他动作出奇地快，非常粗暴地又把胃管给病人插进去了！他
是我看到的插胃管迄今为止最快的人！
当然那位主任是没法跟河南省新郑市的外科主任刘书君医生相比的。2003年
11月17日，他在院长的授意下，领着三个人把一位因车祸受伤而失忆的人丢到了
荒野，后者伤病加重，很快死亡。前不久报导的数位医生摘取活人器官只是中国
医生道德沦丧的又一佐证，他们缺乏西医鼻祖希波克拉底用其经典的希氏誓言所
描述的现代医学的灵魂——以人为本。
没有以人为本的医疗，中国从严格意义上说缺乏现代医疗，走上了与传统中
医学稍有区别的老路——区别在于疗效得到了提高，老路是医生还是一群混蛋。
混蛋医生的标志就在于见病不见人，认钱不认人。中国的医疗体系对人缺乏起码
的尊重。尽管医生们习惯于只对患者家属讲绝症晚期的病情，但许多教授一旦面
对众多实习生及下级医生高谈阔论时，毫不顾及患者及其家属的感受时，那种努
力就付之东去，更多的是让患者及家属动手找到了理由。许多时候教授们不会征
求患者的意见就让实习生参与诊疗，甚至强行患者按受医学实习观摩（比如比较
隐私的部位）。拥挤的医院诊室让大多数患者缺乏隐私保护，病人的医疗信息在
医院内几乎触手可及（比如候领的化验单），患者在医院内甚至会受到地勤人员
的叱喝。在我的印象中，医生护士偶而也会照顾患者的隐私与感受，但大多数时
候，医生的行为有两个目的，一是方便诊疗活动，二是医院与自已的利益。中国
现在的医生，即使有心做一个好医生，也未必知道如何做！
现在中国医生的处境只能说是凄惨的，因为一旦医疗事故发生，或者是没有
医疗事故，只要是医疗纠纷发生，他们在群众那里得不到一丝一毫的同情，围观
者还往往推波助澜，唯恐医生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前面提到的戴医生，在他死后
骂他该死的不知几多，据说在该事件报道的网站上80%的人都留言支持凶手。今
年3月20日，数百人聚集在武汉市第十一医院门口，支援一患者家属对医院误诊
的索赔要求(在业内人看来，该要求未必合理)。
民众对医生信心的丧失，也在医生那里得到了回应（下文摘自文学城2007年
6月3日的一篇报道）。
一位带着满腔热情开始工作的年轻住院医生，曾经在一篇小说中这样描写她
的困惑：
有一回大家在看报纸，记者煽情地写了一个故事：某个伟大的医生，在飞机
上碰到一个突发气胸的急症，于是灵机一动，就地取材，拿出水果刀，开了一孔，
用钢笔筒当引流。下面就是家属如何感激涕零之类。看得我心潮澎湃，不由得问
梁主治医：“梁老师，要是你在街上碰到一个喉头水肿或是气胸什么的病人，你
会怎么做？”
梁主治头也不抬：“关我什么事？！他家属送到医院来，我就处理。”
我无奈：“要是在荒郊野地里，送不到医院来，那怎么办？”
梁主治：“我又不会到荒郊野外去！”
我追问：“那万一呢！万一你就是在一个荒郊野外，没有别人，只有你，只
有你可能救他！你会救他吗？”
梁主治终于抬起了头：“这可不是你逞英雄的时候！你想过没有，你就能保
证救得了他？万一他病情加重死了，你该负什么责任啊？有病历记录吗？有人证
吗？你保证你是为了救人，人家会怎么想？”
一位美国医生在学会的报告中说，他一次遇到了拦路抢劫，一个高大魁梧的
人对着他亮出了武器，接着迟疑地打量着他，正在他为自已命运担忧的时候，那
人问他，“你是X医生吗？”，他说是的，那人马上羞愧地收起了武器，说，
“医生，很高兴见到您，对不起，我对您的冒犯，希望你没有受到惊吓。我很感
激您上次对我的医治！”这位年届退休的医生对他的同行说，每当你们在做要否
为穷人治病的时候，希望你们能想起我身上所发生的这一事情。
当我在撰写一篇关于美国贫穷救助医疗的文章的时候，我读到了这一个故事，
之后就陷于长久的默哀中，这个故事的中国版愈来愈象这个样子：
一位中国医生行走在一条黑暗荒晾的路上遇到了抢劫，一个高大魁梧的人对
着他亮出了武器，接着迟疑地打量着他，正当他为自己命运担忧的时候，那人问
他，“你是X医生吗？”，他说是的，那人马上眼露凶光……
中医假是假，吹也吹，但疗效的缺失让以之为生的人另辟捷径，那就是溶入
诊疗过程中的人文关怀，加之中医生健谈善侃，比之心理医生都不差，正好弥补
了中国心理医生缺乏的不足。另类医疗即使是在美国也没有衰败的迹象，而另类
医疗的卖点，就是这种关怀（认识到这一点这是我对另类医疗研究活动中的最大
收获）。换句话说，中药多半有假，但求医过程未必不是一种享受，药假也值了！
人，毕竟是有尊严的。大约这就是中医维护者们辞不达意一再强调的“整体观”。
病人是医生谋生的来源，医生是患者健康的保证，从未见过象现在的中国，
正逐渐变成生死冤家，可悲的是，冷水煮青蛙，都要到沸点了，国人尚不自知，
清醒清醒吧，还想成为世界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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